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管理界精神涣散的年代。
表面上，我们都在追求关于无序的认知统一，甚至不惜以把管理作为张扬自己具有改变一切的决心的工具。但更多的时候，这种张扬是出于对未知世界的恐惧而作出的应激反应，和一些投机分子站在世俗舞台上的表演罢了。
人们对移动信息时代的管理新模式趋之若鹜，又显得缺少信仰。商学院还在抱着陈旧的分析工具好吃懒做，围墙之外的资本意识驱动的民间“商学院”却与之大唱反调，整日宣讲让听众不知到底和自己有何关系的量子力学、人类演化等。
于是，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现象：管理者回到自己岗位后，一边被束缚在传统的管理模版中，一边在高谈阔论着管理新思维。而作为企业的终极管理者们，有些聪明的人借助了互联网这个概念，做了些依然囿于旧框架的事情，也博得了满堂彩。
真相会被花车游行般的信息掩盖，管理作为实体被逐渐肢解。而就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管理几乎成为了商业世界的信仰。
德鲁克成为了第一位“管理学”教授；蓝血十杰中有人因为卓越的管理能力进入总统班底；凭借独有的管理秘籍，日本公司成为了大和民族的骄傲；美国管理界专门派出汤姆·彼得斯作为代表，向欧洲寻求灵感；福特主义、丰田主义和温特尔主义（Wintelism）相继成为了资本主义工业的代名词。管理不但被客体化，而且被当作了神圣之物。它是可以被认知并计量出来的，因为在工业时代描述组织的方法无外乎是财务数据。这也符合工业时代的特征，一切都是可控可被描述的。
建构与解构
管理的命运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经历了冰火两重天，在建构与解构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张力，它在一种媒介中存在，就像一个发烧的病人，内寒外热。我们把这种媒介称之为“人”。
从曾经将“人”视为可以接受统一指令的原子，人性被工业大生产几乎抹杀，到“人”在尼采的召唤下回归，人之天性（善与恶、美与丑）被信息技术彻底释放。从整齐划一的有序时代，到众声喧哗的混乱时代，“人”一直在为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寻求答案。而在组织理论的演变过程中，福列特和梅奥更早洞悉了这一切的发生。
人与人之间总是要联系在一起，并形成一个团体的。问题的核心在于，他们之间到底是如何形成团体的？是依靠外部精密的技术思维，以心灵互不相通、与外界隔离的方式形成原子式团体；还是借助于心灵或者可以强化心灵沟通的信息技术，用合作的思维，时时保持对彼此的关注，对外界信息的不断内化？管理就是解决如何把人们组织在一起的问题。
管理之精神
因此，管理之精神一定是有关人之精神。雅思贝尔斯曾言：“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同，雅思贝尔斯眼里的精神并不具有上帝般创世的功能，而是人之为人的原因。同时，这种精神又和我们说的“动物精神”、“植物精神”不同。后两者体现的是生存本能在人的眼中形成的悲天悯人的情绪，而“精神”独属于人类，它强调人可以认识并改变世界，但又必须要承认能力的局限性。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作为个体的人才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
由此可见，“精神”本身就是矛盾体。其中一定有寻求改造路径、不断描述世界的理性，也一定有安于现状、纵酒当歌的感性。所谓时代的精神状况，正是“精神”的理性和感性彼此缠斗的状况，如艺术对抗工业化，牛仔裤对抗社会分化。
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时代的精神状况呢？雅思贝尔斯的答案是，“我们将越是确定无疑地经由知识进入无知的不安中，越是到达这样的边缘：在这个边缘上，人认识到自己是个体。”
认识个体的存在，则必须将个体从组织中解放出来，或者说须将个体置于组织语境中进行考察。管理之精神即在时代的背景之下，不断利用知识生产和交流的手段，让个体作为精神主体而存在。也就是说，管理之精神是关于“精神”的精神。
人只有恢复了精神，才能通过感知和分析进行自我学习。一如我们曾经对管理作出的全新定义：“管理是一种流模式，是人类求知的卷展过程。管理没有目标，或者说是在寻求目标的过程中产生目标，它是一个目标自生成和自我进化的系统。”
改变世界的修道院
管理到底来源于何处？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涉及到管理精神的缘起。学者们目前更多地认为把这个问题推到了军队管理中。如何加强横向协作，如何制定战略，以至于现在的管理术语还带有强烈的军事化色彩。也许问题就是出现在这里，正如当德鲁克提出“目标管理”的时候，人们会不假思索地往军事管理上靠拢。
军事场景应用单一，且军队的社会化属性很弱，并非组织管理的最佳样本。同样是社会化属性很弱的另一个团体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因为，他们从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主动转变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团体。这种转变完全符合我们当下追求的技术改变组织思维的路径，且可以被认为是最早的转变样本。
美国著名宗教社会学家罗德尼·斯达克认为，正是因为这个团体即时将技术领域的创新用于组织农业生产，最终实现了贸易，为中世纪带来了“宗教资本主义“，并为最早从意大利完善起来的资本主义提供了商业模型。“一切源于修道院的广袤田园，随着僧侣们摒弃了自给自足的经济，代之以高效的专业化生产，并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贸易网络，资本主义就诞生了。” 在论证理性来源于宗教的时候，罗德尼·斯达克发现修道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带有经济职能的管理起源于修道院的话，管理之精神也必然和宗教有千丝万缕的关联。的确，被认为影响了新教的神学领袖奥古斯丁就认为以理性为工具可以获得上帝意图的洞见。他主张理性和信仰不可分离，“让我们把信仰看成迎接与追求理性的序曲，因为如果灵魂不是理性的，我们甚至不能有信仰。”而理性一词，在西方哲学界就是指通过思考和辨析来认识上帝。
如果宗教没有理性的成分，经院哲学存在的意义也就不大了。正是因为深植于在中世纪占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的理性，在所谓的“黑暗时代”，暴君统治（罗马帝国的土崩瓦解）得以让位于技术进步，以促进凋敝的经济。比如，当时出现了水力磨粉机，利用风车开垦农地。我们现在常常在欧洲地区看到的单柱风车便是出现在那个年代。耕地用的重犁取代了牛，西欧到处兴建鱼塘进行水产养殖。三区轮作制使得土地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烟囱、眼镜、钟表成为了具有代表性的欧洲发明。
罗德尼·斯达克在《理性的胜利：基督教与西方文明》中明确提出“新技术促进了新的组织管理形式的出现，最后在大修道院的土地上出现了资本主义。”而促进新模式出现的这个人，叫本笃。
修道是苦行、归隐的意思。为了抵抗自然的侵害以及满足苦修的制度要求，修道士们必须以某种形式组织在一起劳作，他们完全过着自给自足的与世隔绝的生活。从种地、打铁到染色，修道院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经济体。
公元529年，本笃在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的一个山上修建了修道院，并制定了著名的“73条”规则，其本意在于让修道院组织化和制度化。本笃在强调修道士们要勤奋修行的同时，主张修道院要起到影响社会的功能。这个封闭的团队开始逐步开放，与社会进行精神和经济层面的交流。修道院不再是避难所，而是社会生产的组织者，是农业社会的经济中心和精神中心。寻求理性秩序下的信仰，这是本笃制度的诉求。两个世纪之后，在查理大帝的干预下，这套制度得以在全法兰克帝国范围内实施。
由于教会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修道院成为了最大的土地拥有者。有实力的大修道院拥有诸多小的修道院，呈现出早期的集团模式。修道院开始在自己的土地或者庄园之上进行社会实践，有历史学家指出它“不再是传统修道院制度所设计的单纯的宗教团体，而是一个综合体，有教堂、工厂、仓库、办公室、学校、养老院，所有的食客、工人和仆人都住宿在那里，就像是古代的寺庙之城。”
在庄园逐渐城市化之后，修道院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三方面的进步和更富复杂的管理职能。唯才是举取代了世袭制，以保证修道院的长期计划得以实现；现金交易取代了以物易物；信用伴随着现金交易出现。而在修道院内部，除了少数从事宗教礼仪的僧侣之外，其余的人担当起了各级管理者的角色。罗德尼·斯达克认为，“中世纪的修道院越来越像是企业——管理完善，善于吸收新技术”。
修道院把获取的利润进行再投资以扩大生产能力。随着收入的增加，修道院可以把钱借给王公贵族，银行的雏形初现。作为资本前身的“宗教资本主义”成为了中世纪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这些理性行为和感性的祷告放在一起丝毫没有违和感。神学本来就是关于“信仰的科学”，如果没有对上帝的执着思考，便不会有科学的诞生。因为上帝就是理性的，他的创世并非随机行为。如果说上帝的意愿代表真理，那么真理一定离不开理性。
也许，中世纪是体现管理之精神最全面的时代，用理性的方式追求感性的至高无上。这对矛盾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精神分裂。
画风一转
进入工业大生产时代之后，修道院很快就把社会经济中心的地位让渡给了公司，它们依然作为精神中心而存在。公司是理性的代表，信仰被简单化为感性的代表。作为矛盾体的管理之精神被粗暴地肢解，管理更多地被看作技能，精神成分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随着福特用流水线改造了资本主义，世界战争促进了规模化生产，管理起到的作用似乎就只是多快好省地不断为市场提供同一种产品。列宁对泰勒制和电气化的推崇，使得苏联工业化大幅度进步，成为最大受惠者。
不同于技能观点，泰勒把管理作为一门科学， 他率先把时间带入工厂，用秒表实现了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然而，就像管理史学家斯图尔特·克雷纳对泰勒的评价，他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是无序的。他曾经设想科学管理可以解决工厂工人和资本家阶级的矛盾，双方在效率驱动的原则能够成为把酒言欢的兄弟。亊实却大相径庭。时间是企业之主，管理之精神即对于时间的崇拜。效率把人性彻底排挤出了精神的范畴。斯图尔特·克富纳认为科学管理是基于缺乏信任，缺乏对人的才能和智力的尊重基础之上的。人和钢铁一样，都是原子化的材料。
泰勒的科学管理势必成为极权社会的最爱，无论是在纳粹德国，还是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因为其对组织的理解和极权分子对组织的理解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即个人是可以被外在的精密技术操控从而被组织在一起的。机器是理性的卓越代表，因此对组织这台机器的管理也要遵循理性的原则。身在科技落后的中国的林语堂在 《 机器与文明 》 也这样讴歌，”我们须记得机器文明，原来也是人类精神之一种表现。有了科学然后有机器，有了西人精益求精的商业精神，才有今日人人欢迎的舶来货品。”
泰勒所处的世纪之交正是欧洲文明的崩溃之际。基督教式微，工业分工将人们从家庭和教会中分离出来，进入了大工业体系，传统的精神纽带断裂，本来坚固的社会结构呈现出了流动的特征。德国存在主义大师卡尔·雅思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写到，“我们思索这个世界应该如何理解，我们怀疑每一种解释的正确性。在每一个生活与对生活的意识表面一致的地方，背后都隐藏着真实的世界与我们所知世界的区别。所以，我们生活在运动、流动和过程之中。变化着的认识，造成了生活的变化，反之，变化着的生活也造就了认识者意识的变化。”
在雅思贝尔斯眼里，流动的世界给我们带来了双重困扰：因为当下世界的多变，我们不再寄希望于天堂，而是希冀诵过自身的努力干预人间现状；干预的力量终究有限，行动的结果往往小于制定的目标，更多时候环境的反作用力更大。我们妄自尊大，企图绕过上帝叩响命运的大门，又不得不臣服于命运之下。扭转这种频频让个体失望的方式，似乎就是要把他们按照机器的方式组织起来，运用宇宙钟表的世界观来运转这台组织机器。
在机器文明中，个体被宣告死亡，精神也不复存在。也是在这个时候，“组织”成为了带有负面意义的名词。当宗教无法重新统治社会秩序的时候，民众自然希望组织可以替代秩序。当然，这是极权主义分子乐于看到的。因此，在赫胥黎的《重返美丽新世界》中提出了“过度组织化”的观点。所谓“组织化”，就是把个体的精神抽离，将其变为听统一指令的原子，实现可操控的幻想。而德国社会学巨雄马克斯·韦伯更是直接指出，工业化就是实现对人的异化。为了实现这个结果，资本主义出现了官僚制度，中间管理层的出现其实是为了实现更有效率的异化。
尽管在组织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有梅奥的霍桑实验，有福列特发出了“认识一切商业活动的核心”的呼吁。在实操层面，出现了“协同”思维，大公司开始登上历史舞合，成为社会的主宰者。但是，官僚体制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组织反而是越来越臃肿。所有的决策都由处于金字塔顶层的人做出，“人尽其用”依然没有很好地实现。这个现象早就被雅思贝尔斯预言过，“ 现在正在开始，可能是怎样一个世界？”他的回答是，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被连接而成稳定的组织，这是一个正在加速的过程。人类被转化成一架庞大机器中的功能，这就推进了普遍的齐一化。这架机器不需要优秀卓越的个人，只需要有特定才能的、符合通常标准的人。
直到托夫勒在20世纪70年代写出了《未来的冲击》，着实冲击了美国管理界。他认为文化的决裂震动会带来种种不确定性，而组织会随着重复性重组变得无比臃肿，这是无法应付多变的未来的。
几乎同时，一个叫亨利·明茨伯格的加拿大人经过研究发现，做出决策的职业经理人往往靠的都是拍脑门。因为他们没法在面对极大的绩效压力的情况下，静下心来做出理性决策。而处于层级底端的人，精神和物质上也是不快乐的。
尤其是经历了石油危机之后，美国人开始深深怀疑曾让自己自豪的管理模式。
麦肯锡在20世纪70年代末派出了年轻的汤姆·彼得斯巡游世界，这是美国管理界第一次向外界寻找灵感。十年之后，彼得斯在《乱中求胜一一美国管理革命通鉴》中炮轰商学院，说一群只对数字负责任的职业经理人几乎毁掉了美国的繁荣。而在早些时候，笔锋一直不顺的乔治·吉尔德恰逢里根总统上台之际写出了影响力巨大的《企业之魂》。作为个体代表的“企业家”终于从熊彼特的理论走向了现实。这个被冠以具有冒险精神的群体成为了商业世界的主导力量，他们凭借直觉和坚韧不拔获取了成功。书籍出版的同一年，也就是1984年，乔布斯的苹果公司发布了具有叛逆精神的“1984”广告片。一个拿着铁锤奔跑的女性成为了砸破旧世界的主角。
企业家精神的回归是对理性主义原则和传统管理思维的彻底叛逆。与其遥相呼应的是，个人电脑在那个年代也取得了市场化的胜利。以微软为代表的软件公司和以惠普、IBM为代表的硬件公司迅速崛起。而在这类被统称为信息技术的公司中，平庸的个体是无法立足的。大量有关天才的神话时时在现实世界上演着。
在相同的时间线上，太平洋的另一段，日本公司的管理模式成为了美国人纷纷效仿的对象。美国人用了很长时间才搞明白，日本公司的管理是以“人”为核心的。即使在生产线上，工人也能了解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他们手里的决策权之大是美国制造业企业难以想象的。
而在此之后延续至今的故事，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在信息时代，管理理论迎来了又一轮繁荣期。截止到本世纪的前十年，信息和流程相结合，通过再造的手段企图将“人”彻底从组织中解放出来。但这些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金字塔的组织结构还在。
我们认为，金字塔组织是宗教理性思维的折射。从底端到顶端的权力分布方式，等同于对上帝的认知路径。越往上走，能够运用理性的人就越少。显然，根据理性原则搭建的组织框架和蠢蠢欲动的正在回归的“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冲突。
精神的复苏
最早把人类从理性泥潭中带出来的是尼采。他用“上帝死了”来唤醒人们，作为理性目标的上帝早就被世俗化了，价值理性失败了。而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极权分子把理性的另一面一一工具理性发挥到了极致。
就在纳粹对欧洲发动闪电战的前半年，青年德鲁克写了一本叫做《经济人的末日一一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奇书。他在书中为后来的“知识社会”埋下了伏笔。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无法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必须依赖只会在压力下进发出来的基础深厚的动力”。在这本书中，他并没有想清楚这股动力是什么。直到1969年，他在《断裂的年代》中，明确了“知识社会”的概念。现在看来，“知识”就是那股基础深厚的动力，它可以完全承担抵抗极权主义侵袭的重任。
在管理的这条线索中，感性一直没能完成回归，组织也一直仅仅在价值理性的层面踌躇，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在宗教之外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媒介收纳理性和感性这对矛盾。在互联网逐渐成为商业世界的主角之后多年，人们才逐渐明白德鲁克在40年前的洞见。
人只有成为知识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精神主体，而我们也不可能回到那个以修道院为主体的农耕时代了。在宗教无法制定秩序之后，知识接过了权杖，而知识本身又杂糅了主观经验和客观事实。知识既是实体，又是精神。
我们如今正处在又一个历史的断裂期，该回归的还没有完全回归，该远离的尚存魅影。在这个时代中，焦虑和拧巴也就实属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