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君：从乌台诗案看文人的病态心理
潮平两岸阔2013 2015-10-03 20:20:23
文/煮酒君
《论语·阳货》中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任何时代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而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环莫过于诗了。在唐代发起新乐府运动的诗魔白居易曾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他给诗下了一个定义，即“缘事而发”。诗人往往是理想化主义而天真的，他在下这个定义的时候忽略了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政治。 在我们本土的传统里，“愚民”一直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不仅是帝王的事，更是每个人的事。每个社会阶层的人都会想方设法，使得自己阶层以下的人变得愚昧，说的冠冕堂皇些是为了政治。社会稳定程度与思想自由程度成反比，而文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似乎成了出头鸟，因为他们总是影响着社会的意识形态，给统治者带来震慑。所以历史上出类拔萃的文人不是郁郁而终，便是被迫害致死。文字狱就像一层阴霾般笼罩在各朝各代文人的头顶，在这种情况下，文人们人人自危。 宋朝可谓是我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大宋朝的诗文也是中国文学史的制高点。南宋诗论家严羽在其著作中便写道“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表现出诗文的的散文化，议论化趋势，北宋文坛蓬勃发展，一扫晚唐诗风悲凉萧瑟的习气，格调渐舒。继而王安石、苏轼等人变革诗风，特别是苏轼的诗，更能代表宋代诗文的革新方向。 苏诗内容丰富，题材宽泛，且针砭时弊。但也有描写山川风景，世态人情的，他把豪放与领悟相结合，富有艺术想象力，妙语连珠，“苏门四学士”更是名满天下。文字狱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反而愈加苛刻。他的出色成了他不可饶恕的罪，诗文把他推向死路，“乌台诗案”便是他的牢笼。 乌台诗案，发生于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是苏轼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神宗年间，朝廷内变法与守旧派之间的斗争很激烈。苏轼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所以遭到变法派的排挤、打击。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在在徐州期间，兴修水利，减轻赋税，提倡生产，做了大量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深受百姓拥戴。
可他不知道的是，当时的朝堂正在酝酿一场针对他的风波，以至于他很长一段时间接近死亡，后经群臣力保，改谪黄州团练副使安置。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因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故又被称为乌台。而这场文字狱的起因便是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失败，变法失败后神宗皇帝并没有气馁，他又在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从事改制。然而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即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发生了文字狱。 据传在神宗年间，文豪苏轼反对新法，而且在自己的诗文中表达了对新政的不满。苏轼在当时的文坛上处于领袖地位，如果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会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这就引起了上位者的恐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神宗的默许下，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经过四个月的精挑细选，开始了弹劾，苏轼很不幸的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四个月。李定等人故意曲解苏轼以前写的诗词，并对苏轼严刑拷打，当时有传其刑讯“诟辱通宵不忍闻”。 文人是天真的，因纯真受的伤在神那里抑是值得炫耀的勋章，但在尘世很多时候，不是灰头土脸的变成闲人茶余饭后的笑话，便是沦为大多数习惯对别人进行恶意揣测的人眼中的谎言。后者往往愿意锦上添花而不愿雪中送炭，甚至很乐意伤口撒盐。 他实在太出色，整个文坛都能被他比的黯然失色，所以尽管对于苏轼的指控大多牵强。相轻的文人们并没有放过这次机会，带给了苏轼的可谓是灭顶之灾。苏轼知道自己必死无疑，所以在写给弟弟苏辙的信中说，“是处青山埋忠骨。他时夜雨独伤身，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然而，黎明到来之前总是黑暗的，在他最落魄的时候，把他推向了死路的诗又给他带来了转机。虽然很多人不敢说，但良知还是抬起了头颅。他的思想得到了一些人的正面回应。善良的狱卒尽心尽力的照料他的生活，杭州的百姓联名上书，他在朝中不怕牵连的朋友张方平等人为他奔走。政敌王安石的弟弟仗义执言，就连病的奄奄一息的太皇太后也为他求情。文化的人道主义精神开始显露，历史不能被欺骗，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不负众望的有了戏剧性的转折，这场文字狱最终以苏轼被贬黄州作为结束。 宗萨仁波切曾说过，“永远别让自己的心死去，你有一颗凤凰心，没有极致痛苦的体验就不可能有极致的涅槃，人生是修行的道场，要么循环沉沦，要么浴火重生，苦行亦可化为乐修”。 贬谪在古代作为一种类似于流放的惩罚，并没有让东坡先生沉沦，反而成就了他的人生。苦中作乐的他在贬谪期间期间，买了一块在位于山坡东面的地，种起庄稼，盖了几间草屋。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东坡居士”，他发明的东坡肉便以此命名。他还经常游览山水，写作诗词，诗人用他纯银的嗓子犹如夜莺般为黄州歌唱，《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满庭芳》、《满江红》唱响了整个北宋文坛，也为中原大地唱起绝响。在后代的认知中，黄州成全了苏轼，苏轼让黄州名垂千古。
某位知名文化人在他的《东坡突围》一文对“乌台诗案”发生时病态的社会意识做了深刻剥析：人们也许会想，像东坡这样享誉千年的文人，应该是时代无上的骄傲吧，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的珍惜他，虔诚的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于时代的人，往往不能被时代所容。 中国世俗社会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哄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它、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把他视作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诈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文人的病态心理在文学史上一直是根深蒂固的存在。只是不知道当时参与抹黑苏轼的另一位文学家沈括，在闹剧结束后会不会也发出“吾谁与归”的感慨。（文/煮酒君）
《论语·阳货》中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任何时代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而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环莫过于诗了。在唐代发起新乐府运动的诗魔白居易曾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他给诗下了一个定义，即“缘事而发”。诗人往往是理想化主义而天真的，他在下这个定义的时候忽略了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政治。 在我们本土的传统里，“愚民”一直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不仅是帝王的事，更是每个人的事。每个社会阶层的人都会想方设法，使得自己阶层以下的人变得愚昧，说的冠冕堂皇些是为了政治。社会稳定程度与思想自由程度成反比，而文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似乎成了出头鸟，因为他们总是影响着社会的意识形态，给统治者带来震慑。所以历史上出类拔萃的文人不是郁郁而终，便是被迫害致死。文字狱就像一层阴霾般笼罩在各朝各代文人的头顶，在这种情况下，文人们人人自危。 宋朝可谓是我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大宋朝的诗文也是中国文学史的制高点。南宋诗论家严羽在其著作中便写道“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表现出诗文的的散文化，议论化趋势，北宋文坛蓬勃发展，一扫晚唐诗风悲凉萧瑟的习气，格调渐舒。继而王安石、苏轼等人变革诗风，特别是苏轼的诗，更能代表宋代诗文的革新方向。 苏诗内容丰富，题材宽泛，且针砭时弊。但也有描写山川风景，世态人情的，他把豪放与领悟相结合，富有艺术想象力，妙语连珠，“苏门四学士”更是名满天下。文字狱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反而愈加苛刻。他的出色成了他不可饶恕的罪，诗文把他推向死路，“乌台诗案”便是他的牢笼。 乌台诗案，发生于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是苏轼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神宗年间，朝廷内变法与守旧派之间的斗争很激烈。苏轼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所以遭到变法派的排挤、打击。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在在徐州期间，兴修水利，减轻赋税，提倡生产，做了大量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深受百姓拥戴。 可他不知道的是，当时的朝堂正在酝酿一场针对他的风波，以至于他很长一段时间接近死亡，后经群臣力保，改谪黄州团练副使安置。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因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故又被称为乌台。而这场文字狱的起因便是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失败，变法失败后神宗皇帝并没有气馁，他又在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从事改制。然而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即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发生了文字狱。 据传在神宗年间，文豪苏轼反对新法，而且在自己的诗文中表达了对新政的不满。苏轼在当时的文坛上处于领袖地位，如果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会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这就引起了上位者的恐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神宗的默许下，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经过四个月的精挑细选，开始了弹劾，苏轼很不幸的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四个月。李定等人故意曲解苏轼以前写的诗词，并对苏轼严刑拷打，当时有传其刑讯“诟辱通宵不忍闻”。 文人是天真的，因纯真受的伤在神那里抑是值得炫耀的勋章，但在尘世很多时候，不是灰头土脸的变成闲人茶余饭后的笑话，便是沦为大多数习惯对别人进行恶意揣测的人眼中的谎言。后者往往愿意锦上添花而不愿雪中送炭，甚至很乐意伤口撒盐。 他实在太出色，整个文坛都能被他比的黯然失色，所以尽管对于苏轼的指控大多牵强。相轻的文人们并没有放过这次机会，带给了苏轼的可谓是灭顶之灾。苏轼知道自己必死无疑，所以在写给弟弟苏辙的信中说，“是处青山埋忠骨。他时夜雨独伤身，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然而，黎明到来之前总是黑暗的，在他最落魄的时候，把他推向了死路的诗又给他带来了转机。虽然很多人不敢说，但良知还是抬起了头颅。他的思想得到了一些人的正面回应。善良的狱卒尽心尽力的照料他的生活，杭州的百姓联名上书，他在朝中不怕牵连的朋友张方平等人为他奔走。政敌王安石的弟弟仗义执言，就连病的奄奄一息的太皇太后也为他求情。文化的人道主义精神开始显露，历史不能被欺骗，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不负众望的有了戏剧性的转折，这场文字狱最终以苏轼被贬黄州作为结束。 宗萨仁波切曾说过，“永远别让自己的心死去，你有一颗凤凰心，没有极致痛苦的体验就不可能有极致的涅槃，人生是修行的道场，要么循环沉沦，要么浴火重生，苦行亦可化为乐修”。 贬谪在古代作为一种类似于流放的惩罚，并没有让东坡先生沉沦，反而成就了他的人生。苦中作乐的他在贬谪期间期间，买了一块在位于山坡东面的地，种起庄稼，盖了几间草屋。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东坡居士”，他发明的东坡肉便以此命名。他还经常游览山水，写作诗词，诗人用他纯银的嗓子犹如夜莺般为黄州歌唱，《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满庭芳》、《满江红》唱响了整个北宋文坛，也为中原大地唱起绝响。在后代的认知中，黄州成全了苏轼，苏轼让黄州名垂千古。
某位知名文化人在他的《东坡突围》一文对“乌台诗案”发生时病态的社会意识做了深刻剥析：人们也许会想，像东坡这样享誉千年的文人，应该是时代无上的骄傲吧，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的珍惜他，虔诚的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于时代的人，往往不能被时代所容。 中国世俗社会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哄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它、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把他视作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诈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文人的病态心理在文学史上一直是根深蒂固的存在。只是不知道当时参与抹黑苏轼的另一位文学家沈括，在闹剧结束后会不会也发出“吾谁与归”的感慨。（文/煮酒君）2015.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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