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博主树成天下，“三力”理论、“生命管理”理论的创建者，北京大学新跨越企业家研修工程主任，研究员，著名自贸区(特殊区域)专家，被授予“中国十大商务策划师”，被誉为“三力”管理教主。
曾担任企业和县政府主要领导，历任省市多个经济部门负责人，负责过多个自贸区(特殊区域)和开发园区的领衔策划、申报、建设和运营。被新浪网友推荐为 “五大专业名博”“十大能量微博”和“十佳尽心尽力做人做事的榜样”。曾出版过《世纪的独白》等多部著作。
从10月1日起1年时间内，所进行连载阅读的《新跨越》，是博主借力数十载改革研究与实践，费尽移山心力为新时期国家(企业)转型发展开具的旷世大处方，计7篇21章60余万字，分上下册出版。从中将能领略超然的治世治企大道，豁然世界、国家、社会和企业的未来，开启心底的高尔丁死结，走出无厘头，拥抱发展大商机，开启新希望。
此文为博主所著《新跨越》中，“第五章: 中国龙新跨越的美中不足”的第四部分。第一部分【新常态认识的表象化(21)】、第二部分【转型发展方略的行政化(22)】、第三部分【新跨越发展路径的外延化 (23) ，均已刊，第五部分【体制机制改革的平面化(25)】，将待续刊载。
动力是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能源和能量。而动力机制是提供和传输能源和能量的制度安排。显然，缺乏动力的发展是胡思乱想，没有制度安排的动力是过眼的冲动，而不相适宜的社会动力机制是一种罪恶的误导。
因而，国家经济转型与新跨越，若要健康、快速地向前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功，不仅将取决于把握世界大势的基础上，所制定应对方略的正确，取决于与之相应的政策和措施的配套，而且还必须要有积极向上并且经久不息的动力机制作保证。否则，要么蜗牛向前，要么昙花一现，要么饮鸩止渴，使美好愿望走向反面，以至不经意间把国家、民族、社会和人们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那么，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呢？不言而喻，所践行的是一条以利益驱动为主线的体制性安排。随处可见，这一特珠时期的国家方针、政策和措施等，都或明或暗地打上了功利化的烙印。
应当说，这种有意或无意的社会动力机制安排，它是国家发展所处“幼虫--成虫”的量变发展期间的根本需要，也是中国社会长期被抑制“欲求”的迫切要求。不可否认，正是得益于这般体制机制，才有了农村发展新气象，才有了众多国有企业焕发青春，才有了民营企业的欣欣向荣，才有了外国资本的蜂拥而至，才有了活跃的市场经济，也才有了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和社会的繁荣昌盛。
不仅如此，国家通过利益杠杆的撬动，还成功地缓解了很多国际和区域的棘手矛盾。诸如实现了台海紧张局势的面上舒缓、加强了周边国家的紧密关系、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友谊、增进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互动、较好地分化了西方阵营等等。最为成功莫过于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方面，通过释放发展形势的利好、出资1000亿美元的丝路发展基金、4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发展基金，掀动了相关国家参与的欲望，并与此为基点，成功地排除美日的干扰，成立了有57个成员国发起的亚洲投资银行。正应了前苏联米.左琴科的一句名言:“在各个时代，各种情况下，金钱有时都是解决最最棘手问题的唯一手段。很多时候，金钱往往是解决棘手问题的有效手段。”
然而，也必须清楚地看到，正因为利益驱动的功利化原罪，使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见怪不怪的扭曲：TV主唱歌、新闻捉奸多、铜臭是老大、权力醉千河；教授比抄工、学生比背功、社会比关系、官场比马屁；美色价无比、成功靠央记、知识成废纸、升官靠主子。如此种种，使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中华，目今国民文化价值仅沦落到悲惨不堪的田地。多少仁人志士对中华文化的如此戾气，不禁忧心匆匆，纷纷发出“谁之过”的天问？
毫无疑问，从来就没有天上掉馅饼的神话，这些都是中华复兴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关键是不能沾沾自喜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功，显摆出暴发户般不可一世的坐派，而必须认清国家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并采取雷霆手段加以根治。
事实上，那种社会动力机制功利化的行为方式，无论在什么意识形态治理下的国度，反映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缺陷:
一是短期性。由于那种功利性所对生命体浅层欲望的驱动，常常使人的动物性欲望被空前的释出并放大，以至于理智的防线经不住浸蚀而轰然决堤。并且往往都会随着这类欲求的满足而变得很廉价，导致欲壑难填而陡生变数。很显然，时下中国社会乱象丛生，贪腐呈燎原之势的不良状态，很大程度是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大行其道的必然结果。
二是商业性。由于功利化的本质是商业资本的唯利是图。虽说在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的市场经济时代，它的影响无孔不入，很难加以有效回避，并且其作用不可小觑，往往能够立竿见影。特别是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时候，那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事例屡见不鲜。但毕竟只是一种逢场作戏的相互利用而已，并不能由此而真正建立起坚不可摧的友谊。事实上，那些获得中国政府长期无偿援助的国家，每每反目成仇成为白眼狼就见怪不怪。
三是缺乏文化性。由于功利化所满足的仅是社会的物质需求层面，而对社会精神层面的需求格格不入，因而，那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矛盾，轻则使国家社会内部道德伦丧，重则使国家民族内忧外患，国际上没有真正的朋友。或许澳大利亚总理艾伯特的雷人之语，将会让中国的政治家们的神志略清。此君去年会晤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时，就不无风趣地坦露心境: “澳洲对中国采取的外交政策是由畏惧和贪婪这两种情绪所主导。”
事实上，从中国所面临的内外矛盾形势，都已经一览无余地反映出来。曾几何时，人们曾天真的以为，通过对台湾农民让利就可以感化他们的国家认同，通过给予缅甸、越南和菲律宾等周边国家的无偿援助就可以增加区域的和谐，通过给予西方国家送大订单就可以消除意识形态的对抗，通过利益调整和花钱买平安就可以化解国内业已存在的深层矛盾。然而，事实却总是事与愿违。
人们清楚地看到，那台独气焰越演越烈，而与大陆套近乎的国民党政府却一泻千里；那被誉为中缅胞波的缅甸，却让美国兵不血刃的收服，成了中国打通西南出海口的隐患，而越南和菲律宾等南海声索国，则成了引狼入室和挟美之势于南海掀风作浪的罪魁祸首；那西方国家则笑里藏刀，往往于关节点上凶相毕露。在中国与日本因钓鱼岛主权缠斗正夯时，有着“相同价值观”的西方大国，就利用G7这个统一阵营的平台，穷凶极恶地发声挺日本同伙。
令人遗憾的是，以目今国家经济转型的着力点观察，似乎人们对社会动力机制的功利化危害认识不足，不仅行动方略仍然非常明显地徘徊着这种魔影，而且还深深地沉浸在以此所取得成功的喜悦之中。
必须看到，现今亚洲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建设方面，虽说就表象上观察，已经展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若仔细深入地加以探研后，就会让人清楚地发现，在那些所谓成功的光环后面，其实潜伏着诸多隐忧。
一方面，此般成功仅是对的时间做了对的事。虽然中国政府有效利用世界经济衰退，各国经济发展遭遇瓶颈之机，非常成功地推出区域联动发展的新概念，合众连横了众国众生的欲望。巧妙地以芸芸众生所关切的利益手段，兵不血刃地化解了美国对各国施加的外力，使美国在世界的众睽睽之下有苦难言，只能满怀郁闷地强装笑脸。显然，面对一群饿急了的小狮子，美国所兜售的精神食粮不能充饥，而中国的唐僧肉更有吸引力。因而，世人心知肚明，通过经济、政治和外交手段，谁都不可能阻止中国龙浩浩荡荡的西进步伐。此一局中美竞赛，中国人1比0先拨头筹。
然而，以美国的骄奢秉性，绝不可能就此罢手，一定会千方百计阴招频出。因为，如今天下之势，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意识和科技等方面，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无处不在，任何要想撇开美国另行其事，都意味着风险。即使侥幸偷袭成功，也将面临诸多报复性围堵。其实，拒绝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排除中国加入TPP，以及掀动钓鱼岛和南海危机，无不是美国的一种变相报复的反映。
换言之，中国主导的亚洲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的成功，乃是一种利用“天时”的避实就虚，而地利与人和方面，仍需要非常多的努力和付出。虽然第一回合取得完胜，但将面临诸多考验，绝不能对取得的初步成功忘乎所以。
另一方面，此类成功仅是只手补天之功。有道是一种真正的成功，最佳行动路线是，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反映在国际关系和经济活动中，就是经济利益驱动与文化价值观熏陶并重。显然，亚洲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的成功，与之要求相差甚远。那种缺失文化大力神庇荫的后果，必然是后继乏力。正所谓:风水人间不可无，也须阴骘两相扶；时人不解苍天意，枉使身心著意图。
虽然说，处于量变发展的国度，由于社会牵制力量普遍较弱，大凡政权集团都可以天马行空，一切照片和要素都可以成为手中的敲门砖，诸如笼断照片、财税、金融和民储等，都可以成为当权者的赌注。因而，可以立竿见影收到某种一时之效。二战时期，之所以希特勒险些以德国之卵石击碎世界之大缸，北极熊苏联能以一己之力抵住纳粹的疯狂，都是因为得益于此，且他们之间可谓是一种成精顽石的较量，行为主体体量大小将决定成败。而民主国家的执政者，则受议会和社会的牵制和约束而不能为所欲为，因而，很多时候，他们难以用某一种手段掀风作浪，以致于行为更显理性。
换言之，新时期的国民经济发展，那种不以国家信用作为支撑、没有国家全局的超然大谋划，仅凭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无异于天上掉馅饼。仅凭经济利益驱动，而缺乏文化价值观助力所取得的成功，不仅前进一波三折和步履蹒跚，而且注定很难走的很远，终究将付出血的代价。
再一方面，此类成功仅是一鼓作气之功。中国所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对于沿线相关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重大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令人欲罢不能的利益诱惑，使之不得不主动参与其中或被动地被裹胁着迈步向前；另一方面，由于对意识形态差异的诚惶诚恐，又心怵受到挟持而忧心忡忡；再一方面，或多或少慑于美国淫威或地缘政治关系，恐于选边站队的稍有不称而引火烧身。然而，对于很多国外执政当局而言，病急乱寻医之结果，应当是前者战胜后两者，但对于这些国家将来的继任者，则恐怕就存在天地翻覆之忧。
因为，一是这类基础性项目，对于很多国家而言，虽然长远有所需求，但太过超前之缘故，给人有揠苗助长之感。虽说能带来一时光鲜，但由于社会经济没发展上去，内在需求未形成，存在谁来消费的疑问；二是对于很多落后国家超前的投资，所体现的是前人做后人的事，后人买前人的单。这种不是犯错的犯错，无疑将给人留下鞭挞乃至过后翻之的口实；三是政治与经济是魔鬼的两面，在你风头正盛时，或许别人不语并不意味不窥探，别忘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旦“一带一路”战略所产生的药劲退去，三五年过后毛病迸发时，山姆大叔和东洋“摩登”必然煽风点火，那时将可能搅成一锅难以下咽的糊粥。如此一来，那些巨额的投资就有可能鸡飞蛋打，无奈地成了买单的冤大头。
而从止血点看，又很难设计一套卓有成效的防火墙，以防止类似情态的发生。即便制定出一套闪亮的条文，充其量只是留下自欺欺人而已。事实上，国际经济关系，很多时候有同江湖义气。若欲当龙头大哥，就要有为山头兄弟作点牺性的心理准备。因为，在国内还可以用集权手段进行“窝里横”，或是无端地进行所谓宏观调控，抑或美其名曰进行“维稳”弹压。而在国际经济关系中，那些通常惯用的政治、外交、文化、意识、军事等调节杠杆，恰恰是中国的短腿，往往是鞭长莫及。正如意大利著名作家维尔加所言: “你跨着大步走路，也该先看看你自已的腿有多长。”
总而言之，虽说世界国家一律平等，但大国立世与小国迥异。小国者在于因时因势跟对人，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的发展如此；大国者应善于引领人，给人阳光，给人开启，给人希望。一个在于术，能否盘算的精微至关重要；一个在于道，能否创造人类文明决定成败。道不仅反映在经济力，更重要是文化力。中国要引领世界，关键在于走出意识形态方面的自宫，绝不能把国家、民族、社会和人民，都统统淹死在党团自我那阴暗狭窄的小小心灵。
可以说，从经济力的质而言，世界任何国家，50年内都难能超越美国，但中国的各种条件促使，文化创造力或将超越世界，就看执政党能否有这个胆识走出自我。必须清醒地认识，现今那种试图用一只经济短退蹦向世界很难。道理很简单:中国经济的质不够，现有文化力不足。若妄自尊大，只能似暴发户靠撒银子买奉承，终就爬得越高而摔的越惨。(未完待续)
博 主: 树成天下
2015年11月10日
文化累瘦了，加一点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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