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最后一天，忽然变成了“道歉日”。

　　12月31日凌晨0:00，郭敬明在微博忽然发了一条道歉信，为当年《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案向庄羽道歉。

　　

　　一时之间，知乎、微博的热搜都被这件事预定了。

　　

　　“道歉”对被冒犯者身心有多重要？

　　想必，大家都对郭敬明抄袭这件事有所耳闻。

　　“抄袭”一直是郭敬明身上最明显的标签，也因此口碑一直不好，不管他出什么作品，通通都是“黑，就有理”。

　　当时，有律师说：“郭敬明那本书侵权的程度，是看完其中一本，基本不用看另外一本。”

　　2006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郭敬明抄袭，要求他和春风文艺出版社赔偿庄羽20万元经济损失、1万元精神损失，并需要登报公开道歉。

　　

　　但是，当时郭敬明不仅拒绝道歉，还在博客上高调回应。2006年6月5日晚上10点，他发表长文《两小时后的生日》，说：

　　“非常可惜的是，我的那点顽固信念仍在， 对自己所不认同的事情，哪怕世人全都相信，我依然不会随意苟同。”

　　“金钱、名声，这些东西，真不是那么重要，我都可以给予，唯独道歉，哪怕只是简简单单一句话，也决不会迫于压力而放弃了自己的原则、放弃了曾经创作时的辛苦、放弃了所有依然喜欢着我的文字的人的希望。”

　　好一副文人骨气铮铮的样子！

　　不管是哪一类人际交往，我们都会有意无意地伤害到别人。无论事件大小——被父母批评、被恋人背叛、遭遇犯罪——都可能对另一个人造成生理、心理的创伤（Bastian et al, 2013）。

　　所以，我们才需要“道歉”存在。

　　

　　我们并不是每一次都接受对方的歉意，但即便是拒不接受，“道歉”在心理学上也是具有治愈效果的（Barkat，2002）。

　　几乎所有的冲突，两方的叙述总是不同的，存在着“量级差距（magnitude gap）”。即便是被冒犯的一方再怎样自信、勇敢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依然会感受到一定程度上的自我质疑。

　　如果被冒犯者的自我太弱，侵犯者太强势，甚至将整个侵犯过程合理化，被冒犯者甚至会产生自己是否“无理取闹”的困惑。

　　而道歉，能消除被冒犯者的自我质疑，让ta们重新产生归属感、被认可感。

　　当时，郭敬明不仅没有做到基本的道歉义务，甚至利用了自己的影响力，纵容粉丝对庄羽的霸凌、怂恿庄羽在行业内被雪藏。

　　

　　“即便是我的错，不能让你好过”

　　在庄羽身上，一直背负着“蹭热度”、“没才华”的标签。

　　当时的郭敬明，天才作家、青春文学的金童玉女、每本小说都是百万级销量；而庄羽呢？《圈里圈外》卖出了不过6000册。

　　

　　当时不少人觉得庄羽就是想通过诬陷“天才作家”来获得知名度——

　　“郭敬明写过《幻城》。庄羽是谁？没听过，不知道！”

　　即便是承认郭敬明抄袭的人，当中也不少人嘲笑庄羽的才华——

　　“郭敬明莫名其妙地抄袭了一个根本没有什么成绩的三流写手，结果被发现了。” “原作者写出来不愠不火，郭敬明拿过来改一下，畅销榜长居不下，这就是才华差距。”

　　在和庄羽的版权纠纷尚未结束时，郭敬明就写了《夏至未至》一书。其中一段情节影射了庄羽和抄袭案：

　　

　　小说当中，其中一位男主傅小司是个天才画家——“眼里终年大雾不散，永远的第一名，别人眼里的传奇，学生时代就在画坛崭露头角。”

　　因为出过的画集《花朵燃烧的国度》畅销，获得巨大的关注。

　　然而，就在巅峰的时候，忽然有过气画家冯晓翼，诬蔑傅小司抄袭自己的《春花秋月》。冯晓翼故意找人打电话给傅小司，录了他的回答，并把回答篡改成“承认抄袭”的证据。

　　一时之间，傅小司成为众矢之的，甚至有路人拿着装满污水的矿泉水瓶砸向傅小司。

　　而另一位男主陆之昂，为了维护朋友的利益，拿酒瓶子砸向始作俑者冯晓翼，后来被捕判处无期。

　　在这个故事当中，“翼”对应的是庄羽的“羽”；《春花秋月》对应《圈里圈外》；《花朵燃烧的国度》对应《梦里花落知多少》。

　　因为故事里冯晓翼污蔑抄袭，两个男主角都落了悲剧的下场。大量对事件一知半解的粉丝意难平，涌入庄羽的微博，诅咒、谩骂、侮辱。

　　不只是网络暴力，现实生活中，庄羽的正常交际也受到了巨大影响。

　　她曾在一篇博文当中讲自己的维权之艰辛：

　　曾有企业家请她帮忙，希望联系到《狼图腾》的作者参加公益活动。当时，她联系了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希望能说明情况，联系到人。

　　但是，当她打电话过去，刚做完自我介绍，一句话还没说完电话就被挂掉。而原因就是：郭敬明和他们有商业合作。

　　

　　曾经如此决绝反抗，在所有可能的途径都表达自己“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郭敬明，会是真心悔过道歉吗？

　　

　　每一次道歉，都变成一场权衡

　　学者们发现，即便是我们意识到自己行为错误，但是否愿意道歉，取决于三个因素：

　　（1）我们对被害人/被冒犯者的关注度

　　道歉作为一种社交行为，是通过自我表述、悔过的方式，向被冒犯者传达重新建立联系的举动。但是，如果我们本身就不在意失去这段关系，则很有可能拒绝道歉。

　　学者们发现这三类人很难主动道歉（Schumann，2014）：

　　第一类，主动、故意伤害受害者的犯人，即便是显示了“后悔”的情绪，但是大多数都不愿意主动道歉；

　　第二类，回避亲密关系的人，天然讨厌和其他人产生依恋关系，即便是道歉也会偏向“不全面”、“充满自我辩护”的道歉；

　　第三类，自恋型人格，过分以自我为中心，并不在意其他人的情绪和看法。

　　这三类人都没有通过道歉，改善自己和被冒犯者关系的动机，自然不会主动提起道歉。

　　（2）是否威胁到自我形象

　　承认自己伤害了其他人，毫无因为会对自我认知、对外的形象产生影响。道歉会把自己和某个固定的标签捆绑在一起，从而遗失部分社会资源。

　　比如，郭敬明当年如果承认抄袭，也很难会有接下来十几年的发展。

　　虽然，“抄袭”这个标签从来都没有从他身上消失过，但是对于资本方、合作者来说，仍然可以用“我不清楚情况”为借口来回绝外界质疑。但是，一旦这个标签捆绑完成，我们可以想象到郭敬明发展会受到多大阻碍。

　　绝不可能像是现在，一路高歌勇进。

　　（3）道歉后是否能够有效缓解当前困境

　　学者们发现（Leunissen et al，2014），不愿意道歉的冒犯者们，常常低估“道歉”能带来的积极效果，也不觉得道歉之后别人会肯能原谅ta们。

　　很多人不能主动道歉，是对道歉效果的悲观惯性。这一类人，ta们没那么在意自己的形象，对自己伤害的人也高度在意，但是，ta们不觉得自己道歉之后能改变任何事。

　　一直到，有明确的信号表明，只要道歉就能修复两个人之间受损的关系时，ta们才会积极主动地道歉。

　　

　　郭敬明当年的“拒不承认”，既有自己自恋性格的影响，也有恐惧失去社会资源的因素影响，而这些障碍，毫无疑问在这十五年间并没有消失。

　　勉强说有什么改变的话，也是现在的他，即便是道歉了，也不会全然失去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资源。

　　时隔十五年的道歉，明显是受到了近期“联名抵制”的影响。

　　12月中旬，影视投资人谭飞忽然在微博上发了评论：“靠抄袭起家的编剧振振有词教别人演戏”、“另一个靠抄袭起家的导演振振有词认定不会演戏的小鲜肉未来大有作为”，直指《演员请就位》的评委郭敬明、《我是演员3》的评委于正。

　　

　　当天，当事人之一于正就隔空回应：“你没啥作品公诸于世，整体嫉妒别人，靠骂人来博眼球不觉得惭愧吗？怨天尤人改变不了现状，你死心吧！”

　　结果，谭飞联合其他编剧，在12月21日发布公开信《抄袭剽窃者不应成为榜样》，呼吁不给抄袭者提供舞台，将他们从公众媒体当中驱逐出去。

　　公开信发布的24小时内就登上热搜，包括琼瑶等知名人物，共计136名编剧作者参与到联名抵制。

　　事已至此，不知道郭敬明是否恨死了猪队友于正。

　　事件不断发酵升级，在郭敬明和于正道歉的前一天，官媒也发声。

　　

　　毫无疑问，审时度势是郭敬明的强项。被官媒点名不足24小时，就把道歉信写好。

　　庄羽也很快进行回应，接受了道歉，但也不无讽刺地故意挖坑，建议他和自己一起建立“反剽窃基金”。

　　大家都在好奇郭敬明会怎样应答时，他做出回应，再次把姿态放低：“感谢庄羽女士的大度和善良。”

　　时隔如此之久的道歉信，表面上深度自我反省，态度也做到最低，不可谓不够诚恳了。然而，大众依然是不大满意的态度。

　　原因无他，道歉的时间太过微妙，反而让人深深感受到他对庄羽的毫不在意、对权势的追逐罢了。

　　References:

　　百度百科：冯晓翼、《夏至未至》词条

　　Bastian, B., Jetten, J., Chen, H., Radke, H. R. M., Harding, J. F., Fasoli, F. (2013). Losing our humanity: The self-dehumanizing consequences of social ostracism.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9, 156–169.

　　Baumeister, R. F., Stillwell, A., Wotman, S. R. (1990). Victim and perpetrator accounts of interpersonal conflict: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s about ang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9, 994–1005.

　　Leunissen, J. M., De Cremer, D., van Dijke, M., & Reinders Folmer, C. P. (2014). (See References). A recent article describing the forecasting errors that people make when judging the aversiveness and expected benefits of apologizing.

　　Schumann, K. (2014). An affirmed self and a better apology: The effect of self-affirmation on transgressors’ responses to victim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54, 89–96.

　　- THE END -

　　·作者：承植，心理学硕士，虽然无力改变世界，但愿以一己之力供世人成荫

　　·壹点灵，关注个人心理成长，陪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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