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晨，在中国首都的地下，人们从没有窗户、阴冷潮湿的房间里醒来，倒掉便盆里的秽物，花3元钱洗5分钟的澡，爬上楼梯，进入外面的世界。转眼间，他们从这座城市里最令人鄙夷的居住者，摇身一变为怀抱“中国梦”并孜孜不倦奋斗的一群人。
这些被称为“鼠族”的新北京居民大约有100万。严格来说，这类住屋是非法的，政府规定闲置的地下室不能用来出租。但就像很多事一样，它们也处在灰色地带。
北京有大量地下居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十几年来城市迅速扩张。1995～2013年，北京市人口从900万增长到2100万，房价飙升导致人们对廉价住房的需求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申请廉租房必须持有北京户口，很多人无法享受这项福利。
地下室的租金一般只需地上房屋的一半，个人租住面积一般在3.7～9.2平方米之间。鼠族大多是年轻人，希望在中国最重要的城市站稳脚跟。他们中有保险推销员、地铁清洁工，也有新婚夫妇和时尚业者。
新加坡华裔摄影师沈琦颖用5年拍摄了超过100位“鼠族”，并与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记者Ian Johnson完成了下面这篇报道。被拍摄者大部分收入偏低，但很多人有住上大房子的美好愿望。
张新文：即将离京的化妆师
自从上了高中，湖北青年张新文（音译）就自称梵高。对这个来自贫困家庭的年轻人来说，梵高有特别的吸引力。“他一辈子都很穷，但为了艺术持之以恒、不懈努力，这一点我很敬佩。他一生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也一样，虽然家境不好，但我想做自己喜欢的事。”
张新文10岁那年，母亲离家出走，此后家里全靠父亲独撑，虽然省吃俭用，还是没法供他念完大学。2013年，22岁的张新文退学来到北京学习化妆和造型。
“刚开始，我把自己跟明星的合影发到网上，老同学看了都很羡慕，以为我在北京过得多么光鲜，从一家酒店到下一家酒店。”他说，“我确实奔走在高档酒店之间，但下班后得回到阴冷潮湿的地下室去。不过现在，我并不忌讳这一点，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住地下室。”
来北京一年多后，考虑到人口多和饮食不习惯，张新文准备离开。“我的计划是迅速上完化妆培训课，然后回武汉。这里没什么可留恋的。”
陈拉秀：地铁6号线保洁员
陈拉秀（音译）觉得，待在北京至少“比在家里种地强”。这位五十多岁、来自贵州六盘水的农妇为了给3个儿子赚娶媳妇的钱，一年前跟着丈夫和小儿子来到北京。
“干农活儿太苦了。”陈拉秀坐在床上说，“就算地里的活儿干完了，你也不能闲着，回家还有一大堆家务活儿，我根本闲不下来。但在这里，一下班我就能休息了。”
现在她和丈夫都在6号线上做清洁服务。丈夫在呼家楼站，她在东大桥站，相隔不远，方便照应。他们住的地下室离得不远，在东四环附近。
“在贵州家里住得当然要舒服多了。两边没法比。”陈拉秀边说边笑，“我们有个大院子，家里一共6张床，但在这里只有4平方米，我们也不准备在北京长待。这地方挺安全，晚上回来看看碟片就睡觉，挺好。”
在房东看来，他们是他见过的最温馨的一家人：儿子给父母张罗了住处，自己还找了女朋友，女朋友的爸妈就住在离陈拉秀几道门的地方。
虽然听不太懂未来亲家的浓重山西口音，但陈拉秀经常找他们聊天。其余时间她爱逛街，不过只看不买。她打算把一半的工资存下来，一部分给儿子结婚使，其余留着夫妇俩养老用。
某种程度上，来到北京打工并住在拥挤不堪的地下室里，像是开启了她人生的第二春：有机会赚更多钱，并见识外面的世界。如果还在贵州，以她的年纪很难再找到一份工作。
“乡亲们知道我出来打工，都笑话我说，‘你们有仨儿子，每人给你100元就够花了，还出去干吗’？”陈拉秀说道，“但在北京，我们自己能找到工作。”
徐俊萍：一家三口的简单生活
对46岁的山西农妇徐俊萍来说，北京的地下室就像临时庇护所。8年前，她来到这里打工，很享受北京的安静和简单。不像在老家，她在这里来去自如，不必担心左邻右舍或亲戚们怎么看。作为虔诚的佛教徒，白天她在拥挤的市场里推销佛经、香炉和护身符，晚上回地下室。
“我真的不想回家！在这里，我饿了就找东西吃，困了就回地下室睡觉，生活里没有太多复杂的事情。如果在农村，我得今天给这家帮忙，明天去那家干活儿，成天闲不下来。这里过日子非常安静，也很简单。”徐俊萍说。
去年11月，她搬到城东边的地下室，跟小儿子待在一起。17岁的儿子早就不念书了，现在北京高新区一家公司学习电脑维修技术。她的大儿子在南京。
徐俊萍的丈夫现在是北京某公司的保安，独自住在城市另一头的地下室。他会不定期地过来看看母子俩，带些从街边买的小吃食。每次他过来，一家三口都要挤在一张双人床上睡。
徐俊萍笑道：“我们挤在一起，要颠倒着睡，两个人头朝一边，另一人头朝另一边，这样才能睡下。好在我们都不胖。”
郭小龙：我是“鼠王”
40岁的郭小龙（音译）在很多城市的KTV或夜总会干过。现在他管着地铁6号线附近的一处地下居所，手里有72间地下室，共100来位租户。他本人也住在里面。
小时候，他梦想当运动员，至少也得是个体育老师。虽然梦想没实现，但他现在经常穿着阿迪达斯等品牌的运动服。他在地下室的工作包括日常管理，还有搞卫生、换门锁和电工之类。为了防偷窃，大部分时间他在地下室入口的一间屋里看监控。
郭小龙话不多，但把地下室经营得很有人情味。他跟碰面的人打招呼，也会帮他们忙。郭的父母4年前去世了，他说自己是个没家的人。“没妈的孩子没有家，如果你们管住地下室的人叫‘鼠族’，那我就是‘鼠王’。”
常万乐：刚到北京就被骗了
去年，常万乐（音译）从老家河南安阳来到北京。刚出火车站，伟大首都就给了他重重一击。拉他的黑车司机要了高于平常10倍的车费，让他对北京有了非常糟糕的第一印象。
现在，18岁的常万乐和女朋友住在一间地下室里，月租金500元。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车间做电器插座，后来辞职到北京南站附近的饺子馆打工。小常说自己喜欢静谧的地下室，“那里特安静，能睡个好觉”。
平时闲了，他也愿意和同事一起吃喝玩乐，有时还会去趟天安门，拍些照片发给老家的朋友看看。
“我愿意给家里人展示我的生活状态。‘看，我在北京呢！’他们会觉得待在北京特牛气、特有面子，只有我爸会叮嘱我凡事小心，别惹麻烦。”
李扬：住地下室的北京人
与大多数地下室居民不一样，李扬（音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家在通州，距市中心30多公里远。以前他在家庭农场打零工，后来迷上了一种非常高超的钓鱼技法：飞钓。2012年，他在一场钓鱼比赛上拿了奖，结识了国内某电视台钓鱼频道的编辑。此后，他开始为该频道撰稿，希望未来能靠出版相关书籍谋生。
过去3年，他做过不少工作，送餐员、快递员、收银员、摆摊卖鞋……他住地下室“是为了省钱”，现在房租每月五六百元。“在住宿方面，我很务实。”
但地下室很潮湿，有时还有股霉味，特别是夏天。“放在床头的毛巾一夜就能长出绿的、蓝的、白的小霉斑。”
李扬能接受“鼠族”这个标签。“描述挺准确的。”他说，“可能很多人看不起住地下室的，但我不觉得自己的境遇可怜。我有间屋子，有床，能踏踏实实地躺在上面，这和其他人有什么两样呢？”
刘昊：“长期晒不到太阳，我很累”
刘昊（音译）住的地下室上面是复式公寓，那里的人会去星巴克喝咖啡，在无印良品那样的日本百货店买东西。公寓后面有个小门，推开门就能进入刘昊的世界。他是个新生代作家、诗人、摄影师和导演。
在河南老家，他的父母拥有12亩地，种些花生玉米等作物。刘昊从会走路开始就帮家里干农活儿，等上了高中，他忽然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纪录片摄影，以及中国著名导演贾樟柯的现实主义电影。
“2006年，贾樟柯在一个电影节上拿了大奖，看到这条新闻时我就在想，如果我有机会做一部电影，说不定也能得奖。即便不行，当个摄影师也挺好的，我可以回老家河南开个小店，接些婚庆、拍广告之类的活儿。”
他真正的理想似乎更高远。刘昊喜欢读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的书，还有中国作家余华、美国作家福克纳、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的作品。他在床边摆了一堆他们的书。
“我这一代和父母截然不同——我们喜欢做公务员或者汽车销售员，没有人愿意务农。农田周边工厂也越来越多了，有加工小食品或方便面的，还有做卫生纸的。总之，父母那辈靠土地过活，而年轻人已经离开了庄稼地。
“父亲想让我做小学老师，我觉得那样工资太低了，而且空闲不多。我有很多感兴趣的事要做。”
“我从贾樟柯的电影《世界》中看到了地下室，片子的主人公就生活在里面。我在北京住过的第一间地下室很大，但很潮，每月租金700元，一个月后房子里就有了霉味儿，东西都变质了。后来我找到了现在的这间房，8平方米大，一月360元。我现在基本没收入，住这里还行，过得去吧……可能因为长期晒不到太阳，我总觉得很累。”
“人类发展太可怕了，你想想，现在已经没有足够空间满足人们在地上居住的要求了，不得不生活在地下……我们有地铁、地下停车场，还有地下室，你说未来这座城市会被挖空吗？”
在笔记本上，刘昊记录了自己的感想，他写道：
房间一间挨着一间/走廊错综相连/所有这些都好像在指引你/去你想去的方向/夜幕降临/你找不到自己的路/你找不回自己的屋/每一天你都在不停地穿梭/地上地下/地上地下/地上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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