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1866-1947），字缉之，号止庵，安徽至德(今东至）人，中国近代着名实业家。其父周馥曾任两广、两江总督。周学熙最初在浙江为官，后为山东候补道员。1900年入袁世凯幕下，主持北洋实业，是袁世凯推行新政的得力人物。1903年赴日本考察工商业，回国后总办直隶工艺总局。1905年，他出任天津道，1907年任长芦盐运使，办商品陈列所、植物园、天津铁工厂、高等工业学堂等。他开办的滦州煤矿公司在数年后与英商投资的开平煤矿公司联合，组成开滦矿务总局。1947年，周学熙病逝。
周学熙（1865～1947年）八岁居天津，初入私塾，塾师为张鉴廷。十二岁时，始习作文，从师李幼龙，但日无进功，颇为惭愧。他说“人生在世，不过数十寒暑，若不能自立，作有益于人之事，虽活百年，与禽兽何异？”
他十四岁居建德（今东至县纸坑山老宅），无塾师，从长兄课读，文思大进。十六岁，赴贵池府参加童子试，督学为孙莱山先生；后在私塾中，常听地师尹耐圃宏论，略知地理之学；十七岁赴省城科考，一等前列，督学为徐颂阁先生；十九岁回天津，从刘丹庭先生看课，另与邵班卿、潘笏南、洪述之、刘先生等贤俊朝夕讲论，耳濡目染，粗窥音韵、算术、词章、公牍、制艺等各学门径。后又拜师李莼客。“经师易得，良师难求”，盘点周学熙之一生，笔者觉得他的巨大成就除了课堂所获、个人进取精神和超然能力外，还得益于他人生中的四位特殊“良师”。
乐善好施的榜样——吴太夫人
光绪十六年（1890年），周学熙居北京，任工部兼会典馆校对。这年六月，他赴保定省亲，移眷居臬署中，朝夕侍奉，屡承母亲训诲。据周学熙自述，母吴太夫人性极慈祥，生平见贫苦人，施济如恐不及。其母曾经告诫周学熙说：“家乡山多田少，生计艰难，汝异日有力，比多办善举。”周学熙谨志之不敢忘，后来所办各项，皆遵此时母亲之教训也。几十年中，他关心家乡建设，热心为家乡办学校、建医院、创讲习所、造大桥、筑河坝、辟义田、修文庙、护文物、捐资编县志等，做了许多实事，在家乡广为流传，赞誉者众多，促进了家乡的文明与发展，使乡人受益至今。1917年天津发大水时，他一边调集启新、开滦公司船只运送灾民到唐山暂避，一边倡捐义赈救济难民。1920年，直鲁豫3省大旱，灾民拖儿带女，衣衫褴褛踊进天津，处境十分悲惨，他见之十分同情和痛心，邀集同仁募捐义赈，设立粥厂收养4800余人，直到次年2月给资遣返原籍恢复生产。1939年天津又大水，他嘱儿辈竭力捐赈，再救难民。1941年，他将所得的瑞珠妹的遗产全部变卖，充作北京医学院的奖学金。
克治涵养的引路人——阮仲勉
光绪十七年（1891年）之前，周学熙专攻举业，总觉得心粗气浮。二十七岁那年冬天，二兄在京与马月樵、孙少鼎、阮仲勉诸人讲性理之学，马、孙兼讲陆、王，独阮仲勉笃信程、朱。周学熙师从阮仲勉问学，颇有所悟。自是始服膺圣贤语言，时时省察克治涵养，后数十年持身涉世，稍有把握，实得力于此。他强调个体的自我改造,要求人们下“省察克治之功＂,扫除一切违背伦理道德的私欲贪年。两任财政总长期间，常以国计民生为念，认为理财必先发展国民经济，富国必先裕民，及退职后仍关心华北棉业。周学熙办事缜密，一般文件均交部曹拟缮，遇有密呈携回家中专经缮写。二次财政长时，不准儿子周志俊与外人往来，尤其不能接近部曹。推荐人才不限于同乡，重用新人提携后进。滦矿公司在与开平斗争中，几至破产，实出于爱国热忱为外交后盾耳。周学熙创办实业，袁世凯全力支持，有违古训“良禽择木而栖”，因有知遇之恩也。至于经受善后大借款以盐税作抵，盖当时库空如洗洋债催逼急如星火。对此，周学熙亦深以为憾。
清廉自持的表率——周馥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周学熙移居泰州。是年，周馥因子女均已成立，认为应该自立，遂分析家产。按六股均摊，周学熙所得者，股票现款约二万金。溯周馥任海关道、盐运使等，前后十余年，所谓显宦专管财政，而周馥不妄取，薪俸所入，多以施与，尤以兴学济族为务。故修文庙、建书院、立义庄，屡捐巨款，及谢政归，囊中所余仅此数耳，不独视后之以官肥家者为霄壤，即在当时亦所罕见。父亲是最好的老师，故周学熙后来居官，廉洁自持，不敢有分毫分外之得，即所办实业，亦以民生为志，不在谋利，遵父训也。他勤于职守，任开平矿局董事时，月薪仅六十余，以十元为零用之费，以五十元寄家中，自奉不敢稍为浪费，家人亦勤俭持家，自食其力。偶有积蓄，也留待今后兴办实业投资之用。他常常告诫家人，大富由天，小富由俭。他将勤俭为本奉为治家之宝，不敢有半点侈靡。
理财之方的导师——松岗正义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廷赋税收入主要来源的江南地区长期被太平军占领和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清政府的财政已处于危机状态。国库空虚而又筹款乏策，“量入为出”的理财原则也就为“量出为入”“找米下锅”所取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3月，奉袁世凯札委，周学熙赴日本考察工商币制，同行者有五人：洋务局钱少云、官报局张巽之、书记刘文园、机器委员李炎卿和匠目杨秀龙。5月回国，往返计63天。此行他们看到了日本人的积极进取精神和工商业的繁荣情况，使周学熙等眼界大开。尤其是原大藏大臣松岗正义所谈的理财之道，使周学熙深受启发。松岗正义告周以理财之要：一曰法权；一日信用。也就是要重视法律的作用。周的思想豁然开朗，心中暗下决心，欲将日本所见在我国实行。因此在其《财政计划说帖》中明确提出“定政策”。即把各种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日本外务省编的《中国名人鉴》指出，周学熙“历司财权，实为中华第一流理财家”。李新着《中华民国史》认为“直接贯彻袁世凯的理财方针，在其任内奠定了北洋财政体制的基础”。后来的南京政府认为其政策是当时最进步的政策，称赞周学熙是“以民生主义为建国基础的躬行实践最早的一人”。
周学熙（1865～1947年）既在晚清充任直隶按察使、农工商部丞参等高官，也在民国初年两任财政总长；既在官场致力振兴实业、规划国库，又在经营煤矿、水泥、纺织等民族工业方面成就彰显；既传承着中国士人的传统文明，又肯于吸纳新鲜事物，勇于创新。这一切成就的取得，谁能说与以上四位“良师”无关呢？
（作者：洪峻）
相见即是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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