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嘲笑欧洲脏乱差吗
这些年，许多义和团知识分子们玩起了一种新的把戏，从欧洲历史研究者那里弄来人家的研究结果，使劲渲染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城市、城堡如何脏乱差，尤其是巴黎等大城市粪便垃圾满地污水横流，街道狭窄室内阴暗等等等等……
阴暗狭窄脏乱的欧洲中世纪城市
虽然很少有人明说，但在肚子里，他们拿来对比的是一个这样的古代中国：在高大的城墙围绕下，宽阔干净的街道两旁尽是雕梁画栋的优美建筑，从平民百姓到王公贵族人人衣衫整洁清雅，市井间缭绕着书香气息和百业繁华～
游戏幻想的中国古代长安城的样子
不错，就是你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古装片中可以看到的那种古代城市。义和团知识分子们意图由此制造一种印象——虽然近现代我们是不行了，可是我们底子好，不用去学什幺鸟西方，看看我们祖宗可比西方祖宗阔的多啦！
而得益于许多年的民族自豪式历史教育和影视剧以及大把爱国小将们复一年的渲染，这种印象在你国人的心目中也愈加根深蒂固起来。
但，我们是冷吧众！不会给你们这样意淫的机会～
当中国和西方开始频繁的接触时，印入中国人自己以及西方人眼中的那些中国大都市，是怎样的形象呢？
明朝学者沈德符在他的书里这幺说道：“街道惟金陵最宽洁，其最秽者无如汴梁。雨后则中皆粪壤，泥溅腰腹，久晴则风起尘扬 , 颠面不识。若京师虽大不如南京，比之开封似稍胜之。”（明·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 卷19）
金陵南京有一个好处，在明朝时城内大量道路已经改做了砖石路面，反而身为明清两代帝都的北京，直到帝国时代覆灭，也没有多少砖石路，几乎都是土路。干燥时，风吹土起，漫城黄土；雨雪时，则泥泞污秽不堪。这般泥泞不因他，全因土路无法承载城市大量的人口，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人多踩踏。
清明上河图中的道路明显是土路
这一对比甚至在城内城外对比就很明显。明朝前七子之一，做过兵部尚书的王廷相就这幺说过：“昨雨后出街衢,一舆人蹑新履,自灰 厂历长安街,皆择地而蹈,兢兢恐污其履, 转入京城,渐多泥泞,偶一沾濡,不复顾惜。”（明·张瀚 《松窗梦语》 卷1）这段话就是说，雨后出门，从城南灰厂走到长安大街时路况都还好，可以选着干净的路面走避开烂泥，可一进京城，就满地泥泞，避也避不得了。
清末雨后的北京
如果说仅仅是因为土路自身的缺陷，人多把路踩烂了，这似乎也并没有太多可怪罪的地方，然而事实并非这幺简单。首先是垃圾的倾倒。《燕京杂记》这本清朝的书里记载：“人家扫除之物，悉倾于门外，灶烬炉灰，瓷碎瓦屑，堆积如山，街道高于屋者至有丈余，人们则循级而下，如落坑谷。”对，家里的垃圾扫出来了，就堆到路上去了，结果导致城市路面比两旁的房子还高，一丈差不多有3米，相当于一层楼了呢。
如果说是灰烬啊碎瓷片啊什幺的也还好，反正和黄土一混也算掩埋了。真正的问题……是粪便。明末当过中书舍人的陈龙正这幺骂北方人：“北地粪秽盈路，京师尤甚，白日掀*，不避官长，体统亵越，小人相习而暗消敬惮之心。”（明·陈龙正《几亭全书》 卷13——《学言详记·政事上》）
这段话换成通俗方式来讲就是这样的：“北方这鬼地方，路上到处屎尿，北京首都尤其如此，大白天的裤子一脱就在街道上拉撒，连我们这些官员在跟前都还是一样肆无忌惮，不害臊的，还一个学一个，羞耻之心都没有了！”
这种事的结果，自然就是北京城恶臭弥天，乃至臭出了文化，臭出了社会和谐，明人姚旅记载了这幺个北京笑话：“京师有七味解热丸，用骡驴人马牛犬豚粪，以大骡车罗过，加久年阴沟秋实和之，此丸专解争名争利的热火。”（明·姚旅《露书》 卷12）
粪便不仅仅在路上，也在各种排水沟渠中。明清北京平民家里的女性，多在马桶中便溺，而后马桶屎尿又倒入沟渠。古代确实有收屎尿的商人，收了屎尿后去卖给农民做粪肥，然而想要他们来家里收屎尿，也是要给钱的，因此只有大户人家和商号们会找这些粪商。
粪车与粪夫形象
许多人对古代中国掏粪业洋洋自得，以为由此就能让中国城市洁净，力压西方了。然而不同于他们的天真幻想，掏粪业在古代是一个半垄断性的行当，一个掏粪的商号不仅是上下打点结果，往往还具有黑社会性质。这些粪商们在城内各自画地为牢，控制一片区域的屎尿收集，若是对方的粪夫犯界，往往就要有一场冲突了，因此各个粪厂之间也尽量保持井水不犯河水。既然垄断了一个区域，就要想办法从这里面的住户身上多搂钱了。于是粪商们会操纵怠工，长期不去收粪，直到你这里的住户们屎满为患受不了了，愿意破财消灾了，粪夫这才上门。而还是轻松的，更有甚者，直接泼洒屎尿在住户门前，用臭气逼迫你出钱。可想而知，在这种垄断下，城市的粪便问题不可能经其得到解决。对于城市中大多数的没钱的人家来说，自然屎尿不是在路上，就是进沟渠了。
当然，进沟渠的也并不仅仅是粪便。
这些沟渠本是城市的排水系统，但城市人口产生的屎尿和垃圾大量倾泻其中，久而久之自然淤塞。弘治六年，大明的兵部尚书马文升上疏请求整理北京皇城周围环境，在大骂皇城的北安、东安、西安门外路面因为垃圾已经比皇城城门的门基还高了，一下雨水就往城门里流的同时，还说道：“东西长安门外通水沟渠，年久淤塞，水不能行。”（《洁净皇城门禁以壮国威事》）
到清代，这事也依然没什幺改观，雍正就曾亲自跑去质问工部——城门外沟渠淤塞路上到处积水是怎幺个鸟回事你们干什幺吃的！（《清实录雍正朝实录》：“闻前三门外沟渠壅塞。积水泥泞。行路艰难。应作何疏浚。务使居民便于行走。”）
当然也搞出了些解决的政策，但最终证实并没有什幺卵用。明成化年开始，北京定下法子，每年2月份了，开始掏沟，也就是把北京的沟渠疏通一番，堵在里面的垃圾粪便全掏出来。到万历时，时间改作3月，之后这个政策清代也一直沿用。
然而，既然是官方政策，很快这种办法就如同帝国其他政策一样，只是被敷衍了事而已了。前面说过的沈德符就直接指出，这所谓每年掏沟，不过“每年应故事而已”。
清代时，对于怎幺“应故事”描述的更加详细——明清规定官员检查掏沟要看工人从一端进入，另一端出来，还要看其身上谢上有无污秽。但在实际操作中呢，当掏沟款下来付给了掏沟的商户后，这钱首先会被上下分成，给负责检查掏沟的官员打点好。于是到检查的时候，小工从沟渠一端进入，挖上几把，之后官员就会坐车去另外一头等着小工出来。因为收了钱，车自然是要慢慢走，小工便跳出阴沟，顺近路跑去阴沟另一端，再跳进沟中等着官员到来。官员到了后，就要装模作样问：“怎幺工人还不出来？”而商户的管工就回答：“沟内黑暗不能快走，所以迟慢。”然后当官的就再回一句：“新淘之沟，亦不大好走后。”这幺互相装腔作势几句，等在其中的小工们往身上抹些秽物，走将出来，让官员装模作样验看一番，事情就这幺了当了。
而即便认真掏沟，事情依然并不乐观，因为掏沟者只负责掏沟，于是掏出的秽物就往街道上一堆，再也不管，于是明清首都气味更是加倍的恶臭。不仅臭，还更加妨碍拥挤的交通。明代着名文学家袁中道就遇上过掏沟后“淤泥委积道上，赢马不能行”。（《珂雪斋集》 卷12）
古代中国宽阔的大路往往只存在于城市新建立和偶尔的整治时期，或者是现代人的幻想之中。资治通鉴就写到过五代之时，开封人随便侵占道路，导致道路连大车都无法通行，周世宗怒而下令整治。南宋时，吴自牧也描述临安“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壅塞，街道狭小，不堪其行”.（南宋·吴自牧 《梦粱录》 卷10）
宋代的道路就不成器了，满街满沟的屎尿问题自然也不仅仅是明清才有。南北朝到隋朝时期，大臣庾季才就说长安城：“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隋书·庾季才传》）他因此建议迁都。那幺为什幺建城800年就水发咸不宜人了呢？隋书这段内容的注释中明明白白的告诉大家：“京师地大人众 ,加以岁久壅底 , 垫隘秽恶 , 聚而不泄 ,则水多咸卤。”
换成现代的话说，就是长安人多，屎尿垃圾长期乱排乱放，集聚到后来把水都影响变味了。想想看，连水都变咸味了，这其中的屎尿含量得达到什幺地步了呢？
很多人喜欢拿着古代律法和圣谕来描述古代统治者如何重视城市卫生，比如唐代规定街上倒垃圾要杖责60下，还喜欢列举历代这所那司的各种衙门，仿佛有了这些就能给他一个干干净净的唐宋大街一般。然而正如唐朝虽有唐律疏议的这些规定，到唐玄宗时，依然要下诏“京洛两都，是唯帝宅，街衢坊市，固须修整。比闻取穿掘，因作秽污阮堑，四方远近，何以瞻瞩？顷虽处分，仍或有违，宜令所司，申明前敕，更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显然唐朝人不但在长安洛阳街上随便倒垃圾，甚至还随便从路上挖土，导致垃圾堆积在挖土沟堑中，唐律疏议规定的那些东西，全无用处，自然不仅仅唐，即使宋明清，一样如此，金字塔式的权力架构下，这些想当然的法律只能看似美妙。
自然，古代欧洲城市卫生条件也绝然好不到哪去，但首先这一点是欧洲人自己也承认的，而不像中国许多人，还停留在对古代的种种幻想，并籍此获取某种虚妄的自豪感。到近代后，当东西方频繁接触起来，我们从中愈发见到了高下之分。
近代欧洲人们来到中国, 中国对传染病的无知，卫生的恶劣震惊了他们，来到汉口的医师麦考尔( P. L. Mcall)在他的书《Medical Education Among the Chinese》中曾这样写道：“没有必要特别提醒人们, 中国卫生问题有多幺紧迫。大多数人都可以常常看到这样的景像—一个池塘, 在它的一边就是厕所, 各种各样的废物被投掷到水中; 水上漂浮着死狗, 稍远处有台阶, 附近人家有人下来打水, 为日常家用。 就在旁边, 有人在塘里洗衣或洗菜。”
而清末的洋奴郑观应也是如此，他将上海租界与华界对比: “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过之而已。可见有司之失败，富室之无良，何怪乎外人轻侮也。”（《郑观应集》）
所以了解越多，那个幻想中的绝代风华的汉唐，繁荣兴旺的宋明就离我们越远，靠近的，是棚户区和贫民窟。
东西方从差不多的起点开始，在古代大抵保持着差不太大的文明水平后，西方进入了近现代化的快车道，而中国被越拉越远，在各种改革进步了百余年后，一群现代中国人却在那嘲笑欧洲过去如何脏污丑陋并自豪于古代中国那些全无实用的衙门和律法，我们的确能感受到，许多人落后不止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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