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场自古狼毫色，湘军多是读书人。两袖清风忠社稷，青衫一袭领山农。”
因为喜欢读书的关系，曾国藩也结识了不少当时的奇才。如在湖南有“小亮”之称的刘蓉、“今亮”之称的左宗棠、“老亮”之称的罗泽南，还有郭嵩焘、江忠源等一大批人物。道光二十五年（1845），安徽才子李鸿章进京赶考，他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的同年至交，即命儿子拜曾国藩为师，由此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关系。
在科举制度下，凡在考试中被录取的考生，很自然地就成了考官的门生，曾国藩先后担任翰林院庶吉士教习、侍讲学士、会试同考官、殿试读卷大臣，四川乡试正考官、武会试正总裁等职，由此建立起来的师生关系也颇为丰富。
曾国藩还特别注意从读书人中物色人才。
身为湘军统帅，曾国藩看到绿营将领无人可用，汉人卿相中亦乏妙选，于是，只有启用读书人带兵，纯用书生为营官，率诸生员、文童，以忠诚相期奖，一改营官积弊，大肆网罗读书人、知识分子，不拘一格提拔他们担任湘军各级文武将领，开创了近代史上“士人领山农”的局面。
对各级将领，曾国藩仍然用读书人的标准来要求他们，在忠义血性的前提下，要求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拣选将才，则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
一时间，湘军上下聚集了大批读书人，曾国藩当年的抱道君子、读书同学、门生学子纷纷聚集其旗下，可谓慰为大观。除此之外，曾国藩还把读书之风带进军营里，不仅自己给士兵们讲课，还要求各将领也要以身作则带领士兵读四书五经。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程、朱等“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这批将领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
当西洋学说冲击中国之时，曾国藩对翻译西洋书籍尤为重视，他希望通过翻译西方有用之书，使自己有生之年能了解西方。他的儿子曾纪泽年已三十，一般而言是过了学英语的年纪，然而，他仍然要求纪泽学英语，后来纪泽成为了史上有名的外交家，他的另一个儿子纪鸿则对西方科技表现出深厚的兴趣，自学英语，卓然而成一代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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