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秦亚洲 王烁
中国儿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人手短缺。
在生育高峰、放开二胎等背景下，全国政协委员钱学明调研发现，从1999年至今，全国儿科医生仅仅增加了5000名。业内人士估算，如果按照美国儿童人口和儿科医生的比例计算，我国儿科医生的缺口将超过20万人。
迫于儿科医生紧缺，南京、北京、广州都有医院宣布暂停儿科急诊，甚至关停儿科。
对此，有关部门表示，将采取加强儿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儿科人才培养等综合措施，解决儿科资源短缺问题。
但在河南省多家县级医院院长看来，所谓“综合措施”的药方没有错，但是缺几味药。“儿科得的是急症，比如房子已经着火了，怎么办？你说要加强消防体系建设，可远水救不了近火。”
面临30年来最大压力
河南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高丽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儿科医生最急缺的其实就是县级医院。“今年１月８日，我在扶沟县人民医院调研，那里的儿科病房45张床，病人有100多个。”
“我们医院儿科已经有3名医生累得流产。有的多次流产，干脆请假不干了。”河南省柘城县人民医院儿科主任王道斌说。
本刊记者在河南省杞县人民医院儿科病房看到，15平方米的病房内摆放着5张病床，而按国家标准，只应该摆放3张病床。
杞县人民医院儿科主任李专红说，医院儿科病房正常床位39张，现在总共放置了70张床。目前儿科住院人数45人，而这个病区负责的医生只有7人。
河南省卫计委信息处主任范军星介绍，河南省现有儿童约2500万，注册儿科执业医师数为5130人，也就是说，约4870名儿童有1名儿科医生。“河南儿科医生比全国平均数还要少55.36%。”
柘城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章德峰说，2015年，该院儿科医生在约占全院职工10%的情况下，儿科门诊量达到全院门诊总量的20%，住院量达到全院总量的16%。“我们医院儿科22名医生，按照业务需要，至少得45人。”
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和中华医师学会儿科分会的调查显示，近3年，被调查的14个省份中，共有6000多名儿科医生离职，其中917人离开了儿科领域。
全国政协委员、传染病专家李兰娟院士认为，我国产科、儿科面临30年来最大的压力。
在不少医务工作者眼中，儿科医生缺口很可能继续扩大，因为儿科医生人才培养的源头已经断裂——1998年，教育部为拓宽专业面，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调整中，决定儿科专业于1999年起停止招生。
郑州市儿童医院院长周崇臣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国内医学院校取消了儿科学专业，儿科医师缺乏来源，也难以保证质量。儿科专业被取消后，新的儿科医生的培养机制迟迟建立不起来，始终没有一个培养儿科医生的规划。全国每年需要培养多少儿科医生？谁来培养？如何培养？这些重要的问题，需要有关部门过问和关心。”
周崇臣说，目前国内仅有重庆医科大学、上海交大新华医院等5家医学院还在招收儿科专业本科生。按照目前医学生规范化培训的要求，5年制本科生毕业后，需要再接受为期3年的规范化培训，随后又是2年的专科培训。他们走上儿科医生岗位，至少需要10年时间。所以，儿科医生缺乏的现状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变。
医患纠纷影响队伍稳定
河南省柘城县共有各类医院42家，只有4家医院设有儿科。
业内人士分析说，基层医院不断压缩儿科，甚至取消儿科的原因，在于儿童病情变化快，医疗风险高、医患风险高。
河南省人民医院儿童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程艳波解释说，从医疗角度看，儿童疾病病情变化快，孩子又不会用语言准确表达病情，需要儿科医生全面调动医学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做出分析判断，这本来就存在较高的医疗风险。再加上现在的家长期望值过高，孩子得了病总希望马上就能见好，这就更容易把不满发泄到医生身上。
河南省柘城县人民医院院长李德怀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在县级医院，没有哪个儿科医生没有挨过打。大年初一上午，我们两位儿科值班医生被打了。人身安全都没有保证，还谈什么救死扶伤？”
在河南省杞县人民医院院长朱庆立看来，“在儿科，不仅对医生要求高，对护理的要求也很高。就拿扎针来说，跟婴儿扎针能看到血管吗？看不到，靠摸、靠感觉。但是一针没有扎上，家长的巴掌就扇过来了。儿科的医生、护士整天提心吊胆，即使这样，也免不了挨骂被打。我们医院PICU（儿科重症监护病房）一直不敢开，风险太大。”
本刊记者获悉，2015年，我国首次将聚众扰乱医疗秩序行为纳入刑法。但是，“医闹”入刑尚未根本扭转“医闹”现象。尤其在基层，刑法中关于打击“医闹”的规定，许多时候成了一纸空文。
章德峰说，“医患纠纷是影响基层儿科医生队伍稳定的最主要因素。许多儿科医生离开，根本原因是人身安全没有保障。”
收入上的“弱势”科室
中午1点半，河南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高丽上午的门诊终于结束。由于饭点已过，午饭只能煮速冻水饺。整个上午，本刊记者看到，儿科的医生和护士们几乎没有停歇，每个诊室门外都等待着数十位来看病的孩子，以及陪同的两三位家长。
做了30余年儿科医生的高丽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自己刚毕业的时候，都是最优秀的医生选择儿科。孩子哭着闹着来了，蹦蹦跳跳走了，那种成就感没法形容。现在的儿科越来越留不住人了。90年代初到现在，我们医院儿科医生、护士走了十几个，有转岗的也有干脆转行的。”
省人民医院尚且如此，基层医院的儿科医生队伍更是风雨飘摇。
“连续三年，专门招儿科医生，连报名的都没有！”李德怀说，“一本、二本院校毕业的，都不愿意干儿科。三本院校毕业的，别的科室都不要，儿科只好要了。”
在儿科医生出身的李德怀眼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儿科还是医学生眼里的香饽饽，可是现在，“但凡有点门路的，都找人、托关系，不想干儿科。”
业内人士分析，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儿科诊疗费低。在医院现行创收考核体系下，儿科成了收入上的“弱势”科室。
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说，目前医生的主要收入还是靠绩效评估多劳多得，这种多劳多得不是来自医生的劳动强度和难度，主要是来自药物和检查项目，而儿科在这方面最少。
河南省人民医院全院90个科室，儿科人均收入倒数第八，人均结余倒数第四，床位结余倒数第一。
柘城县人民医院34个临床科室，儿科收入排在最后方阵，甚至不到其他科室的50%。
高丽说：“儿科检查少，药品用量小。比如，用于治疗小儿癫痫的氯硝安定，每瓶100粒，才几块钱，婴儿用量是每粒的1/40。儿科的肺炎、癫痫病人，住院时间越长，医院赔钱越多。”
为了稳定队伍，柘城县人民医院对儿科采取了多种倾斜政策。基本工资每月补助300元，夜班每班补助15元，科室管理费上交40%（其他科室上交50%）。“即便如此，儿科医生收入约是其他科室的60%。”章德峰说。
本刊记者调研发现，几乎所有的儿科医生都认为，提高儿科经济待遇不能光靠医院内部的照顾性政策，还应该从诊疗费用的价格上体现公平和价值。“骨科的医患纠纷也很多，骨科医生怎么不短缺？还是因为当前的医疗收费定价机制，没有体现儿科医生的价值。”郑州某三甲医院副院长说。
业内人士举例说，通常认为，给小儿扎针要比给成人扎针难度大，但县级人民医院的注射费定价是，成人每次收8元，小儿每次收6元。
如何治本
去年7月，有关部门下发通知，要求对儿科岗位从业人员开展加试相关专业内容的加分考试。未能通过全国统考，通过加分满足合格线的考生，也可获得执业资格，但仅限定在儿科和院前急救岗位。
提到为缓解儿科医生紧张状况而出台的这项政策，河南省某三甲医院儿科主任的声音陡然提高了：“这是在侮辱儿科医生，纯粹是瞎指挥。降低门槛的方法只会损害儿科医生的社会评价，这会造成水平不行的医生才来儿科的错误认识。”
在儿科医生的“加分”政策频遭“炮轰”之后，今年1月30日，有关部门提出，儿科医务人员不足时，可以对高年资内科医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充实儿科医疗力量。
“这更离谱了，是用行政力量要求医生违法。”李德怀表示，儿科本来就是医疗纠纷的高发区，这样做一旦出现医疗纠纷闹上法庭，医院必然败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医师进行执业注册的类别必须以取得医师资格的类别为依据。也就是说，批准执业的范围不应超过医师资格证书的专业类别。如果医师依法取得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类别的医师资格的，除特殊规定外，也只能选择一个类别及其中一个相应专业作为执业范围进行注册，从事执业活动，不可以超范围。
“当务之急是用提高经济待遇的方法稳定现有的儿科队伍。”拥有丰富医疗行业管理经验的河南省人民医院院长顾建钦说，“省级医院和县级医院儿科医务人员的紧张程度有所不同，但面临的困境基本一样。二胎政策放开后的生育小高峰，将使儿科医务人员的供需矛盾更加严峻。”
顾建钦说，从长远看，国家卫计委今年提出的加强儿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开设本科儿科专业、扩大研究生儿科招生规模，合理确定儿科医务人员薪酬待遇，加强儿童疾病预防，是综合施策，治本之举。LW
刊于《瞭望》2016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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