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北京城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清晨刚飘过一阵微雨，润物无声，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气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崇祯皇帝朱由检，此刻正站在煤山半山腰的一颗歪脖老槐树下，回首望着身后繁花如锦的紫禁城，发出了最后充满怨念、愤恨的呐喊！此时，陪伴他一起赴死的是一位忠心耿耿的老太监，其他的大臣们大都忙着欢迎闯王去了。崇祯死到临头也还是没明白。亡国之臣，诚然，但前提是先有亡国之君。一个懒惰的昏君，只是不务正业而已，他沉迷于炼丹也好、好色也罢，帝国的马车仍将在既定的轨道上前行，不至于顷刻间倾覆。如嘉靖、万历、天启等都是为君的好榜样。而一个勤奋的昏君，就非常可怕了。他不遗余力地自毁长城、自掘坟墓，而自己却认为是在励精图治。崇祯恰恰就属于后者。刚愎自用，刻薄寡恩，残忍嗜杀，敏感多疑，推卸责任都可以作为崇祯的标签。但以上这些特质还不是最致命的，更要命的是，他还特别好面子。崇祯继位伊始，就开始大开杀戒。他1627年10月2日登基，1627年12月18日，贬魏忠贤赴凤阳守陵，随后即下令逮捕魏忠贤治罪，四天后，还在路上的魏忠贤畏罪自缢身亡，崇祯帝下旨磔其尸于河间，将魏忠贤的“对食”客氏鞭死在浣衣坊。随后，清算阉党三百余人，或处死，或发配。一个庞大的阉党集团彻底覆灭。一朝天子一朝臣，历来如此。此时的崇祯不过十七岁，少年天子、血气方刚。但他上位仅仅两个多月，一代权奸“九千岁”魏忠贤、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就被连根拔除了。这说明了什么呢？魏忠贤真的有辱“权奸”二字。一个权臣，如果他不是奸臣，那他就是忠臣。当时，崇祯绝对意想不到，自己的最终下场与魏忠贤却是一样的。明朝亡国的原因很多，其中“党争”就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其实，魏忠贤到底有多大的罪过呢？又有多少罪名是东林党人抹黑的呢？他无非就是在党争之中，占据了上风而已，好多人开始依附于他，同时对政敌开展了打击报复。但魏忠贤并没有对东林党人赶尽杀绝，单凭这一点就比东林党要厚道、高明。而魏忠贤倒台后，东林党人得势，开始对所有异己分子采取全面铲除方针。阉党就不必说了，当然是斩尽杀绝。有一些本来不是阉党，但得罪过东林党的人，也会被打成阉党，从而落得个抄家灭族的下场。后来事实证明，东林党人确实比魏忠贤要坏、要狠，自己内部也不团结、互相倾轧，可是他们却不具备魏忠贤的治国才能。杀魏忠贤简单，但阉党被彻底铲除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有如马车失去了一个轮子。从此，崇祯只能独自面对由东林党人组成的文臣集团。但他又缺少作为一个优秀君主最重要的一些素质，比如主见、知人善任、权谋等。崇祯不会用人导致十分容易轻信他人，同时，又耳根子软、敏感多疑。他在位短短十七年间，内阁首辅（宰相）就先后换了十九任，内阁大学士换了五十余个。他自己没有主见，不断地被这些相互攻讦的文臣牵着鼻子走。而当崇祯发现政策有了失误，或者结果很糟糕时，他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泄愤杀人。崇祯一共杀掉了七个总督、兵部尚书，十一个巡抚。他残杀袁崇焕却继续重用袁死命保举的祖大寿，结果祖大寿最后降清。“擅自与清军议和”是崇祯给袁崇焕所定的主要罪名之一，而之前他曾授予袁崇焕“便宜行事之权”。兵部尚书陈新甲明明是奉崇祯密旨与皇太极议和，结果消息泄露，引起朝中议论纷纷，崇祯为了掩人耳目、推卸责任，就否认议和、杀了陈新甲以平息舆论。明朝是两京规划，南京是现成的国都，与北京一样，有一套完整的政府班底，北京沦陷时，当时南方明朝正规军也还有一百多万。崇祯自缢殉国后，在群龙无首，不断内耗的情况下，南明仍然苦撑了二十多年，先后自立了隆武、绍武、永历三个小政权。可见在当时形势下，崇祯如果撤到南京绝对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严重的倾轧内耗，即使不能很快打回北方，割据南方半壁江山还是不成问题的。但崇祯为什么至死都没有离开北京呢？这就不得不说他们老朱家祖传的面子了。明朝一直有“天子守国门”的传统，历代皇帝还没有在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逃跑过。即使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掳去，瓦剌大军围困北京时也是如此。但那时的大明朝是经历“仁宣盛世”后的大明，底子还是非常厚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从而于谦能迅速在全国拉起一支足以抵抗也先（瓦剌太师，实际掌权者）保卫北京的军队。但现在崇祯手里的大明不一样了，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千疮百孔、人心涣散。崇祯十七年初，清军攻占了山东、畿南（河北省东南部）八十多个州县，摄政王多尔衮统领十几万八旗精锐虎视眈眈。南方的张献忠则一路沿湖北、湖南攻城拔寨，准备全面占领四川。最危险的是李自成已经西进潼关，占据西安，控制了西北，并整顿兵马开始直取北京，北京已无险可守、岌岌可危。可崇祯又是个极其好面子的皇帝（除了甩锅时脸皮厚），所以他不想自己主动提出南迁的想法，而是希望大臣们能先提出来，他假意不准，经过大臣的苦谏，他再顺水推舟、不得不同意南迁，这是崇祯想要的结果。在形势危急下，崇祯不断地暗示大臣们劝他南迁。但有了袁崇焕、陈新甲等人的前车之鉴，这种事除非皇上自己提出来力排众议，满朝文武不但没一个吱声，甚至还拼命地反对南迁。因为一旦南迁，北方发生了任何变故，比如山海关失守、北京陷落（已经是必然的了），到那时崇祯肯定第一反应就是拿建议南迁的大臣们开刀。十几年来，这种事大臣们见得多了，大家都考虑自保，没有人再肯为崇祯分忧了，因为分忧的结果就是背锅、找死，前面血淋淋的例子一大堆。当大顺军先头部队抵达北京城下时，李自成曾经派使者拜见崇祯表示愿意议和，崇祯当然也想议和，就请来前任首辅陈演和现任首辅魏藻德商议是否接受议和，结果这哥俩脑子很清楚、一点也不糊涂，无论什么条件坚决不同意议和，装出一副血战到底、誓死不降的样子。最后气得崇祯把龙椅都踢飞了，也只好死扛到底，错失了最后一次生还的机会。如此，崇祯皇帝就只有“君王死社稷。”这一条绝路可走了。他的殉国不可谓不刚烈，崇祯皇帝命后宫嫔妃尽皆自杀，懿安张皇后、孝节周皇后同时自尽，其余贪生的被砍杀。其后崇祯亲手砍杀自己的两位女儿，昭仁公主和长平公主，长平公主因用手挡剑手臂被砍断，幸存，但因伤也于两年后病故。三个皇子随太监突围，下落不明。在上吊前，崇祯含恨留下一段遗言，御书衣襟曰：“朕自登基十七年，虽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也！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皆诸臣误朕也！”崇祯完成了他人生最后一次悲壮的甩锅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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