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
几年前农村老家姨父来电向我求援：镇上要强行征收他们村的农田，他们不愿意但又没想好怎幺抗拒。
我于是给县长发去短信，言：某村村民准备集体上访抗议镇里强征土地，希望他引起重视，不要让事态发展严重。
一周之后，姨父电告我镇里放弃了强征企图，然后说老家人都夸他有一个能量大的外甥，言辞之间颇有自豪之情。
我其实与那位县长只有一面之缘，有次回老家过节，县委宣传部按惯例请去餐叙，该县长出面坐陪。此后再无交道。为姨父村里事发短信给他，措辞上也费了一番心思：在信访一票否决的机制下，基层官员最怕村民集体上访了，一旦被媒体曝光，更是不得了的事情，重则有可能丢官。因此我料定县长肯定要干预。
此事之后，我在老家人的心目中俨然就是“钦差大人”了，每年一两次的回乡之旅就成了接待各路乡亲的上访之旅，在这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地方政府失职所致。基层官员不作为或者偏袒有权有势的，导致农民有冤无处申。
在无可推卸的情况下，我也的确“干预”了几件事情，结果有的得到了解决，有的则仍旧被拖延着。我的“干预”是有原则的：首先是事情本身的确存在大问题，例如法院判决迟迟得不到执行；其次是我从不提出额外要求，只是陈述事件本身请县里领导关注。
多年的媒体从业生涯训练了我要与权力保持距离，因此虽然我因采访之故认识不少大小官员，我从未在私人领域主动贴近他们。所以，老家人不清楚我其实很不愿意去和县里领导打任何招呼，但我也实在没有办法拒绝他们的请求。他们手中没有任何制衡权力的砝码，我岂能面对他们的冤屈而视而不见？
多年的采访经历使我明白，在中国越是基层越混乱，办事基本上靠钱和关系开路，与权力的距离远近决定了很多事情的解决方向。悲哀但真实，我所认识的老家乡亲们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和权力靠近点，以获取好处或避免侵害。他们自然更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能进政府工作，最好是进北京中央政府，从而给全家族带来庇护。
我的一位小学老师虽然见识比一般农民高多了，还是不能免俗。有一次我回乡和他聊天，他提到了师母的侄子很有出息，“现在北京国务院工作，一个月工资8万”。我当然知道他说得肯定不对，工作才两年的公务员月薪连8千都不可能有，但我也没有反驳他。老师接着说侄子马上要下派到某市挂职当官，好像是副市长。
这当然也不可能是真的。但我也不好戳破老师的那点美好。在这个官本位浓郁的国度，有个当官的亲戚的确在很多时候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即便没有实利也会让他人高看自己一眼。甭说在农村，就是在城市里，不是也有不少人被所谓的“高干子弟”骗钱骗色的幺？
所以，我们看到每年的国考热得不得了，那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场景。但其实，公务员中也只是手握权力的少数岗位比较实惠，他们可以进行钱权交易。而其他绝大多数在大城市里过着非常一般的生活，甚至有的堪称“清贫”，一个月几千元的工资，也就够自己花。特别是在北上广，很多公务员可能一辈子也买不起房了。
然而在他们的老家，他们的父母还有亲戚感到“提气”：这可是京官呀！从他们的农村老家去京城，那可是隔了镇、县、市、省四级！
地方官也的确会高看他们家人一眼，北京的一个小科员也是不能得罪的，谁能料到以后不会升为处长、司长，甚至进入领导核心？当年胡锦涛、温家宝不也是从一般家庭走出来的幺？以后到京城跑项目，还不得求到这些家乡人？家乡人毕竟好说话嘛！
有句流传甚广的名言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我也来创造一句：权力是最好的腐蚀剂。一个年轻人，读书时充满理想，进了国家机关后往往就变得现实起来，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权力的崇拜和迷恋者，为了获取权力可以低声下气、可以不择手段。
这种图景在我们身边很普遍，以至于我有时会很绝望，一代又一代人就这样被腐蚀了，中国还有希望幺？最近两年，虽然在凌厉的反腐风暴中，仕途成为险途，打消了不少年轻人的从政念头，但“大大”之声的此起彼伏同样让我忧虑：人人都想被人喊“大大”，那岂不是比安心做个镇长、县长、市长、省长更危险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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