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美国，私立大学办得比公立大学出色的，比比皆是，也是尽人皆知之事。其中包括哈佛、普林斯顿、耶鲁等八所超过一、二百年历史的常春藤名校〈Ivy League〉，更是傲视全球。这八所名校还有一项最大的特色，便是俱属清一色的私立大学。
在台湾，要办所像样的私立大学，可不比登天容易。但因受《私立学校法》的庇蔭，私校的董事会，天生就是一个怪胎一一不但校产成为家族的禁臠，而且还可大权在握的“领袖群伦”，操控校园的经营团队，甚至沦落到形成对立面的敌我关系。由于两者之间的“权”、“能”不分，剪不断，理还乱，莫怪私立大学的疑难杂症一籮筐。
私立大学的体质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癥结就在于管理上，大学法和私立学校法两者的条文不一致，互为扞格，无形中助长了私立大学董事会的摇摆坐大。我们不禁要问，既然颁行大学法，却只能规范公立大学，而不能一体适用于私立大学，还得叠床架屋，另订私立学校法，岂不是为私立大学量身订造，打开一扇方便之门。
且看：大学法第八条，明定公立大学校长综理校务，负校务发展之责，对外代表大学。换言之，校长担负治校最高职责的角色。第十五条及第十六条则明示大学设校务会议，决议校务重大事项。而所谓的重大事项即是审议校务发展计划及预算、组织规程及各种重要章则。显然董事会只能闪一边，不得干与重大的校政。
反观私立学校法第二十一条及第二十二条，规定董事会组织章程，充分授权董事会掌控校务计划及重要规章，以及预算及决算的审核。此外还旁及基金之管理与财务之监督。虽然最近教育部通过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增设一名公益监察人，以增进私立学校所谓的“公共性”。其实，面对私校董事会这头庞然巨兽，也只是徒具一格，虚晃一招罢了。 
笔者躬逢其盛，承乏了校长秘书暨“杜聪明名人讲座”的执行长工作，适时见证他带给高医生生、员工新的思维，营造了一个创新、分享及人文关怀的新校园文化。不过，也同时感受到他与董事会无时或已的沟通，以及不足为外人道，百般煎熬的建设性摩擦〈Productive Friction or Creative Abrasion〉。他一再强调，大学是公器，是社会的公共财，主导大学的董事会应代表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
事实上，尽管私校法规定私校董事会成员“需有三分之一以上曾经研究教育，或从事同级或较高级教育工作，具有相当经验者”。然而一般私校董事会仍以外行人居多，岂有能力主导大学的发展？过去私立大学的董事会过度涉入校务，尤其是财务，将校长视为傀儡，所在多有，不足为奇。
以现代化的经营管理而言，私校董事会有“权”，从事规划学校发展方向，是政策的制定者。至于，校长有“能”，以专业实现教育的愿景目标，是执行董事会决策的行政领导者。彼此各司所职，坦承沟通，并相互尊重与信任，进而相互合作，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办教育。
走过一甲子的高医，绝对是南台湾的医学名校。但越往前走，越是考验著陈家后代的恢弘器识。到底是该松手让这所著有名声，经过无数人心血浇灌的南部医学重镇，继续向高标挑战，打造出一个更具宏观、前瞻、品质、效率，以及学术与医疗并驾齐驱的私立医学大学？还是继续将之视为家族的禁臠，糟蹋它，甚至因家族的自私与无知，断送了社会大众对它的信赖与依靠？第三代的陈家大少，请慎重的沉思默想，捫心自问：“是谁的高医”？请严正的面对这个大哉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