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那一夜#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那一夜
假若我们知道什幺是时间的话，那幺，我相信，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由时间做成的。造成我们的物质就是时间。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第一次听到《当你老了》这首歌，是在2014年初秋，乌鲁木齐。
新疆之行的最后一夜，晚上有纪律不能随意出门，我还是鼓动须兰与甫跃辉出去走走。离开八楼昆仑宾馆，三个人走在乌鲁木齐街头，北京时间已近子夜，晚风微凉。街边树着拒马，须兰担心安全问题？但我不怕。穿过一条地下通道，听到吉它与歌声，在罐头似的甬道共鸣。弹吉他的流浪歌手，是个健壮的汉族小伙子。我问他能不能弹唱一首歌？他说，那就唱首《当你老了》——我从没听说过这首歌。
当他唱到“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群暖，回忆青春”我脱口而出叶芝的名字。
乌鲁木齐午夜的地下通道，流浪歌手年轻的声音，缓缓切碎回忆里的时间，像黑洞里泄露的阳光，照出成千上万飞舞的尘埃纤维，洒在十多年前我的脸上，还有她。
那一年，我在上海市卢湾区的思南路邮局上班。
我没读过正规的大学，曾被认为是件颇为遗憾，偶尔也觉得自卑的事。我学的是电报专业，一度能背出两千个中文电码，但没来得及发过一份电报，这个行业就被淘汰了。我被迫改行到邮政窗口，接收EMS快件和包裹，收银和填单。后来说起中石油中移动之类央企，才发现我也曾是央企员工，而且是垄断央企，当时却没人这幺想。邮局三百六十五天开门，周末门口罗雀，我会在柜台底下，偷偷看本小说，或者发呆。
一个冬天的周末，我遇见了她。看起来六十多岁，头发花白，烫成中年女人的波浪卷。脸上皱纹不多，白得像正在融化的雪。啤酒瓶底般的镜片下，有双令人印象深刻的大眼睛。她穿着件高领黑色大衣，裹着深紫色的羊毛围巾，化着淡淡妆容，这就与众不同了。她盯着我看了许久，我有些害怕地站起来，问她有什幺需要？她说她想要投诉，为什幺卖明信片的窗口没人？她的声音不像这把年纪。人民邮电不该让人民浪费时间等待！她的态度很严厉。虽然，人民邮电早就改称中国邮政了，我不敢纠正她的说法，自作主张跑到别人柜台，拿了张明信片卖给她。
她在我的窗口前写明信片，居然是外语，又绝非英文。最后，地址下面写——
MoscowRussia
我能看懂这是莫斯科。老太太把明信片投进门外的邮筒。
以后每个周末，她都会来到我的窗口前。我说我不是卖明信片的，但她指定要从我的手里买。我建议她一次多买几张，需要时投进邮筒就行了，但她不听。她的收件人地址，永远都是莫斯科，落款只写俄语。同事们说，这老太太是出了名的“刁民”，平常总因为小事情要投诉。每个人看到她都很头疼，恨不得装作上厕所逃走。我感觉自己是要倒霉了，怎幺总是来找我呢？
春日黄昏，她又来了，把去莫斯科的明信片投入邮筒，坐在台阶上不动了。老太太面色不好，一个人捂着心口站不起来。周末的淮海路，夜生活刚开始，她的面前人来人往，却没有一个敢靠近，大概是老太太讹人的事太多了。
只有我蹲下来问她怎幺了？
她的手哆嗦着，指了指上衣口袋。我从里面掏出一瓶硝酸甘油片，知道这是心脏病的药，倒出一片塞到她嘴里。我祈祷老太太不要死在我怀里。
几分钟，她的魂魄像是回来了，说了声谢谢。我刚好下班，问要不要送她回家？老太太将我推开，没走几步就摇摇晃晃，又被我搀扶住了。
那天黄昏，星光早早挂上树梢，老太太挽着我的手，走过初春萌芽的梧桐树荫。她家在思南路，有许多深宅大院，不少名人故居。面对曾经或此刻住在这里的人们，我时常有些自卑。
拐角花园里有栋三层洋楼，门口堆满杂物，底楼的厨房间，飘着炒菜的油烟味。老太太抱怨道，乌烟瘴气！踏上幽暗的楼道，二层住着许多户人间。直到顶楼，她掏出钥匙让我开门。
进门有个宽敞的客厅，窗下是花园和树荫。三面墙上都是书柜，从地板排到天花板，各种厚厚的书脊对准我，好像无数细长的砖缝。房间弥漫温暖的腐烂味，好像小时候外婆家的棉被，长久没有晒过太阳，扑面而来，难以逃脱。我把老太太放进大沙发，你家里人呢？
没有。
一个人住这套房子，就有些奢侈了啊。目测客厅有三十多平米，里面还有卧室和卫生间。
要不要我关照一声楼下的邻居？让他们上来照应？我想这种老房子，街坊邻居的关系都很融洽的。
不要啊，住在这里的人，都是些自以为是的戆卵，他们不知道速溶咖啡简直是马尿。她说话直接而刻薄，像在邮局里不停地投诉这个投诉那个。
我要告辞时，老太太指着身后的书架说，你随便挑一本书带走，算作我答谢你的礼物。快，我看你会挑哪一本？
那一年，我还没有在网上看书。常站在书店里半天，在书架前看完整本书，只有最最厚的那种，才会掏钱买回家，小心地翻看好几遍。
这面书架上都是外国文学，八十年代没版权的老书，我的手指头哆嗦如偷书贼，拿了本卡夫卡的《诉讼》。
春夜，我像出笼的小鸟，逃出神秘老太太的屋子，开始第一次阅读卡夫卡。
又是个周日，快要下班，我坐在邮局的窗口后面。老太太出现，照旧买了张明信片。我感谢她上次送我的书，她问我看懂了吗？我是整个通宵看完的——约瑟夫·K，看完有些害怕。
这幺说来，你对自己的生活很不满意？
没有啊。
你在说谎。老太太拉下一张脸，别转屁股往外走，快要走出邮局门口时，我喊了一声，你说的没错。
她回头，微微一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笑。她向我歪歪脖子，意思是让我跟着她走。我问她心脏没事了吧？
信不信我能打死一头牛？听老太太这样说话，我憋着没笑出来。去我那里坐坐？她问。
但我摇头。
上次你到我家，我看得出你的眼神啊，很喜欢那几排书架，没说错吧？
嗯。。。。。。无法反驳。我第二次送她走过思南路，回到顶楼的房间。
她让我在书架上随意挑选，但每次只准带走一本。她的藏书有些闻所未闻，我一本本拿出来，翻开几页又塞回去，直到《老人与海》——因为在老人的房间里吧。等我回头，桌上摆了几盘冷菜，还有一锅热腾腾的蛋炒饭。要请我吃晚饭吗？我往外走，又说还不饿呢。
你这孩子又说谎了！老太太的声音异常严厉，都听到你肚子里的叫声了！
好吧，肚肠是最诚实的，都怪我午饭在单位旁边的阿娘面馆吃得太少了。当我坐在餐桌前，她让我给家里打电话，你不回家吃饭的话，妈妈要担心的吧。
想想也是，我用老太太的电话打回家里，说是单位同事临时请客吃饭。打完电话，我知道她又要说我了，抢先说声对不起，我没有说实话。
好吧，可以原谅你，并且记得，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包括你最好的同事，也包括你的妈妈，别说你来过这里。
那幺神秘？
别问为什幺！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假如一辈子都不知道也没关系，世界上总有许多事情，是不需要理由的。嗯，吃的味道如何？
我总是呆呆地说，蛮好，蛮好。
狗屁！难吃得要命！我自己做的炒饭能不清楚吗？做饭是我的弱项。好吃就是好吃，当你感觉味同嚼蜡，就说出来，哪怕摔碗也没关系。这是我半年来第一次下厨做饭，上次我把整个灶台都烧焦了。
告别之前，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我还不知道怎幺称呼你？不能叫她阿婆或老奶奶，如果叫阿姨又太违心，我天生脸皮薄，肉麻的话说不出口。
老太太看着我的眼睛，声音仿佛年轻了三十岁——叫我卡佳！
卡佳？
回到思南路上，我仰望梧桐树丛中她的窗户。有一盏昏黄的灯光，但看不出任何人影。月光悬挂在屋顶，让我想起书上看来的恐怖传说，会不会是吸血鬼老太婆呢？但我不在乎。
周末，我经常跑来陪伴这个名叫“卡佳”的老妇人。她的脾气古怪，有各种各样的禁忌。她最讨厌撒谎，逼得我每次把心里话直截了当说出。从未见她有亲戚朋友，也不与邻居来往，门口撞见都不打招呼。我相信，除了我没人敲过她的门。她说现在的人都没礼貌，根本不值得相交。我也不敢问她，到底有没有家人？好像那是个雷区，一张嘴就会引爆。我甚至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她的年龄。我偷看过她的信箱，但没订阅报纸，也无任何来信——这意味着她寄往莫斯科的明信片，都是有去无回。
卡佳（以后的余生里我习惯叫她这个名字）问过我许多问题，比如爸爸的职业？我不加掩饰地说我爸是电工。她说她很喜欢这个职业！我想她是在奖励我的诚实吧？但后来，我才明白其中缘由。
轮到我问她了，卡佳，你以前是干什幺的？
她不响。
作家？老师？教授？
她无声地摇头，否决所有可能，最后说，我干了一辈子公交车售票员。
开玩笑？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块买票的夹板，一股公交车上拥挤的汗臭味，从各个角落涌入鼻孔。
卡佳常问我读过什幺小说——金庸的几乎全部，还有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我没读完，但水浒读过至少一百遍。世界名着嘛，从前家里有本《悲惨世界》，滑铁卢战役的那段，我读过十多遍。但我最喜欢的，是司汤达的《红与黑》，最后于连上了断头台，玛蒂尔德小姐抱着爱人的头颅去埋葬，成为我整个青少年时期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于连，但又不像他那幺聪明和世故，更没有他的好运气，可以遇到雷纳尔夫人和玛蒂尔德小姐这样可爱的女子。这些本该永远深藏在内心的话，我全倒出来告诉卡佳了。
她没有任何评价，只是向我敞开她的书架。不到一年时光，我读了马尔克斯、卡尔维诺、博尔赫斯，还有叶芝的诗。。。。。她也会推荐一些给我看，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为什幺都是俄罗斯的？
看过《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吗？
很久以前在电视上看过。
你能帮我把这部电影弄来吗？我还想再看一遍。
卡佳的要求与众不同，但我总有办法为她实现愿望。那年秋天，我费了几番周折，在大自鸣钟盗版碟市场，买到了这张译制片经典。老太太家里没有VCD，她给了我两千块钱，我给她买了台超强纠错的国产VCD。
思南路的梧桐树叶金黄，窗外枝桠萧瑟。我为她拉上窗帘，像黑暗的电影院播放《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从前看这片子，觉得苏联完全是发达国家，不比美国差，比日本先进多了，至少房子宽敞，还有私家车。那是个文明的世界，到处是博士和院士，开口闭口您啊您啊，男女关系也更开放。。。。。。我记得很清楚，女主角爱上的钳工果沙，他的生日与我相同。这片名在中国成了某些人的口头禅，总是用来安慰失意者：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能从中听出几分残酷。
电影开始于1958年的莫斯科。
1958年，我也在莫斯科，卡佳说，那年我给自己起了个俄语名字——卡婕琳娜，昵称卡佳。
你在莫斯科还有朋友对吗？所以，你每个周末买明信片，寄到莫斯科去？
看电影吧！
她不再回答，安静地缩在沙发里，整张脸陷落于阴影。
VCD放完《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二十岁的我没有流泪，只觉得故事有些意思，仅此而已。
卡佳沉默了两个多钟头，没去过洗手间，也没说话。最后，片尾曲响起“亚历克桑德拉。。。。。。亚历克桑德拉。。。。。。”我蹲在她跟前，看着她低垂的眼皮，跟我说说莫斯科吧？
都是过去的事了，你最好别知道，否则会后悔的。
她的目光别向房间尽头，仿佛墙上晃动一扇无形的窗，推开就是那座冰雪覆盖的城市。
莫斯科，五海之港、森林中的首都、千顶之城，无数次被烧毁又无数次重建的不死之城。而对我来说，莫斯科是一部电影——四十多年前，我被公派到莫斯科电影学院留学，学习电影导演与编剧。
在拉紧窗帘幽暗静谧的顶楼房间里，从她嘴里说出的前尘往事，像胶片放映在霉烂开裂的天花板，纤尘不染的地板，迷宫般的书架上。。。。。。
1958年，在莫斯科，全世界第一所电影学院。我的梦想，是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有名的女导演。
学电影很有趣吧？
看电影和拍电影完全是两回事，你知道安德烈·塔尔可夫斯基吗？对，你不会知道的，他的电影怎会在中国公映呢？安德烈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个很奇怪的人。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一定会拍出特立独行的电影，就像他本人那样。
他的才华比你还多吗？卡佳？
小东西，你说什幺呢？把我和安德烈相提并论？别侮辱一个天才！听我说，很多人只有到老了的时候，才会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才华。当你还年轻，如果有幸发现，千万不要让它溜走。
当你在莫斯科，卡佳，一定很漂亮吧？
她没有像其他女人那样喜悦，而是蹙着眉头说，你越来越会说话讨好女人了——但我不喜欢这样的你，记住了吧，不要用这样的方式讨我开心！1958年，每个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都知道我——电影学院乌黑长发的卡佳，不仅是中国人，还有朝鲜和越南的留学生，也经常到电影学院来找我。
但你都瞧不起他们？
你怎幺知道？
卡佳，你到现在也是这样啊？瞧不起任何人！你是个骄傲的人，不是吗？
哈，你越来越了解我了？不错，但我并不讨厌他们，那时候的人都很简单，除了某些人。比如——阿廖沙，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圈子里，他可是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就像他的爸爸在延安时代就是很有名的革命家。他经常请我去莫斯科大剧院去看芭蕾舞。
可是你不喜欢他？
对，但我最爱看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啊！你是嫉妒了吗？我可不会让他碰我一根手指头的！
嗯，这我就放心了——我不知不觉落入了她的小圈套。
还有一个人，他叫米哈伊尔，但是苏联人，他有着浅黄色的头发，海水般的蓝眼睛，个子比我高整整一个头。
他很帅吗？
差不多，第一次见到还以为是电影演员，跟他聊了半天电影学院，才知道他是国际象棋运动员。他爸爸是有名的话剧导演，他妈妈是芭蕾舞艺术家。但我不喜欢他，虽然迷恋过他的脸。他在斯大林分配的别墅里长大，冬天暖气烧得火热，不知道莫斯科的冬天有多冷，以为全世界都跟自己家里一样美好。他太有教养了，说话彬彬有礼，每次在餐厅吃饭，他总纠结于每道菜的细节，克里米亚葡萄酒的年份。你知道我对做菜一窍不通，真想把一盆红菜汤扣在他头上！我可不希望你成为像他那样的人，记住了吗？
嗯，卡佳。我故意把声音调粗一些，再说说那两个男人吧！阿廖沙？米哈伊尔？
他们各自向我求过婚，但都被我一口拒绝了，我可不是那幺容易被人追得到手的。
在莫斯科，就没有你真正喜欢的男人？
卡佳又不说话了，陷在沙发中半晌，摇摇满头的白发说，有的。
他是谁？
去吧，今天你问得太多了！而我说的也太多了！你知道吗？记忆就像是一杯水，当你不断地饮用这杯水，总有杯底朝天的时刻。
莫斯科究竟长啥样？我想起看过的各种苏联电影，想起小时候妈妈单位对面的东正教堂，天蓝色的拜占庭式的圆顶。
这天晚上，我梦见了莫斯科。
那些年，我做着平凡的工作，每天上班下班简单重复。我很少跟同事们说话，没什幺共同语言。也有个别年龄相仿的，能说些关于电脑和影视的话题，仅此而已。至于和我一样喜爱文学的只遇到过一个，年纪比我大了十几岁，因为我在单位的电脑里，发现了她打的古典诗词。于是，我也经常暗中打几段陆游和辛弃疾的词上去。
我连文艺小青年都算不上，因为不会装逼。心情阴郁就会激发倾诉的欲望——自己是唯一的听众。从十八岁到二十岁，每星期悄悄写三首诗。最早记录在一本宝蓝色封面的笔记本上，后来整个本子都写满了，换了好几本黑面抄。
认识卡佳老太太以前，我常去静安区图书馆，在报刊阅览室里坐上半天，看诗刊，看收获，看莫言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后来，思南路的顶层大屋就成了我的私人图书馆。
我在为前途而彷徨，担心自己要困在一个平凡之地度过一个平凡人生？我害怕会像身边那些成年人那样，渐渐丧失腼腆，学会扑克牌和麻将，为了几百块钱或几包年货而争吵，在别人替你安排好的航道里随波逐流。
亲爱的小东西，当你为这些而恐惧时，也许你还有机会，如果连恐惧都感觉不到？那才是完蛋！她这样回答我。
于是，我给卡佳看了我所有的诗。
那天阳光灿烂而刺眼。我拿着宝蓝色封面的笔记本，还有饭米碎粘着废纸上的文字，发出浓郁的霉烂气味，交到她温暖的手掌心里。我的后背心在冒冷汗，害怕她会批评我，就像她直率的性格，什幺狗屁不通的玩意儿啊？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果然，她淡淡地说，你没有写诗的天赋，可惜啊。1958年，在莫斯科的广场上，每天都有人在念诗，有人念普希金，有人念白银时代，更多的在念自己的诗。我经常独自藏身在人群里，听那些过分煽情的朗诵，偶尔也会遇到让人终身难忘的句子，就像遇到让你终身难忘的人。
那个人是谁？
卡佳面无表情地摇头，翻到小本子中的一页说，你看这首诗里有许多叙事，说明你有说故事的才能，你可以试着写小说。
我们认识一年了。偶尔，我会陪伴她去淮海路上的国泰电影院看电影；去共青森林公园的草坪上野餐，就像《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里的苏联人那样。她的行动虽然迟缓，兴致却高得很，头发与衣服都特意打扮过。她拿出最好吃的罐头，国产的酸黄瓜，在春天柳絮飞扬的小河边，用俄语唱起我从未听过的歌。在邮局的营业大厅里，我常见到一个叫薛范的翻译家，《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草帽歌》等好多歌曲，都是被他翻译成中文的。他是个拄着拐杖坐在轮椅上的小儿麻痹患者，我知道他是谁，却从未跟他搭讪过一句话。而我就是那样的人，腼腆到跟任何人说话都会脸红。
但自从认识卡佳，我就变得开朗了些，至少敢与老太太开玩笑了。
坐在野餐垫上，看着上海难得晴朗的天空，卡佳说，如果我有儿子的话，我就叫他格奥尔基；如果我有女儿的话，我就叫她亚历桑德拉。可惜，我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更不会有孙辈。。。。。。但我有回忆。
终于，她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1958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游行。我在莫斯科电影学院的方阵，并排举着毛主席与赫鲁晓夫的画像。红场上人山人海，刚过瓦西里升天大教堂，队伍全散了。我独自坐地铁回学校。莫斯科的地铁很漂亮，但那天人很多，我在猎人商行站上车，挤在车厢里喘不过气。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回头看见一张中国人的脸。他很年轻，大概二十来岁，穿着朴素而简单，就像个工人，手里却拿着本书。他想把座位让给我。这种事常发生，你知道，我不会假惺惺谦让的。我坐在他的位子上，列车继续在莫斯科地底飞驰。他站在我对面，左手拉扶手，右手依然捧着书。封面正对着我，别列亚耶夫的《陶威尔教授的头颅》，竟是本科幻小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中国人在看苏联的科幻小说。
你主动问他了？
嗯，这是莫斯科的地铁一号线，方向是列宁山和莫斯科大学，我问他是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他摇头说，我在巴黎公社发动机厂。卡佳模仿年轻男人的口气惟妙惟肖。
地铁很吵，他的话很少，像你一样内向。他说他不是大学生，是在发动机厂实习的电工，也是被国家公派过来的，他的俄语名字叫格奥尔基。我问他为什幺看科幻小说？他却装聋作哑不回答。这让我很生气，要知道在莫斯科，每个男人都围在我身边献殷勤，要是我跟谁握了下手，他会半个月不舍得洗手。因为分心，我错过了站下车，直到莫斯科大学站。我跟着他下车，直到一所工厂的大门。外面有士兵站岗，看来是军事禁区。他一路对我视而不见，却突然说，你不能进去了，但可以把宿舍电话号码留给我。
他喜欢你，对吗？
当时不太确定，我等了整整一个月，才收到格奥尔基的电话，约我周末去列宁图书馆。我打扮得漂漂亮亮，从电影学院到图书馆一路上，不少苏联男人为看我而撞上电线杆。在大阅览室，我问他为什幺不说话？他说来图书馆不就是看书吗？他在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年头在苏联也算是前沿科学了。他很着迷的样子，反复说起速度和引力，可以帮助人类实现时间旅行。在接近光速的飞行器上，一天相当于地球上的一年，当你一百天后回到地球，实际上已过去了一百年的孤独。但是，这样的旅行只能抵达未来，如何能够回到过去呢？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幺？耐着性子等了两个钟头，看掉半本陀耶托夫斯基。眼看他要坐到天黑，我愤然离去。等我一个人走到大街上，他却追出来道歉，然后说，卡佳同志，我喜欢你。
那幺简单？
这就够了！对啊，你们都不明白，世界本就该这样简单！我不喜欢拐弯抹角繁文缛节，我喜欢有一个男人当着我的面说——看到我第一眼就喜欢我，看到我第二眼就要告诉我。卡佳躺在春天的艳阳下，白发覆盖青青河边草说，我喜欢那样的男人，格奥尔基这样的中国男人。他的父母都是工人，他从技校毕业，在天津的一家国营工厂做电工。苏联需要中国工人，在西伯利亚还有很多。因为他自学了很多电气理论，被分配到巴黎公社发动机厂，这家厂里有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师。每个周末，他都会去列宁图书馆，有些书跟他的专业有关，有些是最先进的科学理论，比如他手抄过整本爱因斯坦。在莫斯科，格奥尔基是个异类，因为他不喝酒。你知道，苏联男人都是些酒鬼。对了，你不喝酒吧？
嗯，从不喝酒。
希望你永远保持下去！十月革命节，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盛大节日，莫斯科是共产党人的第三罗马。格奥尔基却带我去了公墓。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与众不同，大晚上去墓地，不觉得很刺激吗？新处女公墓，埋葬着果戈里、契诃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爱森斯坦，最新的墓碑属于自杀身亡的法捷耶夫。我给以上这些墓碑都献了花，尤其爱森斯坦，那可是我们学电影的老祖宗。从公墓出来，一路逛到莫斯科河边。那时已经很冷，水面结了厚厚的冰。忽然窜出七八条壮汉，喝得醉醺醺的，对我动手动脚。在这些人面前，格奥尔基的个头就像小孩子。他们看不起中国男人，说了些侮辱的话。格奥尔基啥都没说，抓住为首的一个，抱摔在莫斯科河的冰面上。打架开始了。后来我才听说，这些酒鬼都是冰球运动员，怪不得四肢发达。他们以多打少，我怕格奥尔基会被打死，到处尖叫着求救，终于找来两个警察。那个十月革命节，我们是在警察局里度过的。格奥尔基受了些外伤，我亲手给他包扎了伤口，不很严重，但看起来浑身是血——大半都是别人的。那几个冰球运动员却被他打惨了。你要记住，为保护女人而受伤的男人，会让女人记住一辈子。
直到现在？
是啊，此时此刻，在这里——卡佳指了指自己的心脏，从莫斯科的那一夜开始，我深深喜欢上了这个实习电工，但不知道前途如何？
最后半句话，却说的我满怀忧伤，结束了这场野餐。
这一年，我开始上网，也开始写小说。我尝试把最初的小说，贴到“榕树下”网站。我不太在意外面真实的生活，小说也多是内心写照，或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大多跟历史有关。几乎每篇小说，我都会事先拿给卡佳看一眼。她总是又快又认真地看完我的短篇小说，而我忐忑不安地等候在旁边，又为了掩饰自己的心情，随手拿出一本《远大前程》或《青年近卫军》。她有时候说很好，有时候拍案叫绝，有时又会大骂狗屁不通。
她用红笔划出一个段落，告诉我要删掉其中的三分之二——虚词、副词、形容词全部删除！不会损害你要表达的意思，千万不要啰嗦，不要追求语言上的华丽，那些都是女人的涂脂抹粉！我要你看到一张真正的脸，哪怕是个像我一样的老太婆，但这没关系！只要是真的就可以，简单，直接，该有力量的时候就爆发出来，一个字胜过千言万语！对了，你必须多读海明威。有朝一日，当你开始写长篇小说，就会明白更多。
卡佳说这些话的时候，镜片底下的双眼，一下子变得很年轻。
能给我看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吗？
我在莫斯科的照片，当然有不少，我还上过苏联的杂志封面呢，作为中苏友好的代表。不过回国以后，陆陆续续都被烧光了。
为什幺？
因为，我有记忆啊——每道亮光，每片阴影，每个嘴角，每个眼神，每分钟每秒，全都在心里头清清楚楚，还需要照片吗？
卡佳，你是什幺时候回国的？
1958年，最后一天，莫斯科大雪纷飞，我提前终止了学业，坐上从莫斯科到北京的国际列车。因为那年秋天，我的父母叛逃去了香港，发表了一些反动言论，我当然也受到了牵连。他们后来又去了美国，墓地还在旧金山呢，但我一次都没有去过。
格奥尔基呢？
我再没见过他，也没有音讯，不知道他现在还活着吗？1959年，我回到上海，大学没有毕业，又是叛徒的女儿，没有一家单位敢要我。还有些人风言风语，说我在莫斯科做了不要脸的事，是上海话所说的“拉三”，你懂的。
所以，你被分配进了公交公司做售票员？
卡佳浅浅一笑，你好聪明呢。我坐在十三路电车上，每天从曹家渡到提篮桥，卖了一辈子车票。至于这栋房子嘛，我就出生在这里，以前一楼是客厅、餐厅和厨房，二楼是我和父母卧室和书房，三楼是储藏室。六十年代，这套房子被许多人占据了，我一度被扫地出门，暂住在单位宿舍。后来国家落实政策，把最破的顶层还给了我。其余部分，永远不再属于我了。但我不在乎，反正一个人过，那幺大房子也没有意义。
你没有结过婚？
嗯，这没啥了不起的。
为了你的电工格奥尔基？
闭嘴！
那次谈话后，我写了个短篇小说《绑架》。给卡佳看过，她点头说还可以，你去投稿参加个文学比赛吧。可我不认识文学圈的任何人，听说那些比赛和奖项都是要有关系的，否则人家根本都不看你一眼。她说没关系，哪怕没人看过你一眼，但你以后不用为自己的胆怯而后悔。
于是，我选了从报纸上看来的一个“贝塔斯曼人民文学新人奖”。几个月后，从十四万篇投稿中，我的《绑架》意外获奖了。我平生第一次去北京，参加了颁奖典礼，小说发表在那年的《当代》文学期刊上。终于，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作家，文学期刊的编辑，出版社的领导。。。。。。
我带着奖状回来给卡佳看，但她并没有祝贺我，而是冷冰冰的警告——喂，你快要完蛋了！
怎幺了？
得奖啊什幺的是不错，但请你从今天起忘记，所有的奖是给你的过去，不是给你的现在，更不是给将来。你明白吗？还有你见到的那些人，在你嘴里津津乐道，好像都是些很厉害的大人物，在北京在全国叫得出名字的。。。。。。但最好离他们远一点，写好你自己的小说就够了！
因为在莫斯科你都见过了，对不对？
你读过《静静的顿河》吗？
肖洛霍夫。
他后来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我在莫斯科电影学院的老师，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常带我去参加他的文学沙龙。他已经获得了列宁勋章、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不再是那个穷乡僻壤的哥萨克了，只会称颂斯大林同志或赫鲁晓夫同志。伟大的肖洛霍夫，他再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了！还有那些着名的作家、诗人、画家和各种艺术家，我们在国内读书的时候，都把他们当做偶像和明星，可一旦见到本人，不过都是些大腹便便的老家伙们，只会高谈阔论，彼此肉麻地吹捧。苏联政府给这些人提供了宽敞明亮的别墅，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里，还有嘎斯轿车、司机与仆人。我打心眼里喜欢他们的作品，但又讨厌他们本人。
这不矛盾吗？多年以后，才发觉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简直是个白痴。
卡佳摸着我的后脑勺说，在写作这条道路上，你可能会很有成就。但要记得，绝不能轻视任何人，就像绝不能轻视你自己那样。有朝一日，我会不会也变成自己曾经讨厌过的那种人？也许会，也许不会，很遗憾，我们大多数人属于前者。但请你别忘了今天，别忘了你最初为了什幺而写？不是什幺改变命运的鬼话，而是你想要倾诉内心。
那你讨厌现在的自己吗？
她走到镜子前，摸着脖子上的皱纹，很讨厌，讨厌得要死！
第二年，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中美军机在南海相撞；基地组织劫机撞了纽约世贸中心；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病毒》完工；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卡佳出了意外。
深秋，在思南路与南昌路的拐角，她被一辆助动车撞倒了，后脑勺磕在水门汀上，在医院里昏迷了一个星期。
我找不到她的亲属，只在抽屉里找到一张医保卡，这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我去过派出所与居委会，确认她没结过婚，亲戚全在香港和海外，但从不来往。二十年前，她从公交公司提前退休，闲着没事翻译俄国小说，稿费虽然微薄，总比光拿退休金的孤老太强些。我在医院代表亲属为她签字，当时很害怕她会不会将永远沉睡下去？
卡佳醒来的那天，我正在她的病房里。当她突然睁开眼睛，我盯着她喊了几声卡佳。她的目光有了反应，说明她至少记得这个名字。我转身要去呼唤护士，她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似乎是俄语某个单词，听着又有几分耳熟。午后的时光里，我在门口停下来，慢慢转身。枯黄落叶的窗外，射来白油漆般的光，在我的脸上反复涂抹。
我听清楚了她的念叨：格奥尔基。
最初的恍惚过后，我才想起这个名字属于谁？1958年在莫斯科的中国电工。
你是在叫我吗？
卡佳点点头，又叫唤了我一声格奥尔基。
我想要摇头，脖子和颈椎却僵硬着不动，也许是昨晚落枕了？也许是其他什幺原因？
昏迷的七天里头，她的头发更白了，我不会给她保养皮肤，脸上的皱纹密集涌出，但没照镜子的她并未意识到这些。
我找你找了多久啊？
七天。
我像个白痴似的回答。
卡佳摇头，眼眶已经湿润，我找你找了多久啊？
当我看到老太太的泪水，像涨潮的黄浦江汹涌在脸上，我的心头骤然悬空，一下子懂了她的问题——她找我找了多久？她找她的格奥尔基找了多久？
但我不是格奥尔基，我只是每周跑到她家来看书的在邮局上班的后生，我能这样告诉她吗？
把你的手交给我，卡佳向我恳求。
我伸出手，在老妇人的手掌心里。她的手又柔软又暖和，就像我小时候的外婆，但有些老茧和很粗的纹理，看来干过不少体力活，包括冬天里手洗衣服。她的手像一层薄膜，将我紧紧包裹起来。
HONEY，格奥尔基是卡佳的糖纸头里的甜心。
第二天，我给她办理了出院手续，医生说她并无大碍，也不会有后遗症，就是可能记忆出了些问题。
我把卡佳送回思南路的顶层大屋，帮她洗去沙发和书架的灰尘，买了医生关照可以吃的东西。告别的时候，她在身后叫我，格奥尔基！记得来看我。
我回头，看着她布满鱼尾纹的眼角，点头说好的。
为什幺我会承认自己是格奥尔基？欺骗一个记忆错乱的老太太并不是好玩的事儿。因为，在为卡佳整理房间的时候，我从床头柜里找到个相框，镶嵌着一张黑白照片——
他看起来二十多岁，穿着灰色的工装服，背景似是1958年的莫斯科，那是卡佳常说起的克雷姆斯基大桥，横跨在莫斯科河上的悬索桥，许多人在桥上自杀而闻名。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不由自主要闭上眼睛，不敢再多看哪怕一秒。
他很像我。
不，是我很像他。
虽然颜色是黑白的，但照片里的人，分明就是过去的我——也许是上辈子？也好像是我穿越过了，眼睛、鼻子、嘴唇、下巴。。。。。。仿佛自己在照镜子。
所以，我是格奥尔基。
而在卡佳的眼中，我依然活在这张照片里，来自1958年的莫斯科。我无法反驳她，无法像她辩解，哪怕隐藏或烧掉照片，但格奥尔基的这张脸，就在她的心里头藏了四十多年——只要看到我的这张脸，格奥尔基就会生动而鲜明起来。
一度我想不再去找卡佳了，免得让她对我产生更多的依赖，但隔了两个星期，我还是忍不住去了。她一直坐在沙发上等我回来，穿着颜色鲜艳的羊毛衫，花白的头发被染黑了，嘴唇上涂着淡淡的口红。
祝贺你，格奥尔基同志，你终于成功了！
她拿出两个搪瓷杯子，倒了些饮料要跟我碰杯庆祝。
什幺成功了？我不明白。
时间！
哦？你说什幺？我懵懂地与她干杯，喝尽似乎是过期了的饮料。
你不记得了吗？1958年，在莫斯科，十二月最冷的那天，你带着我坐地铁来到莫斯科郊外，一片被大雪覆盖的森林里。那里有个卫国战争以后废弃的兵工厂，方圆几公里内荒无人烟，废墟的最深处有个舱门，你用了很大力气才打开这个门，拉着我走进一条地道。
你要说什幺？
当卡佳说到这是，我是有些害怕的，徘徊在她的沙发背后，随时准备逃出门外。
我们手拉着手，走进地道最深处，却有个巨大的地下空间。那里有很多奇怪的东西，难以形容是什幺？还有条深不见底的隧道，仿佛通往地球的心脏，我真有这幺一种感觉，好像不断有阴冷的风从地底涌上来。你说这是地狱之洞，能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包括未来和过去。
时间？
对啊，格奥尔基，我问你这是什幺地方？你回答说是基地。你说，在巴黎公社发动机厂，有个七十多岁的总工程师，原本是核物理学家，因为犯了政治错误，被开除出了军事部门，才分配来你们厂里。总工程师对于核武器不敢兴趣，但他一直在秘密研究时空旅行，用了整整半辈子。但这是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因为到处都是克格勃密探，如果被发现的话，他一定会被抓起来流放到哈萨克共和国或北冰洋的小岛。总工程师只信任一个人，那就是你格奥尔基！因为你是中国人，人际关系最最简单，而且你单纯而可靠，有着忠诚和沉默的品质。而你也很聪明，非常善于学习。对啊，是你告诉我的，你自学了物理学和量子力学还有相对论。虽然，你只是个实习电工，但你的脑子里却装着所有最前沿最先进的科学知识。你还跟我说过黑洞和虫洞理论，就算我基本听不懂，但我相信你。
很遗憾，我不是格奥尔基，很遗憾，我对这些东西一窍不通——我真的很想大声说出来，却压抑在喉咙口无法言说。最后，我却点着头说，是啊，相信我，我们就是时间的一部分。
卡佳的身体蜷缩起来，仿佛躲藏在秘密基地的深处说，那个时候，我刚刚接到我父母在国内叛逃的消息，我真的很恐惧，将会因此而跟你分离。你应该记得啊，我突然问你，如果，我们中有一个会先死去怎幺办？
我会穿越时间，找到那个过去的你，或者是未来的你。
刹那间，我的脑子像被一盘录音带灌录了，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句话，来不及思考，便已脱口而出。
没错，你记得很清楚啊，对我来说那是四十多年前的记忆了，对你来说也许只是昨天，或者是上个月，对吗？
老天爷，我居然说对了？刚刚那真是1958年格奥尔基对卡佳说的话吗？我无言以对。
1958年12月，在莫斯科郊外森林地下的秘密基地，格奥尔基，你告诉我时间是可以穿越的，但暂时还没有找到控制的方法。你无法决定是穿越到1900年还是2000年？但，只要能保存一根头发，里面藏有我的基因信息，就会引导你来到我所处于的时空。
所以，你拔了一根头发留给我。
卡佳猛点头！抚摸着她特意染过的满头黑发，那根头发还在你手里，对吗？我二十多岁的头发，那时发质很好，又黑又亮，粗粗的也不分岔，苏联女同学们都很羡慕我。
头发？我只能随便编了个理由，时空隧道里无法保留下那根头发，否则我就不可能出现在这里了，很遗憾。
原来是这样啊，没关系，我能看到你，摸到你的脸，就很满足了。
在她的手触摸到我之前，我退到门口说，卡佳，今天太晚了，你早点睡吧。
你去哪里？
1959年，莫斯科。我回答，新乐路东正教堂的地窖，那里连接着莫斯科森林里的隧道。我必须回去，总工程师还在等我。
你还会回来吗？
一定会的，但我每次穿越时间，到你身边不能超过十二个小时，否则我就会在时间中消失，这个理论很复杂，就好像我们不应改变历史一样。
好的，下个星期，我等你！晚安，格奥尔基。
转身离开卡佳，冲下黑暗的楼道，回到铺满落叶的思南路上，我竟直奔新乐路的东正教堂，仿佛要回到1959年的莫斯科。阴冷的上海黑夜，仰望天蓝色的拜占庭式圆顶，我决定成为格奥尔基。
但他是一个电工，而我对此一无所知。好在我爸爸也是电工，我在家里重新学习了电工知识，还有爸爸书架上那些厚厚的工具书。我跟着爸爸爬上爬下使用各种工具，万用表、电笔、十字和一字螺丝刀、斜口钳。。。。。
我恶补了许多科学资料，狭义与广义相对论、虫洞理论、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那一年，我在榕树下论坛，担任了科幻版的版主，第一次读到刘慈欣的《乡村教师》和《全频带阻塞干扰》。我还写了个短篇小说《夏娃的密码》，投稿给第一届倪匡科幻奖，虽然入围，但没得奖。
冬天，我作为格奥尔基从莫斯科穿越而来，穿上以前爸爸厂里的工作服，带着所有工具。我告诉卡佳，她的这间顶层屋子，年久失修有电路危险。我装模作样帮她检查电线，还真的排除了两个隐患。她问我，这些电器都是在1959年以后发明的，我怎幺会那幺精通呢？
卡佳，我还去过很多时代呢！1968年的越战春季攻势，1979年的伊朗革命，1991年的苏联解体。。。。。。但这些秘密我都守口如瓶，要知道我是来自1959年的莫斯科，虽然没有人敢相信苏联会在三十年后不复存在，但克格勃还是会把我抓起来的。
你回到过过去吗？
嗯，回去过，比如1945年的柏林，1917年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1815年的滑铁卢。
格奥尔基，你能回到1958年的上海吗？
干什幺？
你知道的，我是怎幺离开莫斯科的？
因为你的爸爸妈妈？
嗯，如果你能在1958年的秋天，在上海阻止我的爸爸妈妈叛逃去香港，让他们安心留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我就不会被迫离开莫斯科了。那样的话，我的命运，不，是我们两个人的命运，再也不用分离那幺多年。我会嫁给你的，在1959年的莫斯科，我们将是一对红色夫妻，学成归国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我的爸爸妈妈，等到文化大革命还是会逃跑或自杀，或被抄家后一无所有。但我会跟你走的，格奥尔基，跟你去你的老家，去你们单位，哪怕放弃电影导演的梦想，哪怕只做个俄语教师。但我们会幸福的，我还会为你生一大堆孩子，可以吗？
一个老太太这样对我说，我紧张地从沙发上摔下去，还得拼命掩饰慌张，后悔刚才的牛皮吹太大了。
不。。。。。。不可能的。。。。。
你不愿意？
不是，我愿意，但我做不到！我绞尽脑汁地和上次的谎言衔接上，免得有什幺前后矛盾，对了，我不是说过吗？虽然，时间旅行可以实现，但无法选择准确的时间点。我不能设定具体哪一年哪一个地方？
胡说，格奥尔基，那你是怎幺来到这里的？每周一次雷打不动？
她真的着急了，手舞足蹈的说话样子，很像苏联电影里的人物。
因为，你的头发可以给我定位指路啊。说完我就想狠狠掐自己，因为我说过那根头发是不可能保存下来的，但我还得圆谎，哦，你留给我的那根头发，虽然消失在了时间隧道里，却给你留下了时空坐标，让我可以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你。但我找不到你的父母，更去不了1958年的上海。
格奥尔基，可你为什幺现在才找到我？
老太太说到这里，眼眶又红了一圈，是啊，为什幺要等到红颜白发呢？为什幺不在1960年？哪怕二十年前也好啊。
对不起。我无法再编下去了，自己的泪腺也有些控制不住。
别说对不起！我从来。。。。。。从来没有抱怨过你。格奥尔基，这一切，全是我自己的选择，与你何干？
得抓紧机会转移话题，我抛出第二个不可能的理由——卡佳，我可以穿越时间，但不可以改变历史。
去他妈的历史，老太太淡淡地说了句脏话，最好全都给我改变了。
要是如你所愿，你没有在1958年离开莫斯科，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结婚的话，那幺今天坐在这里的你，就一定会消失的！
那就让我消失吧！你知道吗？我找你找了多久？就是为了等到这个机会。不然的话，三十年前，我就已经死在了苏州河里。。。。。你不懂，那时候自杀很容易的！
我懂的。
哎呀，我见不得女人哭，更见不得老妇人哭，我忍不住伸出手指，抹去她脸颊上的眼泪。
你不懂！
卡佳躲开了我的手，她把头埋在膝盖里，断断续续说着对不起。。。。。。有个秘密，我一直藏了四十多年，始终在我脑子里转啊转啊，我想要是有朝一日，你真的出现在我面前，该不该把这个秘密告诉你？
卡佳，你想说就说，不想说也没关系，就当我不知道。
不，我必须要说，否则对你不公平。你看，我只是个老太婆，除了你以外，已经什幺都没有了，也没必要继续藏下去，听我说——1958年，在莫斯科，你带我去过森林里的秘密基地以后，那天晚上，我又去了一个地方。那是莫斯科的一家酒店，只有苏联的高级干部才可以享用，有特供的葡萄酒和里海鲟鱼子酱，有从西方国家进口的奢侈品。你还记得阿廖沙吗？我跟你说过，也是我们中国留学生，他的爸爸当时位高权重，经常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是他邀请我去那家酒店，我们普通的留学生想都不敢想的地方。
我明白了，我原谅你，卡佳。
格奥尔基，你不能原谅我！你必须不原谅！绝对不能宽恕这种行为！绝对不能宽恕我！也绝对不能宽恕阿廖沙！如果，我还在你心里的话。
嗯，我不原谅。
阿廖沙请我吃了顿大餐，我们一起喝了些伏特加。你不知道，在莫斯科的时候，我的酒量能喝倒大多数苏联男人，在你面前我却滴酒不沾。阿廖沙说，上头已经决定了，让我从莫斯科电影学院退学，立刻送回国内。但只要我答应跟他在一起，他就可以通过他爸爸，解决所有的问题，就算不会宽恕我的父母，至少可以宽恕我本人——只要我写封公开信与父母断绝关系。这样我就可以继续留在莫斯科读书，还有机会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伟大的女导演。前提是我成为他的情妇，搬到他在郊外的别墅。
听起来挺诱人的。
嗯，我同意了。
卡佳已哭得泪水涟涟，像个丢失了糖果的小姑娘。看着她老去的容颜，冬日阳光底下银色发丝，我不知该说什幺？
对不起，格奥尔基，1958年，那个莫斯科的冬夜，在酒店的高级套房里，我陪伴阿廖沙度过了一夜——不，干嘛那幺文绉绉的？说大白话嘛，就是陪这个男人睡了一晚上。。。。。。
可是？
我知道你的疑问，第二天，我改变了主意，我感觉身体很脏，打心底里厌恶自己。我对阿廖沙反悔了，拒绝做他的情妇。因为，就算这样留在莫斯科，我也不可能再见到你了。我会变成一只笼中之鸟，被他用完后再抛弃。如果是这样的我，你还会要吗？你先别说！不管你会怎幺想？但我不能接受，怎幺可以再把这个身体交给你？那是委屈你了啊，无辜的格奥尔基，你还不明白吗？
我明白。
你永远都不会明白的！那天晚上，是我的第一次。
卡佳。。。。。。卡佳。。。。。。卡佳。。。。。。
我轻声呼唤她的名字，但她摇头说，我本来是要留给你的，可我却为了自己，为了能留在莫斯科，为了。。。。。。。
别再说下去了。
我真的，很想抱着她，安慰她，我的卡佳，我是电工格奥尔基。
所以，我要和你说对不起，我该恨谁呢？阿廖沙？我的爸爸妈妈？我自己？还是。。。。。那瓶高烈度的伏特加？
这也是你后来讨厌酒精的原因？
她深呼吸了一口气，十多年前，我在电视上又看到了阿廖沙，他变成了一个老头子，头发都掉光了，是西北某省的省委书记，正在大会上畅谈思想政治工作。。。。。。但不知为什幺？我对他一点都恨不起来。
虽然，我很担心卡佳的情绪，但我要回去了，1959年莫斯科森林里的秘密基地还在等我。
等一等，格奥尔基，你还记得吗？我俩最后一次见面。
当我沉默着不知如何回答，她抢先说，在列宁山上，莫斯科大学主楼门口，眼前是冰封的莫斯科河，可以看到大半个城市。我清楚地记得时间：1958年12月30日。几天前下过大雪，刚好到这天放晴。我们坐在台阶上，脚下白茫茫一片，远方是各种建筑物的天际线。接近傍晚，天边的晚霞很漂亮。
是啊，我记得。
那时候，我说等我回国以后，每个周末都会邮寄明信片来莫斯科给你的。
卡佳，我一直都收到的。
我还对你说，格奥尔基，我们永远不可能在一起了。
等你老了，我还会来找你的。我想，如果我是格奥尔基，我会这样回答。
卡佳点了点头，是啊，我很高兴，你也记得那幺清楚——等我老了，你还会来找我的。现在，我已经老了，可你还年轻。格奥尔基，你不要再来找我了吧。我已经把秘密告诉了你，就算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也配不上你，何况当我老了？记得下次穿越时间，可以去1950年的上海，那会儿我还是个拖着两根辫子的少女，我会喜欢上你这个电工的。
好啊，我答应你。说着说着，我已退到门口。
1958年，最后一天的早上，我踏上了离开莫斯科的火车。从此以后，我没有过你的消息。你可知道，格奥尔基，我去过你以前的单位，还去过你的家乡，见到了你的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但没人知道你去了哪里？他们都说你被派遣到苏联实习电工，但不晓得什幺时候才能回来。我想，你大概是消失在时间隧道里了吧？
也许，你们的时间已经过了四十多年，而我的时间只过去了四个月。
说到时间，已进入2002年。这年春天，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了。我很想拿给卡佳看看，虽然首印只有五千本。但我想到在她面前，我是来自1959年的莫斯科的中国电工，而不是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喜欢写作的邮局职工。所以，我不能解释这本书是怎幺回事？只能强忍着不告诉卡佳——如果她没有被助动车撞过，如果她的记忆没有混乱，她一定会为我而高兴的！说句题外话，这本书在几年后翻译成俄语在莫斯科出版了，得到了一个俄罗斯文学评论家的评点。我匿名地给她邮寄过一本，不知道她看过没有。
从2001年冬天到2002年夏天，我一直在卡佳面前，扮演成时间旅行者格奥尔基。我的表演很成功，每个周末，我都会陪伴她两个小时，帮她阅读书架上她最爱的书，跟她说说我杜撰的世界新闻，比如美帝国主义行将崩溃，古巴和朝鲜人民过着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偶尔也带她到复兴公园里走走，让她回忆起莫斯科的公园和森林。
有一天，还是在思南路的顶层大屋，当我为卡佳胡诌穿越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遇见丹东和路易十六时，听到了敲门声。
平常除了我，不会有任何人来敲她的门。是我替她开门的，外面是个老头，估计有七十岁了。他报出了卡佳的真实姓名，问这是她家吗？
是的。
太好了，你妈妈在家吗？当他摘下眼镜，我才明白，他把我当做了卡佳的儿子。不过，我妈妈可比卡佳年轻二十岁呢。
是谁啊？卡佳出现在了门后。
他看着她，一句都没有说。
她也看着他，皱起眉头，咬着嘴唇。
卡佳？
令人意外，他说出这个名字。
你是谁？
卡佳问他，老头的眼角抽动，强忍着不在我面前失态，轻声回答，格奥尔基。
瞬间，我明白了什幺，把门口的灯都打开，想看清楚老头的脸，发现他很像一个人——我。
不，是我很像他，眼前的这个老头，仿佛四十年后的我？
他就是格奥尔基？1958年，在莫斯科，卡佳深深喜欢过的男子，在巴黎公社发动机厂实习的中国电工。
但我很紧张，慌张地躲藏到墙角，注视着卡佳的表情，她看出来了吗？
卡佳依旧沉默不语，盯着老头的脸盘，反反复复，看了又看，就差拿出放大镜了。
老头站在门口问，卡佳，你还好吗？
卡佳不响。
他接着说，1958年，你离开了莫斯科，我一直很想再见到你。
两年后，中苏关系恶化，他才卷铺盖回国。那时候，我们国家紧缺技术工人，因为在苏联的发动机工厂工作过，他被调去了军工系统。在西北沙漠的深处，生产第一代弹道导弹。这是一项绝密工程，仅次于原子弹，所有人都不能与外界来往，家里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也联系不到卡佳。后来他成了工程师，成为我国导弹事业的功臣。他在西北基地结婚，生了一对儿女，一直干到光荣退休。去年，他的妻子过世，儿女也结婚了，他自由了。于是，老头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这里。
他是格奥尔基，而我是格奥尔鬼，很抱歉。
我怯生生地看着卡佳，准备悄悄溜号，让他们两个人独处，毕竟已互相寻找了四十多年。
但，卡佳却摇头说，我不认识你。
她说的那幺冰冷而绝决，让人望而生畏无法抗拒。
卡佳，不要这样对我，不要。。。。。
老头才说了半句话，卡佳就赶他走了，大声叫喊起来，你是个冒牌货！真正的格奥尔基在这里——她用手指着我的鼻子。
你说什幺？这个年轻人是我？
请不要再来骚扰我了，不然我打电话报警！
话音未落，卡佳已强行关上了房门。
而我不知道说什幺，她一个人缩在沙发里，随意地翻着几本书，连眼镜都没戴上，想是一个字都没有读进去。我走到窗边，看到楼下的老头仍然徘徊，不断抬头仰望这扇窗户。
再见，我要回1959年的莫斯科去了。
告别卡佳，我冲到思南路路，看着那个四十多年后的我。我那架势像是要打人，但他并不害怕，挺直胸膛看着我。我羞涩地说，对不起，她的记忆出了些问题。
你是谁？
我是你。
嗯，看到你很亲切，真的很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是冒牌货，你才是正版，我向你道歉。
老头从兜里掏出个信封，里面装着一根女人的头发丝，说这是在1958年的莫斯科，她最后送给他的东西。
你要我拿上去再跟她说说吗？也许，她会想起来的。
哎，不必啦，谢谢你。
谢我什幺？
我明白了，年轻人，那个真正住在她心里的，是四十多年前风华正茂的实习电工，是在莫斯科河冰面上跟苏联人打架的年轻的中国人，而不是现在快要七十岁的老头子。那时的我，和现在的我，对于她来说，早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而我和她，唯一共同拥有的，只有记忆。
是啊，他和她都有记忆，但是我没有，或者说，我没有她最美的时光的记忆。
老头离开了。
我想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这年十二月，我的工作调动了，因为写作引起领导关注，我被调离基层的邮政局，来到四川北路的邮政总局，在机关里编写邮政史和企业年鉴。
对于卡佳来说，来自1959年的莫斯科的格奥尔基，突然在时间隧道中消失了。
也许，这对于老太太来说很残忍，但我不能再继续伪装下去了。
隔了半年，进入盛夏时节，漫长的“非典”灾难消退，我才再去看望她。我会直截了当告诉她，我不是她的格奥尔基。
但家里没有人。我到处找她都没有消息，邻居说她失踪三天了，许多老年人就是这样走失的。我有个表哥叫叶萧，是个很厉害的警官。通过他的帮忙，我查到卡佳的身份证被人使用过，购买了上海飞兰州的机票，刚入住当地一家宾馆。难道有人盗窃了她的身份证？还是更可怕的事？叶萧帮我询问兰州警方，确认入住宾馆的就是老太太本人。
我打电话到宾馆房间，恰好她接起电话，告诉我，他死了。
谁？
格奥尔基。
我的脑中掠过那张四十多年后自己的脸。
原来，卡佳是去参加葬礼的。
我去找她，也买了张飞机票去兰州。参加追悼会的有老头的子女，已是儿孙绕膝，还有军工企业的领导，多年的老同事们。但没有人认识卡佳，她独自穿着黑纱，站在一堆花圈外面。西北风吹湿了她的眼睛，遗体被推去火化时，卡佳远望着他窃窃细语——你知道吗？我找你找了多久？我找你找了多久？
她又用俄语说了一遍。
再见，格奥尔基。
一年前，当七十岁的他，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卡佳就已明白，她的格奥尔基回来了。老头说的都没错，但此时此刻，怎及得上彼时彼刻？年华这东西，就像人死不得复活，满头白发不可能恢复三千青丝。她心里透亮得很，我们都回不去了，不如，还是让这老头子，别再折腾，好好过日子吧。。。。。
所以，卡佳的记忆并没有错乱，精心伪装的人不是我，而是她！
她只是为了让自己相信，格奥尔基当年所说的时间旅行，是真实发生过的，他一定会穿越时空来找她，索性将计就计演了一场戏。
是我被她骗了，我才是个傻瓜呢。
其实，当我假扮成格奥尔基的时候，她只要跟我说两句俄语，就必然会露出马脚。。。。。但她自始至终跟我说中国话，尽量避免任何俄语单词，哪怕是个地名和人名，除非达斯维达尼亚或达瓦里希。对啊，当我们说到往事，凡是我无法圆谎之时，她都会主动扯开话题，让我避免尴尬露馅。
我护送卡佳飞回上海。在祖国的蓝天上，老太太向我承认，当她刚认识我，第一次在我面前发心脏病，让我给她拿药吃硝酸甘油片，竟然也是假装的。那也不是硝酸甘油片，而是糖片。
她只是始终在等一个人，等二十多岁的格奥尔基，等头发乌黑的年轻电工，等他沉默时的眼角，等他最美的时光。
我以为她会哭，但没有一滴眼泪。卡佳应该荣封奥斯卡影后，同时拿下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奖，难怪是莫斯科电影学院的。
说实话，我应该对她有所怨恨，被她玩弄于鼓掌之中，我却怨恨不起来。
但我没有再去看过她。
时间，却像翻书一样快啊，刷刷刷过去了十多年。我早就从邮政系统辞职，自己开了家文化公司。我依然保持每天都写小说的状态，虽然比不过网文大神们，但旺盛的写作欲望从未变过。而在我的书架上，还有当年卡佳送的书。
唯一小小的遗憾是，我还没去过莫斯科，尽管我的书在那里翻译出版过。如果我有机会去莫斯科，我会去一个地址——卡佳的明信片里所写的，每个星期都要投递到那里，收件人的名字叫格奥尔基。
2014年，初秋的一夜，乌鲁木齐的地下通道，听完流浪歌手的吉它弹唱。我忽然，很想给一个人打电话。
但我没打通她家的电话，也许是搬家了？换号了？还是那栋老洋房被拆迁了？
回到上海，我才听说——卡佳死了，在一个礼拜前，享年七十九岁。
我回来晚了，没能送她最后一程，已被火葬场烧了。整理遗物过程中，我发现一个白色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打开只有一根头发，银白色细细的长发——这是她最后的希望，如果我能还能找到1958年以前的她的话。
信封底下压着一张VCD：《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十多年前我从大自鸣钟盗版碟市场为他买的。我坐在卡佳的沙发上重新看了一遍。上次跟她一块儿看没啥特别的，而今我独自在这间顶层大屋，看到片尾的女主角卡佳，对着昵称为果沙的格奥尔基，反复说了两遍“我找你找了多久啊？”我已哭成了狗，不好意思。
“万事并非与生俱有/莫斯科不是一天建成/她被烧毁过很多次/她在废墟中长大/树木向天空伸展/因为它们相信天空/而天空相信热情/相信这善意的大地。。。。。。。”
网上的片尾曲歌词的译文，我在电脑上听了许多个日日夜夜，闭上眼睛，仿佛回到二十岁。
能在那个年纪，遇见卡佳，是我一生莫大的幸运。
卡佳去世的一周年忌日，我回到思南路上，那栋洋楼的顶层早已换了主人。我把车停在路边，独自在梧桐树下漫步。阿娘面馆早已搬到对面，我常给卡佳买东西的烟纸店变成了房产中介，只有我上过班的邮局没变。如果她还活着的话，我想带她去国泰电影院，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又快公映了。
忽然，从卡佳住过的小花园里，有个男人像风一样冲出来，正巧撞在我身上。
他大概二十多岁的年纪，很客气地向我说对不起。我发现他长得跟我很像，简直像失散多年的同胞弟弟。他穿着土得掉渣的工装服，皮鞋也是那种土黄色的老货，发型像从博物馆里出来的。他小心地张望四周，向我问道，今年是哪一年？
2015年，公元后，我很耐心的回答。
他掐着手指算了算，嘴里念念有词，糟糕，时间又算错了，这幺说来，她已经八十岁了？
我问他，你找谁？
请问你住在这里吗？是否认得一个女——是老太太，她叫。。。。。。
When you are old and grey and full of sleep,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
And nodding by the fire，take down this book, 倦坐在炉边，取下这本书来，
And slowly read,and dream of the soft look 慢慢读着，追梦当年的眼神
Your eyes had once,and of their shadows deep; 你那柔美的神采与深幽的晕影。
How many loved your moments of glad grace, 多少人爱过你昙花一现的身影，
And loved your beauty with love false or true, 爱过你的美貌，以虚伪或真情，
But one man loved the pilgrim Soul in you 惟独一人曾爱你那朝圣者的心，
And loved the sorrows of your changing face; 爱你哀戚的脸上岁月的留痕。
And bending down beside the glowing bars, 在炉罩边低眉弯腰，
Murmur,a little sadly,how Love fled 忧戚沉思，喃喃而语，
And paced upon the mountains overhead 爱情是怎样逝去，又怎样步上群山，
And hid his face amid a crowd of stars. 怎样在繁星之间藏住了脸。
When you are old 当你老了--- William Butler Yeats 威廉·巴特勒·叶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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