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自己招祸的一次演讲
据现在得知的情况，消灭布哈林的这场戏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而且是在他的监督之下，由叶若夫早在1935年就安排好了。布哈林仍旧担任《消息报》的主编、科学院院士，他在宪法委员会里专心致志地草拟着未来的斯大林宪法的法律部分，同时撰写各种文章。他不久前才成了家，夫妻间情深意笃。他有许许多多打算。1936年2月，斯大林忽然派遣布哈林出国，率领一个代表团去购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档案。档案的交易没有谈成，因为斯大林不愿意多出钱，而档案的所有者又不肯降价。代表团两手空空地回去了。布哈林在柏林购买了希特勒的理论家们的许多著作，因为他认识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性极其巨大而且包罗万象，正准备就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写一本很有分量的书。1936年4月3日，布哈林在巴黎做了一个报告“当代文化的基本问题”（由安德列·马尔罗帮他译成法文）。他将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人和文化的观点作了比较和分析，坚决驳斥了尼·亚·别尔嘉耶夫将两种极权制度混为一谈的说法。按他的说法，“苏联的等级制度并没有脱离群众”，而是“创造了新人——创造者”。不过我们今天重读布哈林当年关于极权国家、领袖和无个性的群众的见解时，依然禁不住会有这种想法：那也许含沙射影地借题发挥。
突然遭到控诉
布哈林娜在1936年4月奉命去巴黎同丈夫会合。她把丈夫的这次出国称作“奸计”，但是她在回忆自己当时的印象时写道，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根本没有想到他这次出国是按阴险的目的而安排的”，不仅如此，她还指出，“直到1936年8月以前，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都不曾预见到自己的死亡”。看来，布哈林那种优良的性格也在这里发挥了作用：在分别了两个月之后，又见到自己心爱的、即将分娩的年轻妻子，于是种种难以忍受的念头又被他抛到一边去了。而在这之前不久，他曾经同安德列·马尔罗游览过巴黎，马尔罗永远不会忘记被掘开了的奥台翁广场和放在埋管沟边上的下水管，还有布哈林若有所思的一句话：“现在他要搞掉我了。”
1936年5月初，布哈林的儿子尤里在莫斯科出生，8月初，布哈林去高原度假。8月21日，检察院宣布对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一案开始调查（他们被控叛国、从事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布哈林从高原下来，在一些报纸上读到托姆斯基自杀的消息。他的心情极其恶劣。他飞回莫斯科之后，曾经试图同斯大林取得联系，可是没有成功（他得到的回答是斯大林在索契）；在同索柯里尼柯夫对质时，布哈林亲身见证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指望从自己的“下属”那里搞到什么东西。他脱口而出地问道：“格里沙！你是不是疯了，所以无须为自己的话承担责任？”索柯里尼柯夫回答说：“不，我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你很快也将为自己的话而负责。”
没逃过被捕的命运
9月10日，报纸报道了布哈林和李可夫一案停止侦查，11月7日，布哈林两个月来第一次走出自己在克里姆林宫的住宅，拿着一张请柬走上了红场。斯大林看见他了，派了一名哨兵来请他到列宁墓上的检阅台上去。12月的中央全会上，迫不及待的叶若夫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犯下了种种死罪，但斯大林在结束这场可怕的“争论”时一锤定音，对指控是否证据确凿表示怀疑，提出不急于做结论，而是继续调查。1937年1月，在有斯大林及其政治局出席的情况下，安排了布哈林同索斯诺夫斯基、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的对质。所有已被逮捕的人都为这次对质而受过“专门的”训练——不久就开始了对“托洛茨基反苏中心”（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皮达可夫等共计17人）的审讯，审讯中被告全都供认不讳，一星期后就被枪决了。布哈林有时想到自杀，有时又写信，声明自己无罪。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开幕之前，布哈林宣布了绝食。但全会因奥尔忠尼启则的自杀而推迟了，当布哈林出席全会时，他已经虚弱得站立不稳了（他绝食已经是第七天了）。在莫洛托夫作骇人听闻的发言时，布哈林喊道：“我不是季诺维也夫，也不是加米涅夫！我不会诽谤自己的！”斯大林答道：“我们把你抓起来，你就会承认了。”2月27日是全会的最后一天，布哈林和李可夫被捕了。
他用生命捍卫思想
在监狱里，起初对布哈林还算是客气的，他还有可能写作。在布哈林1938年1月写给妻子，而后者过了几乎55年才收到的信里，布哈林列出了他在狱中写成的三部手稿，而且进一步说：“还有另一本书（《资本主义文化的危机和社会主义》），其头一半我还是在家里写成的。你设法把它找来：它不在我这里——如果丢了，那太可惜了。”1937年6月，布哈林在起诉书上签了字。他是迫于叶若夫和伏罗希洛夫的强大压力才签的字。布哈林这时明白了，如果自己不认罪，他的妻子和婴儿可能会被杀害。布哈林签字之后，重新得到了纸张和书籍，于是他着手实现他的主要计划——《辩证法概论》。布哈林很看重这部作品。1937年12月10日，他又一次给斯大林写信声明自己是无辜的，虽然他已经在起诉书上签了字；他表示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大事业需要他这样做。布哈林明白，在开庭审判之前不会让他死去，所以在这封信里只提出一个请求：允许他同妻子告别，而在开庭之后，允许他服毒自尽。一个现代的研究人员就《辩证法概论》的发表写了一篇很有内容的文章，其中说：“这是名副其实的狱中哲学笔记，由一个即使身陷于马克思主义者们创立的囚室之中，却依然忠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聪明人兼哲学家写成。”
充满孩子气的布哈林
1937年11月12日，即结束《辩证法概论》之后过了几天，布哈林动手写自传体长篇小说《时代》。这本书不曾写完。只讲到莫斯科中学的低年级为止，再往下应当讲在莫斯科中学生的社会民主同盟中开始工作，然后是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布哈林在狱中开始写第二本大部头著作时，当然很清楚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他讲述童年时代时，描写细节的分寸使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并不打算写一部供消遣浏览的个人经历的回忆录。这本书无疑只打算讲述童年和少年时代，充其量也只是讲到参加革命为止。也许在这里应当回想一下另一位著名的人物——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少年时代客观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小康之家、杰出的才智、强烈的求知欲、很早就开始的革命工作的经验，然而布哈林的童年世界像他在《时代》一书中展示的那样，是活生生的、色彩斑斓的大自然的世界——青草、鲜花、树木、飞禽、昆虫、走兽，——这个世界和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中记录下来的压抑、不自在的童年世界是很不相同的。所有谈到过布哈林的为人的人都指出在他身上保留着童稚的特点。托洛茨基曾说：“布哈林的性格里有一股孩子气。”1927年，为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俄罗斯格拉纳特百科辞典研究所着手准备出一本苏联知名人士的自传集，有好几百人简略地叙述了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布哈林是用了自传的一半篇幅讲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唯一的人。
最终他还是被愚弄了
为了强调《时代》并不单纯是一部自传，而是一部长篇小说，布哈林在书里增添了政论性的章节。这些章节仿佛提高了讲述的层次，扩大了叙述的范围。小说写得很快，而且干净整洁。1938年1月15日，布哈林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在将会转交给她的手稿中（这是他同侦查机关达成交易的条件之一），“有这部长篇小说的头七章”。看来，他认为已经没有时间继续写下去了（第七章是手稿中唯一在末尾处写了“完”字的一章）。布哈林听从了命运的安排，在他最后几封信里，他只是请求给他一杯毒药。他明白，他在法庭上扮演完要求他扮演的角色之前，刽子手们是不会让他死去的，所以他请求在判决宣布之后服毒：“我衷心地恳求让我在狱中服毒来代替枪决（给我一些吗啡，让我长眠不醒）。这一点对我来说极端重要，我不知道应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恳求给予这种宽大待遇。其实，这样做在政治上不会有任何不妥，谁也不会知道。无论如何请允许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最后几秒钟。”这是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的。在审讯过程中给侦查员的信里也是这样说的：“我不会垂头丧气。可是请您别忘了那杯药。您答应过我的，所以我非常希望您不会欺骗我：欺骗我对您没有一点好处。而对我来说，这却是很重要的。我对这种结局已经做好了精神准备。而审讯中的不断升温使我更能够疲倦而平静地看待猝然终断生命的这种结局。我信任您，相信您会实现我的这项请求，我请您不要给我带来不必要的巨大懊恼，也不要使我为自己坚定而深刻的信任而感到失望。”可是他仍然受了欺骗。在法庭上，布哈林接受了总的指控，但是机智而又坚定地否认了全部具体的指控。1938年3月14日深夜，布哈林被枪决了。（本报有删节）
弗列津斯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