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顿
父亲走了。农历腊月初八这天，即公历2016年1月17日上午十点多钟，父亲的骨灰下葬了。一个我们全家再熟悉不过的慈祥的老人，成了一坛冰冷的骨灰。大哥身体有恙，没来。二哥恭敬地把骨灰盒置入墓穴，陵园的人倒了一袋黄泥，将裹着红绸缎的骨灰盒掩埋，这就叫归于尘土了，留下的只有记忆了。
我少年和青年的记忆里，父亲是相当严肃的，严肃得近于粗暴，让晚辈们敬畏。父亲原本是山民，出生于资兴县何家山乡，那是个大山区，位于罗宵山脉西麓，山一座连一座，所以他那辈人很有力气，从小就是走山路的，练就了一身腿力。父亲那辈人生在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年代，见到的是满目疮痍的社会，他在爷爷的威逼下读了小学，初中、高中，1943年考进了广州中山大学，自然就萌发理想，就想改变社会。父亲和他那辈人通过革命，做到了，这是他们那辈人的骄傲。文革后期，父亲偶尔会哼一曲：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我猜父亲当年可能也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样，喝了我奶奶端给他的一碗米酒，然后浑身是胆地革命去了。记忆中，父亲不是个有音乐细胞的人，若不是情节类似，恐怕父亲也不会哼这曲子。记得父亲还爱哼《沙家浜》里郭建光的唱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就那么几句，再没了下文。郭建光在沙家浜里是连指导员，我父亲在湘南游击队里是支队长，都在几百人里身居“要职”，就有同感，我猜的。
我童年时候的父亲，相当和蔼，脸上没有脾气只有爱，经常给我和我弟讲故事。那时候一到夏天，吃过晚饭，我就盼着父亲给我们讲故事。父亲会躺坐在竹铺上，给我和我弟讲楚汉之争，讲刘邦、项羽、韩信、萧何、樊哙等等，这些古代时期的英雄，会让童年的我展开无数个想象。父亲也不是一口气讲完，今天讲一点，明天讲一节，听得我和我弟都入了谜。后来父亲又给我们讲岳飞，讲三国、讲水浒。这些早已作古的人，从父亲嘴里说出来，总是那么充满磁性，让我联想、羡慕。我后来从事文学创作，一写到打架，脑袋里总有一些英雄好汉飘来闪去，仿佛在血液里沸腾。我想与我童年时候受父亲的引导，不无关系。
我少年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是一场很奇怪的革命，耗时那么长，并未有外狄来犯，是自己跟自己死磕，真是史无前例。先是斗早已趴下的“地富反坏右”，接着共产党自己斗自己，越斗越凶，父亲从领导岗位上被斗下来，打成“当权派、走资派和叛徒”。文革中整人，恐怕比任何一个朝代都疯狂，大会大批斗，小会小批斗，过年过节揪着游街批斗。我少年时候都不敢上街，因为第一师范的造反派革命热情十分高涨，那是毛主席的母校（我父亲被打倒前是湖南第一师范的校长），不高涨似乎就对不起毛主席。他们时不时揪着第一师范的“军统特务”、“右派”和“走资派”上街批斗。我撞见过父亲被揪着游街的情景，可怜兮兮的，一边走一边敲锣。当时我与小学同伴一起玩，见到父亲被游斗，满脸通红，恨不得钻进地洞里去。还有一次，那是元旦，一师搞联欢晚会，老师、中专生和小学生一起唱歌跳舞。我没节目，坐在台下看演出。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正看得高兴，忽见一大男人虎着面孔，表情相当严肃地大吼一声“把走资派、叛徒何戈心押上台来”！就见几人押着五花大绑的我父亲走到台前，胸前挂着块牌子，写着：“走资派叛徒何戈心”，父亲的名字上还打了把红叉。我坐在台下拼命让自己镇静，想我无论如何要坚强，不能在同学们面前掉泪，许云峰、杨子荣、董存瑞这一个个英雄充斥在我脑海里，让我强忍着不哭。忽然，坐在我前排的一女同学回头瞟我一眼，说了一句“要不得”，就三个字，却击溃了我的坚强。我哭了，不敢再看地跑了出去。班主任老师追出来，叫住我，说何斌，你应该跟你父亲划清界线。我悲伤地点头，表示我会划清界线。
那时候的人气热汹汹，可以无端端地闯入我家抄家。大柜被撬开，床铺被抬起来检查，我们被勒令站在外面。这不是写小说，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我把自己的亲生经历分别写进《来生再见》和《黄埔四期》里了。他们走后，母亲才重新叫我们上床睡觉。这样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至少有三次，其中有一次是冬天的晚上，把我们从床上叫起来，站到堂屋里，冷得直哆嗦。父亲被打倒，一家人自然跌进了生活的谷底。我在《来生再见》里写黄跃进给父亲黄抗日送饭，就是1967年我给关在一师东楼三楼西边房子里的父亲送饭，那时一师的造反派勒令我父亲在那间房子里写交代材料，交代他是如何叛变的。那份交代材料被我写进长篇小说《来生再见》里了。那是个荒诞的年代，人人都变得很凶很恶很无耻。我去送饭，一师的造反派居然检查我手里的饭盒，看是否藏着蒋介石的密令，见到我母亲为给父亲增加营养煎的一个鸡蛋，竟用筷子拨到地上，说叛徒还有权利吃鸡蛋？！当时我若有他那么壮实，拳头就上去了，可当时我只有八岁，还不足以与成年男人对抗。大哥为逃避残酷的现实，于1968年底去岳阳华容县当知青了；二哥也不敢面对那种毫无人性可言的社会，只隔了一个月，也下乡了，成了名在广阔天地里炼红心的知青。1969年我大姐初中毕业，因父亲的原因被取消升高中的资格。一师的造反派没闲着，黑着脸找上门来，要我大姐下乡。那时父亲被造反派赶到“五七”干校蹲牛棚了，大哥二哥去了农村，家里能做决定的就只有母亲。母亲挺身而出，力顶，理由很简单，说我们家有两个孩子下农村了，我大姐就不应该下。一师的造反派搬出毛主席，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们敢不听？母亲曾跟着父亲在湘南打游击，见过枪林弹雨，就敢顶，说毛主席并没说我家六个子女全部要下农村，是你们要这么干。母亲又说，我丈夫不是叛徒，是你们说他是叛徒。硬是把一师的造反派顶了回去。母亲把户口簿攥在手上，对我大姐说，不下，你就在家待着。
大姐在家待了两年，随后招工进了长沙市市政工程公司，其实就是修马路。在当时，男孩子都不愿意干的，可是大姐没别的选择，成了名在烈日焰焰下修马路的女工。那年冬天，二哥在修洞庭湖时拼命表现，在挑泥时给自己加码，结果“炸”了腰，病退回长沙。父亲那时已从“五七”干校回来，在一师的校办工厂劳动，二哥工作的问题让他一筹莫展。父亲觉得自己对不起孩子，整日哀声叹气，有委屈有愤怒却无处发泄。那时我进初中，爱玩，父亲把剩余的精力放到我身上，管我的学习。数学，我一点也别想逃过父亲的眼光，他是学数学的。物理，也别想欺瞒父亲。在英语上我就偷懒，想英语父亲肯定搞不懂。有天，父亲检查我的英语作业，让我把课本上那些英语句子读给他听，我欺他不懂，乱读。父亲瞪大眼睛，盯着我说，再读一遍。我顿时明白拐了，他英语也厉害。1947年父亲从广州中山大学毕业，到1973年我进初中，父亲大学毕业已有26年，他居然还能记住英语，我不能不佩服。若干年后，我问父亲，父亲说他当年在中山大学读书时，数学老师是英国人，他为了听懂课就拼命学习英语。父亲是大山里走出来的山民，实在，活得不痛快，就粗暴，我若不老实读书，拳头就会落到我身上。我初中毕业时，数理化的成绩是99、98和100分，因此一进高中我便是化学课代表。这不是我的本意，是父亲拳头下出的成绩。
高中时父亲不怎么管我了，我也自觉了，一门心思地画画。父亲很支持，说画画要得。我要买画画的颜料，母亲舍不得，说上个星期才买的，又要买？你以为妈是开银行的？我跟母亲吵，母亲不理我，我便告知父亲，父亲慷慨解囊，用自己的零花钱支持我买油画颜料或油画纸。1976年，被整和闲置10年的父亲，“解冻”了，恢复工作了，父亲脸上就有了笑容，“朝霞映在阳澄湖上”的那几句唱得更欢了，我们全家都松了口气。高中毕业后，我下乡当知青，那是1977年，当时下乡当知青只是镀金，但父亲要我好好表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贫下中农根本就不教育我们，我们也不听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经常回长沙，在城里画画。有次父亲发飙了，把我怒骂一顿。我觉得父亲是死脑筋，古板，但拗不过父亲，次日便回了知青点。后来我在知青点考取大学，拿了录取通知书回到长沙，父亲只是嗯了声，说，你还要努力。
父亲是个严肃的人，不苟言笑，也不趋炎附势，不抽烟不喝酒，也不会搞关系。父亲离休后，很少出门走动，在家看书。我们回家，父亲总是一个人坐在一间小房子里，手里必捧一本书，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武侠小说，充斥着父亲后面几十年的生活，当然不光只是这几人的书，还有古籍书，还有省志、市志、县志以及某些大人物的传记。那时候我大哥是某某学校的副校长，二哥是某某厂的厂长，我大姐夫是某某厅的处长，父亲总是分别找他们谈话，要他们好好工作。父亲说，你们在单位上是领导，更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犯金钱或作风方面的错误。父亲总是给我大哥、二哥和大姐夫敲警钟，让我大哥、二哥和大姐夫在各自的领导岗位上谨慎做人，不要越雷池半步。父亲过了85岁后，感觉自己真的老了，便和母亲到儿女家住，这个儿子家住三个月，那个女儿家住三个月。有段时间，父亲住在我家，看电视时，只要荧光屏上有毛主席或周总理，父亲就不准我调台，说就看这个，不要动。他那辈人文革中被整了10年，挨批斗、关黑屋子、挖防空洞和拖垃圾，受尽凌辱，可是仍然爱党爱毛主席。
80至90年代，父亲曾为很多当年跟随他在湘南打游击的老人，写过证明材料，证明那人是1949年10月前随他在湘南打过游击的，有了我父亲写的证明，那人就可以办离休。那时我虽结了婚，住在单位上，但星期天我和老婆都会回父母家，总能遇见来找我父亲写证明材料的湘南人。父亲要我叫他们叔叔，这些叔叔我从没见过，就像《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唱词：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他们面色憔悴、谦逊、和善、陌生。但父亲不陌生，父亲是他们的游击队支队长，热情地接待他们，一起回忆那个年代，留老部下吃饭，听老部下诉说自己的苦衷。有的人对单位领导意见很大，父亲就安慰老部下，劝他们别计较。那些老部下含泪而去，父亲知道这辈子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因而呆坐在沙发上很长时间，直到母亲叫他吃饭，他才重新活跃起来，不是在我们面前活跃而是在我们的孩子面前活跃，跟自己的孙女开玩笑。父亲90岁后，患了老年痴呆症，他不愿意回忆的人，一个个从他脑袋里滚蛋了。有段时间父母亲住在我家，有些和蔼的老人专程来访，问他，何院长，您还记得我吗？他答，记得。却叫不出那老人的名字。我二姐是医生，与我们商量，主动承担了父母亲后面几年的生活。二姐说，不能轮流住了，因为爸爸有老年痴呆症，换了地方，他都不知道厕所在哪里。90岁以后的老人，不易换地方住，我看爸爸妈妈干脆接到我那里住去，万一有个什么情况，也好及时抢救。二姐是附二医院的医生，她在自己宿舍前面那栋租了套两室一厅，为父母亲请了专职保姆，这样，爸爸妈妈就住到了我二姐家。二姐是孝女，悉心照顾，父母亲又滋润地活了几年。我们每星期都去二姐家看父母，见到母亲气色红润了，父亲胖些了，就由衷的高兴。
母亲2015年5月17日去世后，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7月份父亲突然就不进食了，二姐给父亲喂饭，父亲含在嘴里，却不吞，目光凄迷、空洞，打不起精神。二姐把父亲送进医院抢救，输液、输氧，喂鼻食，一个月下来，父亲好些了，我们松了口气。二姐把父亲接到家里，可是没两天，二姐打电话给我，说爸爸又不进食了，整日昏睡，估计是娘叫他，老何，快点来噻。我也觉得是这样，两位老人相濡以沫86年（我母亲8岁以童养媳的身份走进我父亲家，14岁圆房），那种缱绻之情只有上天知道。我问二姐，那怎么办？二姐说，爸爸不吃东西，还能怎么办，只能住院。父亲这一次住进医院就没再出来，直到2016年元月9日（农历2015年11月30日），他离开人世，享年94岁。
父亲一生正直，坦荡，1953年元月他31岁就是资兴县副县长，直到他离休才是个副厅级，仕途并不顺畅，可父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用严于律己的作风教育子女。当年那些在文革中拼命整他，揪着他游街、批斗的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受到组织审查，组织上来找我父亲调查那些人，父亲一脸平和，说不能完全怪他们，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煽动群众夺权，说有些单位的当权派是跟着刘少奇走的走资派，号召革命群众夺走资派的权，错在上面。那天我正好在父母家，听到父亲这么说，心里不觉对父亲的襟怀钦佩不已。组织上的人走后，我问，爸，罗某某当年那么整您，您就一点不记恨？父亲告诉我，罗某某是他培养和提拔的，文化大革命中罗某某为了区别与我的关系，跳得最凶，以怨报德，这样的人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我还说什么呢？父亲的胸怀就有这么宽大！我最开始发表小说时都不敢给父亲看，生怕父亲说我写一些长沙街上扯皮打架的事，没有积极和正面意义。那时候《我们像葵花》发在《收获》上，不久出了单行本，接着《就这么回事》发在《花城》上，也出了书。我送了两本书给父母，我倒不担心母亲，母亲天性爱屋及乌，我想父亲看了会不高兴，《我们像葵花》中的冯建军、李跃进和《就这么回事》里的侯清清、林伢子都不是正面形象，父亲是个革命者和“教育家”，八成不会喜欢。但我的担心错了，有天我哥哥姐姐与我在父母家谈论我的小说，父亲插嘴道，写得好，这是反面事例，对年轻人有教育意义。父亲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从另一个角度找我小说的价值，我释然了。
今天是过小年，吃早饭时我在桌上摆了两副碗筷，把椅子抽开，女儿问，有谁会来？我答，这是给你爷爷奶奶准备的，今天是过小年。父亲刚去世不久，我本打算过小年去坟前拜拜、给父母亲烧炷香，可是潇湘陵园的山路曲折、陡峭，弯道多，昨天又下了雪，我担心山道结了冰，路滑，就没去。我对女儿说，要过大年了，等过两天天晴了，我们去给你爷爷奶奶烧香，你跟爸一起去么？女儿答，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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