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雅睿 韩家慧
近期，泰州市委书记蓝绍敏向媒体透露，3月末或4月初，泰州市将公布专为庸政、懒政、怠政官员设立的第一批“蜗牛奖”获奖名单。一时间，“蜗牛奖”占领舆论风口。对“蜗牛奖”的设立是否有益且必要，也引起公众热议。
在反腐的重锤之下，“为官乱为”的现象少了，“为官不为”的现象却多了。许多官员持有“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自保心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成为一些官员的工作准则。在2015年召开的国务院第三次廉政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就指出?“对不敢抓、不敢管，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干部，坚决采取组织措施，为官不为的典型要公开曝光。”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要坚决整肃庸政懒政怠政行为，决不允许占着位子不干事。?
此种情形下，“蜗牛奖”应运而生。借蜗牛胆小缓慢的习性，惩戒获奖官员的“不作为、不敢为、慢作为”，旨在倒逼各项工作高质量高效率、快推快进到位。如果给“蜗牛型”官员起一个别名，那当下网红树懒恐怕再合适不过。电影里树懒以其反应慢萌翻大众，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当你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办个签证却要花上一年时，估计就只剩抓狂捶地的份儿了。
“蜗牛奖”的设立是为消除官员“不作为”现象的新尝试，是地方政府治理手段的一次创新，是充分调动民众参政积极性、彰显坚定治理决心的表现。这种创新治理手段的意识与肃清官员“不作为”现象的决心是需要的，也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治理官员庸政懒政怠政，仅有“蜗牛奖”远远不够。
“蜗牛奖”的设立虽对官员有激励作用，但也存在不容小觑的隐患。诸如土地闲置、项目拖延、棚改迟滞等一些庸政懒政不作为问题，并非均可短时有效解决，不免有官员为保面子躲避“蜗牛奖”，而只追求表面效率，注重数量而忽略质量，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与“蜗牛奖”设立的初衷背道而驰。
应看到，对于整肃庸政懒政怠政行为，杜绝“不作为、慢作为”等现象，仅靠“蜗牛奖”这般创新的辅助治理措施是不够的，建立科学完善的督查问责机制、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方是长久之计。唯有将二者相结合，才能使官员更为民，百姓更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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