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讲关系和“拼爹”不过是中国年轻一代寻求职业发展前景时采取的权宜之计。但细想来，总让人感觉不舒服。好端端的人，为什幺要“拼爹”呢？
显然，“拼爹”是为了获得一个更为有利的上升通道，无论找工作，还是升学，这种现象在当今中国都十分普遍。即使“拼爹”不成，找靠山、“傍大款”的想法也总是存在的。问题在于，这种现象为什幺越来越多了，尤其与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相比。
让我们看看“拼爹”的经济学机理。考虑两位父亲，一位的收入是另一位的两倍，那幺他们孩子的收入会有什幺差别呢？有研究显示，在丹麦，高收入父亲的孩子平均只比低收入父亲的孩子多挣15%，而在中国，这一差距达到60%。换句话说，同样是有位有钱的爹，中国下一代的收入比其他同辈人仍高出许多。
上述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为跨代收入弹性问题，它揭示出社会流动性的高低，衡量的是人们从低收入阶层迈向高收入阶层的难易程度，也被称为纵向流动性。以此为据，中国的社会流动就远不及丹麦来得高。
高的社会流动性表明，任何人都可能通过个人奋斗挤进高收入阶层，此时“白手起家”成为一种常态，梦想相对容易实现。在这样的会，尽管生在高收人家庭是一种优势，但这种优势对孩子成年以后收的影响并不大。相反，低的流动性意味着个体的经济地位往往需要由父辈来决定。此时，有位有权有势的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社会流动性与收入不平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低社会流动意味着社会阶层固化严重，收入差距悬殊，衡量这种差距的基尼系数较高，社会矛盾突出；另一方面，贫富差距过大还会推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他们会排斥其他低收入阶层人群触动他们的“奶酪”，阻碍社会流动，损害机会平等。
如果要对当今中国实行的“主义”加以概括，那幺，恐怕没有什幺比权贵资本主义更恰当的了，这应归咎于法治在中国的长期缺失。由于没有现代国家必需的宪政体系和实践，中国社会已经滋生出大批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伴随着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这些集团掌握的照片更多了，政治和经济地位也得到空前巩固。这些壮大了的特权阶层是当今中国各类不平等的最大收益者。他们最想维持现状，反对旨在鼓励社会流动的任何改革和努力。因为社会流动的结果，会动摇他们长期霸占的地盘。
法治不彰必定助长腐败行为，这同样也会阻碍社会流动。因为在一个缺少明晰规则和公平竞争的国度，富裕的精英家庭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收入传递给下一代。在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各国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中，中国的情形停滞不前。2014年，中国的腐败控制指数为47%，即中国的腐败情况比全球53%的国家严重，而中国的法治水平糟于全球57%的国家。
依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的测算，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最富裕的1%人群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快速提升，正以接近45度的角度向上延伸，几乎未曾出现其他国家有过的上下波动情况。一句话，中国的贫富差距一直在扩大，从未有过改善的迹象。这多少解释了为什幺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今日中国的流动社会性更低，也说明了讲关系、“拼爹”等现象愈演愈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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