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立不久的共和国就多次动用宝贵的外汇储备从香港回购文物，充分反映出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和以郑振铎为首的文博事业领导者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但这一轮文物回购究竟是如何开始的，又如何结束，这一过程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风波与故事，多年以来，并无确切的记载和叙说。
虽然尽快搜购散佚文物一事，在共和国尚未正式成立之前，就为有识之士所在意，如《阿英日记》1949年5月27日就记载：“与振铎同志谈散佚文物事，拟成立组织董理之。请彼拟计划，俟回平时，找周副主席研究。”（转引自《郑振铎年谱》，陈福康著，三晋出版社，2008年，696页）事实上，郑振铎自己也曾在沦陷时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在给蒋复璁的信中，他谈到文献同志保存会的工作时说：“我辈若不急起直追，收拾残余，则将来研究国史朝章者，必有远适海外留学之一日，此实我民族之奇耻大辱也！其重要似尤在丧一城、失一地以上。”（转引自陈福康《书生报国：徐森玉和郑振铎抗战期间抢救珍贵图书的隐秘活动》，《上海史学名家印象记》，上海市历史学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8-18页）
然而，此事具体于何时正式启动，从何处启动，以何类文物为主，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并没有什么计划。因此之故，在我看来，五十年代这次香港文物回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不过是机缘巧合、误打误撞罢了。
这次收购，是从著名的二希回购开始的，具体情形可参拙文《二希回购史事钩沉》（即刊于中华书局《掌故》第四辑，“二希”指的是清内府“三希堂”原藏的东晋王献之《中秋帖》与王珣《伯远帖》两种名迹），此不赘。二希的顺利回购，极大地鼓舞了国内回收流失文物的信心。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曾对友人刘哲民说：“‘二希’已由政府收购。这是一个好消息。伯郊兄已有信来，详告此事。凡是‘国宝’，我们都是要争取的。”（《郑振铎书简》，86页）这里提到的伯郊即徐伯郊，徐森玉之子，也是五十年代文物回购的负责人，当时定居香港。
自此，香港文物回购行动即正式启动了。
回购行动的开始及方向
虽然因二希的成功回购，坚定了大家继续进行此项工作的决心。但接下来到底如何操作，从何入手，当时可能还并没有一个通盘的计划。而正在此时，传来了张大千打算出售自己所藏的消息。1952年2月14日，郑振铎在给上海文管委副主任徐森玉先生的信中说到（原函藏上海博物馆）：
先生奔走沪穗，为人民得到了“二希”，诚旷古之盛举也。香港方面，名绘法书尚多，当徐徐图之。闻张大千曾登报欲售去“潇湘”，与伯郊兄商酌，拟请其即日赴港，办理此事。若能与顾闳中一卷倂得之，则“五代宋初”之画，可得而论之矣。
1952年2月14日郑振铎致徐森玉函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次收购张大千所藏的董源《潇湘图》及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也是个偶然事件。因为大千需钱款去南美开荒而出售藏品，并非政府事先规划所及。且大千所藏这两幅旧迹，本意是要出售至北美，只是因为美方不予善价（陈传席《张大千卖画报国内幕》，《陈传席文集》第四卷，河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1176-1179页），又有友人代大陆说项（朱省斋《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的故事》，《艺苑谈往》，香港上海书局，1964年，141-151页），这才转售大陆的。但正是由此开始，香港文物回购走上了常规化的道路。
张大千曾被台北故宫前副院长李霖灿誉为“十项全能”的大师（李霖灿《怀念张大千先生》，《张大千学术论文集?九十纪念学术研讨会》，“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1988年，69页；此条承友人万君超先生检示，特此致谢），而
收藏
就是他最重要的“十项”之一。正是出于这个缘故，在董、顾两幅之后，大陆又陆续从大千这里收购了一些他的珍藏。不仅如此，西谛还向徐伯郊提议：“回港后，请和张大千多联系。凡在美国的名画，还有在日本的，最好通过他的关系能够弄回来。这是一件大事。盼他能够努力一下也。”（1952年8月25日函，《为国家保存文化：郑振铎抢救珍稀文献书信日记辑录》，陈福康整理，中华书局，2016年，280页）可见，这次回购之初，张大千其实是个关键人物。
但众所周知，大千不仅画艺高超，作伪水准更是出类拔萃，他售予大陆的藏品，也是鱼龙混杂、真伪难辨。因此，西谛也曾反复提醒伯郊，强调要小心谨慎，如1952年8月25日云：“《盘古图》要仔细研究。怕是出于张大千之手，千万要小心。”12月23日函中说：“张大千的王蒙《林泉清集》，靠不住，万不可要！最好仍要他的《修竹远山》。千万！千万！或换一件别的画亦可。”12月26日函中又强调说：“张大千的王蒙《林泉清集》，不能要。原来说好是《修竹远山》的。我们不能收下伪品。必须弄到《修竹远山》。请千万竭力交涉为荷。”（《为国家保存文化》，279页、281页、284页）
也正是因为收购大千藏品存在这种风险，双方的合作很快就告一段落。当然，这也是因为在这一阶段的收购过程中，西谛发现香港市场上存在着更为广泛且精美的货源。
与大千的交易，之后虽然仍有进行，如1956年1月26日徐伯郊致王毅函中所言：“方方壶轴，已由张大千带来，并已交中行带穗中，大约日内可到”，但较诸回购开端，已经明显不是重点。事实上，徐伯郊一直在试图挽回与张大千的交易，直到1958年3月24日致王毅函中，他还在建议：
张大千已由东京回南美巴西。张氏本有糖尿症，半年前影响眼部，不能作细笔画，闻近已渐好。其
收藏
尚未售出，拟与之合谈一批，成功之望，较为易办。郊意先谈：1、赵氏《三马图》、2、黄山谷《廉蔺卷》、3、黄山谷《张大同卷》、4、鲜于枢《石鼓歌》、5、王诜《西塞渔社图》等，不知以为然否？”同年的8月18日，再次建议到：“我以为张大千所藏之物，有重新考虑的必要。（以上所引诸函，皆为香港陆海天所藏原函影印件，下文未出注者，都出自同一批影印件）
在现存西谛文献中，有一件作于9月6日但未曾系年的致徐伯郊函附件，云：
（一）以收购‘古画’为主，古画中以收购‘宋元人’画为主。（二）碑帖，法书（字），暂时不收购。（三）铜器、
玉器
、雕刻、漆器等，收其精美而价廉者。振铎。6/9。（《为国家保存文化》，296页）
西谛又在1953年3月27日致伯郊函中说：
我们的收购重点，还是古画（明以前）与善本书，因其易于流散也。至于古器物，像铜、瓷、玉器等，除非十分重要的，均可暂时不收。一年半载，也不能收得尽。（《为国家保存文化》，287页）
再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可以大概知道，当时回购的重点，其实就是主要以伪满失败之后从小白楼中流散出来的那一批“东北货”为代表的清宫旧藏。1952年7月30日，西谛作《中秘日录四卷跋》，其中说到：“是书为近人袁励准撰，未刊传于世。邵铭生君从手稿录出。予方从事于搜集溥仪携出故宫之书画，得此足资稽考。”（《西谛书跋》，郑振铎撰，吴晓玲整理，文物出版社，1998年，107页）这一段话，正是郑振铎当时从香港回购文物主要着眼点的最好注脚。
至于收购的具体对象，在徐伯郊与郑振铎、王毅等人的往来函件中也多有涉及，除了之前所说的张大千外，还有王季迁、周游、王文伯、王南屏、谭敬、余协中等，这些人的
收藏
，都与东北货、琉璃厂关系异常密切。
另外，当时特别点名要求回购的，还有陈澄中的荀斋藏书（具体参拙文《徐伯郊是怎么从香港抢救文物的》，《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7年9月14日）、徐伯郊自己的藏书（这个问题，将撰专文详细说明）以及陈仁涛所藏的
钱币
。但这三宗，都是专项收购，与其他书画的收购，似乎并不相同。
除此之外，就是些零星杂项了。比如胡惠春所藏的康熙黑瓷。1952年12月29日伯郊致西谛函中云：“惠春的康熙黑地五彩盘，一定请他让出。找出六张照片，今附上。这四件成为一组，是一齐买进的。”
又如英国所购彩色照相玻璃片。1955年7月2日伯郊致王毅函：“彩色照相玻璃片共大小八木箱，早已运到。本来预备与陈书同运穗，后与沈先生一再商量，认为不妥。现决定托中国旅行社用船运广州，不日即可起运，这是一个很安全的办法。”
甚至还有一些国外新出的图书。1955年7月12日伯郊致王毅函：“代购《小屯》下编一册及ShermanE。Lee‘ChineseLandscapePainting’（《中国
山水画
集》）此书所藏之画，太半是何斯泰在这四五年内由香港买去的，现在全在美国各博物馆及私人手上，这是最新的材料。以上两书，另包寄上。”
文物收购小组的成立
香港文物回购之初，在中央是由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直接掌控。大概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具体的联络工作便交由文物局的干部王毅负责。而在香港方面，则实际上只有徐伯郊一人在具体运作。在每次的回购过程中，伯郊虽然会得到其他相关人士如胡惠春等人的帮助，但毕竟势单力孤，难免会有顾此失彼之处。而当时在港机构中，最为可靠者，非中国银行莫属。因此之故，无论是互通消息还是暂存、运送已购文物，伯郊经常会需要中国银行的帮助，如1952年2月19日西谛致伯郊函中说到：“最好还是托中国银行沈经理等可靠之人，带穗付邮，或托朱市长寄来。千万要常通信。”（《为国家保存文化》，286页）
这里的沈经理，指的是中行香港分行的副经理沈镛。因为屡屡合作，伯郊对沈镛也非常信任，在1953年1月3日伯郊致西谛函中曾说：
关于收购之张大千画四件，已与朱市长商定，将款汇与香港中国银行沈镛先生（沈对于我们的工作很了解，上次收购二希时，他帮了不少忙，并与惠春相识）转交惠春，并收回画三件（《林泉清集》暂存惠春处），由香港中国银行带穗。这个办法非常妥当，望放心。
尤其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以来，像这样动辄牵扯巨款出入而又毫无监控的回购工作，仅由徐伯郊这样一位党外人士来独立运作，显然不再合适。有鉴于此，早在1952年2月19日，伯郊父森玉先生就致函（原函藏上海博物館）与他，诫其须时时警惕——
伯郊悉：
前寄三信谅收到。昨沈仲章交来漆匣一具，云是汝者，暂存我处。汝所办之事如何？一切须十分小心。此间谢、刘均成贪污犯。赵斐云来信，渠被检举，甚严重。但不知郑、王如常否？南北隔绝，无从探听也。为公家办事，浪费、贪污均宜切戒，宜时时自警惕。接此信后，务望寄我一信，俾我放心。此询近好。父森玉手泐。二月十九日……速写回信寄我。潘氏收条已寄还否？至念！
1952年2月19日徐森玉致伯郊函
而随着文物回购工作的一步步展开，文物局方面也开始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1952年12月26日西谛在给伯郊函中说到：
前日由朱市长转上一信，想已收到。因为有许多事正在商议、决定阶段，所以希望你能够在穗稍留，等候决定。如果那四件画非你回港不能取回，则请你和朱市长面商。否则，最好由你打电话或致函经手人，将那四件画送交朱市长指定之中国银行某人，交件取款。不知你的意见如何？（《为国家保存文化》，283页）
虽然信中并没有明说是出于什么原因，让伯郊留在广州，但结合当时国内的局势与后来采取的措施来看，很有可能从这个时候起，文物局方面开始考虑回购文物时候的程序与流程问题。
到了1953年3月底时，文物局终于有了一个初步方案，3月27日西谛在给伯郊的信中说：
伯郊先生：迭接数函，因月来极忙，未即覆为歉！预算尚未批下，但不是“钱”的问题，乃是办法和手续的问题。例如，如何在港组织一个小组，来主持收购，如何把已购之物带穗，等等。这些问题，正在与有关方面商谈中。（《为国家保存文化》，287页）
既然明确了大致方向，那具体的方案很快就出炉了。1953年4月8日西谛通知伯郊：
收购事，拟成立小组，由兄负责接洽、
鉴定
并议价事，由中国银行沈经理及温康兰二位负责付款等事；由你们三人成立一个小组，如此可省责任过重也。温康兰同志处，已由廖承志同志通知他。沈经理处，最好由朱副市长通知一下。温康兰同志如何和你接洽，可先和广州的华南统战部长饶彰枫同志联系。（《为国家保存文化》，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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