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风暴过去以后，我又回到复校后的人民大学，在清史所读硕士研究生。由于人大复校未久，图书馆和阅览室的书籍尚未齐备，因此，刚开学那段时间，我们常常在北京大学新建的图书馆看书，往来于人大与北大之间。与读本科全然不同，读研期间我们有机会结识了许多史学界的著名学者。印象最深的当属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陈庆华教授。清史所为我们请来了京城几位学有专长的学者，为我们硕士班讲授清史专题课。陈先生讲的内容是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他讲课时不带讲稿，所讲内容全部了然于胸，而且内容丰富，史料新鲜，讲得十分精彩。此后，我又在几次学术讨论会上与先生相遇并请教。由于专业上有共同的兴趣，开会时间总是很短暂的，不能充分交谈。于是，我提出要求，希望有机会到陈先生府上拜访，这样可以谈得痛快。没想到，陈先生很高兴地答应了。陈先生的家就住在未名湖后边不远的教师楼里。
于是，我经常骑车前往北大拜访陈先生，一个月能去好几次，比他的研究生见他的次数都频繁得多。我们师生二人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我所谈的内容，多是我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看到的新鲜史料，陈先生则多谈一些治学方法，对我所说的档案史料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以及他近期所看的一些外文书籍的内容。这种谈话有时能持续很久，有时师母过来请他吃饭，可是，我们的交谈还没有结束。
琉璃厂书铺掌柜送书上门
陈先生一生没有别的嗜好，就是喜欢看书、买书。走进先生家门，印象最深的就是书。齐墙高的书架上，桌子上，还有床头，到处都摆满了书。在陈先生家里，除了见过他的家人与同事外，我还曾经碰见一件很有趣的事儿，即前门书铺的掌柜，肩膀上挂着褡裢，里面装着许多线装书和一些刚出版的新书，吭哧吭哧地爬上几层楼梯，到陈先生家里送书。我在一边看得津津有味。等那书铺掌柜走后，我便问陈先生，这不就像民国时期北京城里的书商，送书上门的情景吗？先生边笑边说：“他们知道我喜欢买书，因此，有时会跑到家里来。”可见，陈先生爱书，真是出了名的。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未名湖畔看到的一幕真人真事。我不知道现在琉璃厂书商，还有没有到燕园给教授家上门送书之事？
陈先生为我排忧解难
当时，史学界不少同仁都了解我与先生关系密切。大约是1982年初冬，我们家还住在刚进人大校门右边的红楼，条件较差，因此我经常去图书馆工作。有一天女儿跑来告我，说是有人找我，我急忙赶回，原来是陈先生派了他一位袁姓弟子来找我。此君亦是我的同辈朋友，一起出席学术讨论会。他奉陈先生之命，来征求我的意见：说是一位很有名望的教授，与陈先生相交有年，近日因给一家出版社编书，想把我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处抄录的康有为的奏折借抄。此事当真给我出了一道难题。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因为要借抄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数量颇多。有心给吧，颇有些舍不得；有心拒绝，又觉得是驳了陈先生的面子。经过一番考虑，我告知来人说，等过几天我去同陈先生面商，再作料理。
后来，我去北京大学见了陈先生，谈了自己的苦衷。陈先生说，你做得没有错。这数十件奏折，凝聚着你的辛勤研究成果，理应由你署名出版。我负责向那位先生解释，他是不会介意的。后来，果然由陈先生出面与此公交谈，化解了此尴尬局面。我从内心感谢陈先生。
不该发生的悲剧
1983年后半年，传来教育部要在文科试招历史学博士的消息。由于是试点，所以整个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历史学科，只有两位教授具有带博士的资格。一个是我的老师戴逸先生，带古代史博士；另一位则是陈庆华先生，可以带中国近代史博士。我如果要考博士，从专业上来讲，只能报考北大，这就意味着，我必须离开清史研究所，这实在是一个难题。因为，此前深圳大学筹备建历史系时，曾给校人事处来函调我，清史所没有让离开。于是，我把自己的想法与陈先生商量，他答应与戴老师沟通。结果挺理想，清史所同意我报考，当时的喜悦是难以名状的，我开始憧憬自己将来在未名湖畔的学习生活，终于可以有盼头了。
于是，我于1984年6月到北大历史系参加了入学考试，考试科目包括外语、政治以及中国古代史及近代史。考试时，我颇有些紧张，因为毕竟好几年没有考试了。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陈先生告诉我，成绩很理想，准备新学年到北大上课。闻讯之后，我感到十分高兴。我再一次来到未名湖畔，一边在岸边散步，一边兴奋地对着波光粼粼的湖水说：9月1日新学期开始，我就可以每天在你的岸边漫步，看着你的面容，领略你的神韵，接受你的熏陶了。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有时铁板钉钉的事情也会发生变故。在我通过历史系考试后不到半个月，陈先生因病住院了。闻讯后，我急忙赶到医院去探望先生。时间大约是1984年7月初，我在病房看到的陈先生外貌与住进医院之前，并没有什么大变化。他还告诉我，没有太大问题，让我不必担心，准备9月开学。
同时，我也看到，这所在北京颇有名气的医院，住院条件并不太好。陈先生所住的一间大病房，居然住有七个病人。我们中国人民大学一位胡副校长，也住在此病房。几天之后，我又到这家医院去看望陈先生，没想到人去床空。我开始以为是陈先生出院了，后来胡副校长告诉我，陈教授已经去世了。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后来，我才听说陈先生是因为腿上有伤口，经常需要涂药。有一次，他在弯腰给自己腿上伤口涂药时，不慎摔倒，以头触地，再也没有起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因为陈先生是一位住进医院的病人，大夫、护士不管涂药，怎么会让病人自理？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应该。陈庆华先生当时是一位在海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经纶满腹，才华出众，还有多少事情等着陈先生做。可惜，他才过了六十三岁生日没几个月，竟这样匆匆地离开了人世。
陈先生已驾鹤西去，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也没有其他人可以担任中国近代史的博士生导师，我的读博计划也被迫终止。我与那风光依旧的未名湖，也失之交臂了。然而，仅仅过了四年，我便接到了法国高等社科院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邀请，要我到巴黎给那里的博士生授课。而邀请我的是素不相识，后来成了法兰西院士，及欧洲汉学会会长的巴斯蒂教授。巴斯蒂教授也是未名湖边走出来的学者，是陈庆华先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北京大学精心指导过的学生。我想，我同巴斯蒂教授的交往，也许冥冥之中，是因为未名湖的缘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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