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零林
此前一段时间，医院“号贩子”成了人神共愤的公敌。
不管是医生、医院、警察，还是公安局、卫计委等政府机构，都说“号贩子”难治，就像野草一样，抓一批马上又长出一茬。
也难怪，抓了也没什么用，顶多罚点款，最高拘留15天，哪儿能灭“号贩子”的威风呢？人家即使被抓走，也会大义凛然：
15天后，又是一条“好贩子”！
历史从不孤单，患者与“号贩子”斗争的历史，俨然是另一段医疗矛盾的血泪史。
当然，“号贩子”不是某一天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他们的成长与蜕变过程，说来话长。
在“号贩子”们的技能不断演变的历史长河中，仅看国社——新华社的记录，就已经有整整20年。这里就和大家一起看看，新华社记者记录的“号贩子”大军，是如何在20年里不断“进化升级”的。
1996年7月20日，新华社记者写了一则《采访札记：挂号难，难在何处？》，是笔者看到的国社第一篇直接写“号贩子”群体的报道，文中写道：
挂号难为号贩子提供了生存的土壤……一张价格１０元的专家号被号贩子高价倒卖到１００多元，甚至更高。北京同仁医院一位深夜３时就来排队挂号的患者发现，他前面排队者不到１０人，但他却挂到３０多号。公安机关和医院曾几次联合行动，但他们抓到号贩子罚款教育之后只得放走。因为目前法律上，倒卖火车票、足球票等已被认定是违法，然而在倒卖医院票号方面，法律上还没有明确规定。同仁医院眼科一位护士对记者说：“前不久在挂号处遇到一个刚放出来的号贩子，他得意洋洋地说，‘我又回来了！’”
20年前，新华社记者就发现了“倒卖医院票号方面，法律上还没有明确规定”。20年后的今天，法律算是有了进步，却只有一小步，“少量罚款+最高15天拘留”的处罚，根本起不到震慑“号贩子”作用，在丰厚的报酬面前，顶多是挠挠痒。
此后4年，新华社记者们似乎把“号贩子”们给忽略了，然而这个群体却快速繁殖。
2000年8月17日，新华社记者又写了一篇报道《长夜不眠为求医》，对于上海一些医院的“号贩子”有所记录，描述显得颇为神秘：
凌晨４点，家住老西门的张先生赶到仁济医院门口时，只见已经黑压压簇拥着近百人。……许多病人感慨地说：“专家门诊太紧俏了！”根据指点，记者找到了一个穿格子衬衫的男子，他自称晚上１２点就来排队了。但问及他看什么病时，他却支支吾吾。细心的候医者发现，纸上第１号到第５号的签名出自一种笔迹，他们悄悄地告诉记者：“‘格子衬衫’是个号贩子。”
几个月后，2000年10月8日，新华社记者在北京与“号贩子”正面遭遇，写了一则较为详细的报道《与“号贩子”遭遇》，画面感很强：
暮色渐浓，北京协和医院大门前又已聚集起三、四十人排队，有的席地而坐，有的几个人聚在一起闲聊，等待挂第二天的专家号。而几个“号贩子”明目张胆地在人群中活动，干起倒卖挂号票的勾当。
记者刚到，一位女青年就凑上来问：“挂号吗？”
见记者点头，她又问：“挂什么科？”
记者告诉她挂内科。她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小本本，熟练地翻到内科那一页，说：“明天是邵教授出诊，只有两名专家，８个号。你给我１２０元钱，明天早晨在大华电影院门前找我取挂号票。”
记者佯装价格太贵，与她讨价还价。她说：“我这是最低价，内科的号难挂，你看都排２０多人了，现在排号肯定挂不上了。”
“你有把握挂上号吗？”
女青年信心十足：“我就吃这碗饭的，你就百分之二百地放心吧，咱院里院外都有人，排第二号就是我雇的人。”说着，她撕下一张纸片递给记者：“我姓姜，上面有我的呼机号，想好了传呼我吧。”说完转身与另一名求医者讲价去了。
记者都这么直白地曝光了，医院总不好不理不睬吧。果然，北京一些医院开始采取行动打击“号贩子”。当时的打击手段，也比较简单粗暴：“张榜公布”，就像古人在城墙上贴出“通缉令”一样，将“号贩子”的照片公开曝光。
且看2000年11月15日新华社记者的这则报道《京城医院曝光“号贩子”》：
北京广安门中医研究院近日把７个被派出所抓获的号贩子的照片贴在候诊大厅的墙 上。医院立起曝光栏，这在京城还属首次。……为避免这些号贩子再杀“回马枪”，警方特意与院方布置了这个曝光栏，同时将公布举报电话，“号贩子”的标签算是贴在他们的脸上了。今后挂号处再看见这几个人时，绝对不会再卖给他们门诊号，患者也不会买他们的号了。
上墙曝光有用吗？好像也不是很灵。2001年10月31日，新华社记者走访北京协和医院，直呼《京城医院号贩子又抬头了》：
记者刚提出想找个人替他排队挂号，门口的人立刻向旁边的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一招手：“干活吗，老赵？”
记者谎称为外地来京看病的亲戚挂号看糖尿病，老赵一听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协和医院出诊专家的目录，向记者介绍起各专家的出诊时间和基本情况，俨然一个这方面的“专家”。问到价格，老赵连说你放心，绝对不会多收你钱，挂专家号214块，挂主任教授、副教授一级的大约150块。记者一听吓了一跳，因为协和医院标出的挂号价格专家号１４块，主任医师为７块。当记者说价格太贵时，老赵倒为记者算起了经济账，外地来京连吃带住每天至少要几十块钱，你自己排队几天也不一定挂到号，还不如痛快一点找我弄个号完了。
也不知道各大医院都采取了些什么招儿，似乎接下来的几年，北京医院的“号贩子”们又不怎么被关注了。
直到2004年2月6日，新华社记者的一则报道，可以看出医院的管理水平似乎提高了不少，治“号贩子”收效不错。这则《同仁医院建立就医卡方便患者遏制号贩子》的报道中这样描述：
北京同仁医院建立就医卡，让患者预约挂号，分流挂号病人，赶走了号贩子。
现在，同仁医院挂号大厅不见了往日人流攒动、号贩子在人群中暗地活动的景象，７个挂号窗口前秩序井然。不到８点，医院眼科三楼已经有不少病人在查视力、分诊了。而往常这个时候，病人大多还在长长的队伍中等待挂号。为了遏制号贩子倒卖紧俏的眼科专家号，同仁医院成立了包括眼科、客户服务部、挂号室、信息中心、保卫处等部门的联合攻关小组，花大气力整治挂号秩序，并向患者承诺：眼科全部敞开挂号，让所有的患者都能挂得上号，看得上病。
在北京，关于医院“号贩子”们的消息稍微消停点，在其他地方，可就不消停了。2005年8月26日，新华社播发了一则报道《长沙：揭开医院“号贩子”黑幕》，应该是国社第一次以“揭黑幕”的方式深入的报道“号贩子”群体，而且还提出了很多管理层面的问题，看看这则报道的几个分部分的标题即可见一斑：
雇人排队转卖专家号
“号贩子”发名片“拉业务”
医院：“号贩子”防不胜防
打击“号贩子”法律还是空白
这则报道最后还有这么一段：
据有关消息报道，北京市对从事倒挂号及医托的不法分子进行劳教；在武汉协和医院对“号贩子”张榜公示，防止患者上当受骗；在深圳则采取实名制挂号受诊，从建病历、挂号、看病、检查和取药，都不准改名。专家表示，这些措施也值得湖南省借鉴。
也就是在2005年，新华社的报道中第一次出现了国家部委关于打击“号贩子”的声音，可见这个问题经过近10年的舆论风潮后，终于开始引起了国家层面的关注。这则播发于2005年10月8日的报道《卫生部等单位严厉打击“号贩子”“医托”行为》中，卫生部有了公开表态：
卫生部等单位８日下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号贩子”“医托”专项执法行动。
通知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大力整治医疗机构周边的治安秩序，对倒卖医疗机构挂号凭证、充当“医托”行骗和其他扰乱医疗机构正常医疗秩序的行为，要依法予以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号贩子”“医托”活动频繁的医疗机构，公安机关可根据需要设置警务工作室。
同时各级卫生、中医药管理部门要加大对医疗机构的监管和打击非法行医工作力度。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医疗机构或个人，要依据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并公开通报；要按照医院管理年活动的有关要求，指导医院尤其是三级医院合理配备医疗技术力量，安排好专家门诊，进一步规范和简化就医流程。
地方上的卫生部门，也纷纷开始给国家卫生部帮腔，比如2005年10月29日新华社山东分社播发的报道《卫生部门揭露“号贩子”“医托”行骗招数》，由山东省卫生厅卫生监督所对“号贩子”的招数进行了拆解，还对容易上钩的民众进行了提醒：
“医托”惯用的骗术，一是现身说法，通过各种感人的“患者故事”“病愈历程”向患者推荐某医院；二是移花接木，以“某专家出国了，你这病不能拖啊”，“专家号已经满了，你排不到的”等说法，利用患者看病心切的心理行骗；三是低价促销，以大大低于大医院看病费用为诱饵，诱骗患者到某医院就诊。
卫生监督部门调查发现，最容易受“医托”蒙骗的有四种人：患慢性疾病，经反复治疗效果不理想的；有难言之隐，不愿去正规医院就诊的；老年人、农村患者以及低收入家庭的患者；疾病本身需要手术，患者怀有侥幸心理，以为通过保守疗法可以解决的。
好家伙，卫生部带头一声令，各地医院真争气！
此后几年，关于抓获“票贩子”的消息可谓此起彼伏，仅看看新华社这些报道的标题，都会被公安、卫生部门的打击成果感动得泪流满面：
2005年12月7日，《浙江狠打“医托” 首次叫停一医疗机构》；
2006年12月15日，《北京天坛医院一恶势力倒号团伙９名成员被判刑》；
2007年6月28日，《北京：２００多名“号贩子”和“医托”被查处》；
2008年12月22日，《炒卖专家号获利百倍 北京一“号贩子”团伙落网》；
2009年2月14日，《北京警方会同卫生部门集中打击医院“号贩子”》；
2009年2月17日，《是便民之举还是“号贩子集团化”?——天津儿童病专科医院专家预约挂号商业化引发争议》；
2009年10月29日，《“医托”“号贩子”杜绝难 长沙警方与医院联手治》；
2010年8月28日，《北京发布通告严厉打击“医托”“号贩子”行为》；
……
连续5年，类似这样对“号贩子”“医托”严厉打击的消息不断被报道。如此猛烈之势，“号贩子”总该无处藏身了吧？然而，这群盘踞在各大医院的寄生虫，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几番严打之后，每次越抓越多。
2011年11月30日，新华社报道《４个“号贩子”团伙盘踞同仁医院 北京警方统一行动抓获７７人》，文中还对“号贩子”在医院贩卖挂号的技能进行了更新：
据警方介绍，随着北京市各大医院电话预约、网络预约门诊专家号的普遍实行，号贩子也不断翻新犯罪手段，利用电话和网络预约的方式使用亲属、朋友的身份证件提前预定大量门诊专家号，如有患者需要专家号，他们便将之前预约取消，用患者身份信息替换，这也给警方打击号贩子行为带来一定的困难。
2012年9月7日，新华社又报道《北京警方抓获同仁、协和医院８３名号贩子》。
其实大家都知道，“号贩子”们的技能不断成长，警方和医院打击的技能也在不断更新，比如卫生部门推出的挂号“实名制”，就是为了打击“号贩子”，可为什么这样的举措，没有起到效果呢？
2013年全国两会上，新华社记者将这个问题正面提给了全国人大代表们，也得到了答复。这则于2013年3月5日播发的报道《多少“实名制”，皆付“实亡”中——代表委员问诊实名制“有名无实”现象》，直指“看病实名制：面对‘号贩子’早就形同虚设”。报道中，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贵州省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张忠民这样表述：
实名制面对“号贩子”早就形同虚设。解决“挂号难”问题，看病实名制只能治标难以治本。实名制无法起到作用、“号贩子”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还是源于优质医疗资源的短缺。不能寄托于短期行为，而要尽快培育更多更好的优质医疗资源，真正让老百姓看病不难。
这位人大代表说得很在理，却又似乎没让人明白：到底为啥实名制在“号贩子”面前形同虚设呢？
为什么火车票实名制，对倒票黄牛有了毁灭性的打击，医院实名制，就形同虚设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重要的问题问三遍，也不一定有用，即使是在全国两会这样的场合高调质问。
于是乎，我们继续看到新华社记者有这样的报道：
2014年4月7日，《北京：医院号贩子内讧持械斗殴 警方刑拘７名涉案嫌疑人》；
2014年7月4日，《北京：同仁医院号贩子团伙用垃圾桶占位强行要钱被抓获》；
2015年1月21日，《不到１０元“专家号”炒至３００元 武汉警方打掉一“号贩子”团伙》；
……
直到，2016年1月，一个女孩在北京广安门医院痛斥“号贩子”的视频在网络上遭到疯转，全社会再次将目光聚焦在这个令人深恶痛绝却又无可奈何的“号贩子”群体身上。
可笑的是，“女孩痛斥号贩子”的视频曝光后，北京警方宣布，1月25日在北京广安门中医院、协和医院、宣武医院抓获12名“号贩子”。然而，新华社记者第二天（26日）前往调查时，依然轻松就见识到了“号贩子”们的猖獗，一则《记者亲历：“女孩痛斥号贩子”后，北京多家医院“号贩子”仍顶风作案》的报道，再次引发舆论哗然，等于是打了北京警方和卫生部门的脸。
说到这儿，口干舌燥，与“号贩子”的斗争，却只能感叹两个字：无力。
听说，这些天，北京各医院的“号贩子”们收敛了不少。
听说，有些“号贩子”将业务从医院挂号大厅转到了网络上。
听说，医院里，挂不到号的患者和家属，依然在问：“哪儿有号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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