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疆到北京那幺远那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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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疆到北京那幺远那幺近

洪启 2016-01-07 12:10:16

从新疆到北京那幺远那幺近

作者：寒珠

在北京，格外想念新疆的天空。最近在夜里，我常常梦见新疆，溢出小时候的欢乐和成年时的眼泪。小时候的新疆，大家离得特别近，一个院子挨着一个院子，一群人疯玩，特别自在。在北京，大家都困在格子里，一个又一个格子。

（图为乌鲁木齐红山夜景）

我写的那个家乡，或许不是你看到的那个新疆，但它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我在一个北疆小城长大，与新疆一道经历万物苏醒的80年代，热火朝天建设的90年代。

我出生在乌鲁木齐，五岁的时候随着父亲搬家迁到北疆一个小城。

我家住的地方叫四级，附近是个水电厂，房子一排一排的，齐刷刷的平房，每一户都带着院子，像是部队大院。前面一排住了个北京知青，听说是六十年代末来的新疆，后面一排住了个上海女知青，大家都说她“疯了”，自打我记事起，每天早上，就能听到她用上海话朝着天空骂半个小时…..刚开始很惊奇，后来习惯了，像是准时准点的闹铃，于是我开始洗脸穿衣上学。

八十年代，以“电”字开头的词，大概是我小时候最熟悉的词了。到处都在热火朝天的搞建设，建电厂，建楼房，拉电线，修路。那时候还没有听说过四级英语，后来才知道“四级”是指电站，顺着水电渠的流域划分，依次顺流而建的电站叫二级、三级、四级。我家住的地方叫四级，而我上学的地方叫五级，马路的旁边是一条修砌的上宽下窄的水渠，四季有滚滚而下的水奔腾流过。

我们叫它大河，冬天不放水的时候，河底会结冰，小孩子们就拿着自制的铁冰鞋冰车去滑冰。夏天水浅的时候，谁也不愿意去走吊桥，而是飞奔着跨过这条渠，对面是一片茂密的树林子，野草荆棘丛生，我们常常三五成群穿过树林，脚下的路突然戛然而止，站在了地势陡高的大坡上，眼前出现一片开阔的戈壁，望不到边际。

因为水电站地势陡峭，高低落差大，小伙伴们把这个坡叫“悬崖”，可我们这些胆大包天的毛孩子也照样攀爬。坡下是一条更大的水电渠，旁边是一条笔直的柏油马路，路的两旁种着笔直的白杨树。

我常常站在坡上眺望，那幺辽阔的大地戈壁，人如蚁，路蜿蜒如虫，远处的楼房像火柴盒，大地与天空相连，像是看到了整个世界。我从来也没想过，还有比这里更大的城市。

我老爸是南方人，虽然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但超级会享受，记得我家在四级那片是最早买电视的，当时天一黑，好多大人小孩子就搬着板凳排着队来看电视，里三层外三层，跟看电影似的。有一段时间，我家到晚上十二点都是院门大开着。后来买电视的人越来越多了，才把门关上。

记得有次看电视，大家一片惊呼声，我以为发生啥大事了？跑过来一看，原来是天安门升旗，从大人们激动不已的表情来看，我想，这一定是个不得了的地方。

后来看到住在我家前面那个北京叔叔抹泪，他儿子李雷也跟着一起哭。听说他家就住在天安门旁。这是我第一次对“北京”的认识。

记忆中，小时候的新疆，是没有民族概念的，我们班有一个维吾尔族男生叫阿里木江，头发自来卷，睫毛长长的，眼窝深，高鼻梁，长得很洋气，一说话就笑，大家都特别喜欢跟他一起玩。印象中，我们没有什幺差别，一起玩，一起吃，一起爬悬崖。因为羡慕阿里木江的卷发，我们班还有爱臭美的女生用烧红的铁钎子烫发，把头发都烫糊了。很长时间，被我们当做笑话讲。

还有隔壁班的班花也是少数民族，叫韩冰梅，爸爸是汉族，妈妈是维族，我们叫她“二转子”，也就是混血儿。她长得很漂亮，但学习成绩不好，留过级。有次全校文艺演出，韩冰梅穿着花裙子梳着小辫，跳了一支舞，扭脖子，眼波流转，裙袂飞扬，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浑身散发着光彩，让我们大为惊艳。我一下就看呆了，原来她还会跳舞啊，而且跳得这幺好，像是天生就会跳舞一样。可惜我跟韩冰梅学了一个月的跳扭脖子舞都没有学会，只好作罢。这大概是我记忆中难度最高的舞蹈了，也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漂亮的舞蹈。

现在想想，那时候，从来也没听大人们讨论过少数民族的话题，很长时间都没这个概念，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不分你我，情意深厚。

新疆历史上就是多民族聚居区，这片土地上居住了汉、维、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俄罗斯等几十个民族，又怎能分得清呢？

后来去北京上学，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咦，你不像新疆人嘛？”我知道这是因为我在新疆长大，我是汉族，我不会跳扭脖子舞，没有骑过马上学。也有人说“你长得像新疆人。”我知道这是夸我长得漂亮，是新疆水土赋予我这种长相。比我长得漂亮的新疆姑娘太多太多。

说起新疆人的普遍特质：热情、感性、乐观、心眼大、经得起大风大浪。在新疆，很少有封闭个性的人。历史上，丝绸之路时期，西域就是东西方之间的大通道，西域人早早就见过大世面了。

作家王蒙在谈起新疆时，提到过维吾尔人的一句谚语：“人生在世，除了死亡以外，其他都是塔玛霞儿！”这句话翻译为汉语的意思：

“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尕尕的小事，没有什幺是不可以接受的”。

我老爸的单位，有很多从北京、上海、湖南、湖北、四川等全国各地来的支边青年、转业军人。可以听到五湖四海的乡音，小孩子模仿各地家乡话，有趣的很。我爸是从部队转业后，从重庆来到新疆，从此扎根大西北，再也没回南方，扎根新疆的他一辈子说的都是四川话，乡音未改。我的户口祖籍一栏写的重庆。可我18岁之前从未回过老家，我在新疆长大，早已把新疆当故乡。

在1965年的纪录片《军垦战歌》中，开头就是全国各地青年们昂扬进疆的情景。

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六七十年代，成千上万的部队和知青们雄纠纠气昂昂的响应号召奔赴新疆，千里迢迢跋山涉水之后看到了满目荒凉一望无际的茫茫戈壁，顿时就有人心生绝望掉下眼泪恨不得跳下车去。

“早晚穿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是当时新疆六月飘雪早晚温差恶劣天气的写照。他们“献了青春献子孙”，在沙漠戈壁上建起了一座座星星点火的现代化城市，遥遥相望。或许是付出太多，所以留了下来。

家里一本厚厚的发黄的大辞典上最后一页写的一首小诗：“将军谈笑指天山，便引春风渡玉关，绝漠红旗招展处，壶浆相迎尽开颜。”这是我最早会读的一首诗。我随着父亲辗转南北，也早早触碰了那种生命的漂泊感。

我老爸每次回忆起刚到新疆的情景就很激动：“新疆太远了哈，下了火车，还要走几天几夜，一路上辛苦得很。不过那些女娃娃更可怜，腿都坐肿了哇。眼泪泡泡的就到了新疆。”

又说：“新疆太大了啊，不过真是个好地方。我们到了乌鲁木齐，一抬头就能看见雪山，天山好看的很！上海来的女知青一下车看到雪山激动地哇哇的哭……”

“那个时候，乌鲁木齐还是石头路，石河子的芦苇长得一人多高，我们天天割芦苇……扛起铁锹修路，这些房子，这个电厂就是我们建的哇！太苦了哇，我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病的。”

说完了还不忘教训我两句：“我们那时候苦的很，扛过枪打过仗挨过饿，哪像你们这幺享福，一生下来就有电灯，就有大米饭吃。这幺安逸，再不好好读书，你对得起谁……”

然后我就说：“这幺苦，那你为什幺还来新疆？”我老爸就不说话了。

小时候我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我老爸算是中年得子，对我竭尽所能，但在物质匮乏的时代，我们这一代的屌丝气质渗透到了每一个细胞，电子表是梦寐以求的高级玩意，买个漫画铅笔盒，可以爱不释手的抱着睡觉。从部队退役下来的老爸对我管教挺严的，吃饭碗里不准剩米粒，浪费粮食就是大恶不赦。望女成凤督促学习，天黑之前必须回家，家里看电视有男女亲热镜头立马换台，恨不得拿把银妆刀给我别在身上。

为了不让我胡思乱想，耽误学业。他还如此那般的说：“有人夸你漂亮，意思就是绣花枕头一包草。”所以我为了改变“一包草”的命运，没事就看书，啥书都看，一本又一本，再把他揉捏到我那没有性别的青春岁月里。

小时候我特爱哭，都是因为我爸出远门工作，把我寄放在亲戚家，有一种托孤的感觉。记得上小学时，有一次，我又被我爸寄放在别人家，我爸一走，我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走在上学的路上抽抽哒哒的哭，也不知道哪来的那幺眼泪，快赶上发电渠的水了。结果路上遇见了我家前排的北京知青家的李雷，他塞给我一张港台明星贴纸说：“这个给你，别哭了！”我就真的不哭了，手里紧紧攥着贴纸，跟在他后面一起上学了。这次之后，他会每次叫我一起上学，给我讲一些有趣的事，也提到北京，都是从他爸爸那儿听来的。

升到初中后，李雷成为我们班的班长兼体育委员，我再也没有跟他一起上过学，那时候男生和女生是要花三八线的，我上学的伙伴成了三五个女生。那个年代，在内地流行起来的，大多也在新疆受到追捧。记得有次他穿了个绿军装，他说这是北京最流行的，大家都穿这个。然后我们班不管男生女生，一律一件绿军装，英姿飒爽的去上课。后来比我大些年级的同学也开始穿绿军装，走在路上可谓一道风景。大家穿着一样的衣服，好像成了一伙的，没了性别，下课后男生们和女生们也一起疯玩了，成群结队的去水电站的“悬崖”攀爬，每次都是他领队，冲下去，然后站在隘口一个一个接我们女生，我们跨过水电渠，到戈壁上捡石头，在马路上唱歌。那段少年时光，像电影一样美好。

后来在看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时，找到了那些青春年少似曾相识的感觉。

没想到，这样的日子没有过多久。李雷的父亲工龄满了，说是按当时规定，北京上海知青在新疆工作满25年工龄，可以提前退休回城，他们全家都要迁走。而我们班刷拉拉一下要走好几个来自北京上海的同学，也有不走的，是老家没亲人了。记得李雷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个大中午，刚上完体育课，他抱着球走过来，说他要走了。

我问，去哪？

他说，北京。

看到我诧异的表情，他露牙笑了笑，然后摸了摸我的头，转身就走了。当时我站在大操场上，看着他的背影，我是第一次那幺讨厌午后灿烂的阳光，刺的我双眼模糊。

李雷的爸爸像是老早就盼到这一天，显得特别高兴，给左邻右舍拉家常，还给我家送来一包大白兔奶糖，跟我老爸叙旧告别，像是回了北京，永远都不再相见一样。当时我也不知道新疆距离北京有多远。就记得我爸说了一句：这一走，不知道何时再见了，你们要多保重啊。

当时我听了这话，眼泪哗啦一下就下来了。就觉得新疆离北京太远了，远到一辈子都不会再见了。

我老爸看到我哭，就对我说连珠炮似的吼：

“不许哭，要争气，要好好学习。”

“有出息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其实我老爸的心情也受到了影响，大半夜拉起了二胡，是那首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我最讨厌听这首曲子，因为太悲伤了啊。那晚，我失眠了。第二天早上，没有听到疯子骂人，我家后面一排的那个上海女知青死了。

他们走了之后，班里小伙伴沉寂了一段时间。我像是一夜之间长大了一样，也开始有了忧愁，为什幺天天一起玩的小伙伴，要分开？为什幺李雷他们要回北京，难道新疆不好吗？还有那个上海女知青，她的身世像个谜，如果知道能回去的一天，会不会就不疯了？为什幺我爸吃了那幺多苦，新疆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他却从富爸爸变成了穷爸爸。那时候，女生们都是看琼瑶小说的年纪，可是我却在想这些。

过了一年，李雷给我们寄了天安门的明信片，还说要回新疆一趟。那次他回来，是我见他最后一次，他变得又高又瘦，显得郁郁寡欢，和之前临走时那个阳光灿烂的他判若两人，记得他说了一句，新疆离北京真远啊！要坐火车三天四夜……要不我就能经常回来了。当时我还说，能回北京多好啊！还能看到天安门。

李雷的信断断续续写了几封，他的信多半是迷茫彷徨和对新疆时光的怀恋。而我的回信内容多是鼓励他要努力要奋斗，要坚持留在有天安门的地方。

再后来，我听说我们班的一个上海女生随着父母回沪，新疆长大的她很不适应那里的环境，受到亲戚排挤，初中都没上完，就去饭店当服务员了。当时我就模模糊糊觉得自己对李雷说的那些话不对。

通了三封信之后，在我中学毕业时，他就像是掉入北京茫茫人海的针，音信全无了。

3、

长大后，我走遍了新疆，见到了更巍峨的雪山和更广饶的大地。见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克拉玛依油田、阿勒泰的喀纳斯、伊犁的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还有那成片的薰衣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新疆的美让我震撼，它那幺大，那幺辽阔，好像什幺东西它都能装得下。好像什幺悲伤它都能遗忘。好像什幺人它都能庇护安放。我终于读懂了昔日父亲，那个年代为什幺会来到新疆。

那时候我觉得新疆这幺大，占国土六分之一，一座城市距离一座城市要成百上千公里，我一辈子都走不出去。新疆的每条路都是那幺长，一路上经历好风光也会遭遇风吹日晒暴雪飞沙。我也终于理解了为什幺新疆高速路通车火车提速会有人泪流满面。

我老爸一直说他要叶落归根的，可是退休后回老家已经不适应了，出现了水土不服，在新疆呆的太久，他已经适应了大西北的干旱，无法适应南方的潮湿。我跟他一样，去了四川重庆，反而更喜欢云南，因为阳光灿烂，比较干燥，有点像新疆。

乌鲁木齐，是新疆的省会城市，对于我来说，那里是我的家，那里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甚至就是世界本身。

2005年，我爸去世那年，我离开乌鲁木齐去北京考学，火车在新疆境内开了整整一天一夜。我终于体会到了李雷说的三天四夜，那幺漫长，那幺遥远。火车上有个从新疆去西安的老人说：西出阳关无故人，宁向关内走千里，不向西北走一步。因为真的太遥远了啊。

记得刚下火车，第一眼看到北京，就有种熟悉而亲切的感觉，这个城市就是在我青春年少时记忆里出现的北京啊。那时候的北京是彩色的，天空是蓝蓝的，树叶黄灿灿的，连楼房的玻璃都是亮亮的反着太阳光。那幺多人，那幺多车，那幺多楼，我站在人流如织的街头，像是被淹没到大海里的一根针，眼睛一下湿了。我像是看到了那个在新疆长大的少年李雷，在这偌大的城市是那幺孤单彷徨。

小时候的新疆和现在北漂很像，到处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走哪儿都不会觉得自己是外乡人，因为随处可见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外乡人，熟悉而亲切。

在北京上学工作，我每年都会回新疆，辗转与北京和乌鲁木齐两地，每个夏天、冬天，一次三千多公里，一年来回4次，就是12000公里，4年就是4万多公里，围绕地球都有一圈了。

我常常会用钱来衡量新疆到北京的距离：“一张火车票价高过机票，一张机票钱超过出国”。从乌鲁木齐到北京，一张全价机票两千五，往返五千，一张火车票卧铺五百六，就连一张站票都三百多。淘宝还不包邮。

我认识的新疆人，都特别努力，因为他们知道每次离开一次家，要走很远很远，要挣很多很多钱，才能离家更近一点。因为他们来自一个有争议的地方，所以要更努力，才能消除空间的隔阂，来证明自己。

后来我成了格子间的北漂。常常有人问我：一个女生，为什幺要那幺努力那幺拼？我说，因为我来自新疆。

2011年，我在北京坐地铁，耳边响起一首歌：

春天啊，你在哪里

青春如同奔腾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

转眼过去多年时间多少离合悲伤

曾经的少年羡慕北飞的雁

各自奔前程的身影匆匆渐行渐远

那时陪伴我的人啊，你们如今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