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原名“徽音”）在30年代初期发表过一篇散文名作叫《窗子以外》。现在我回忆起她（1904—1955），不由不想起这个题目（与内容并无直接关系）。如今我既感到自己多少是曾在她的“窗子以外”或和她同在旧中国的“窗子以外”，又感到更和她同在新中国的“窗子以内”。1930年代，林徽因在北平北总部胡同三号家中就人论，她20年代在旧北京上层文化圈子里就已经相当闻名（我当时年幼无知，在南边并不知道）；她成为作家，则是在30年代初开始受人注意的。40年代起，她因长期健康情况不佳，在建筑学及其有关专业以外，很少再兼顾文学创作活动。她和我相知，开始于1931年同在《诗刊》第2期用真名发表了几首诗。她年龄比我只大六岁，因为师辈关系，一直被我尊为敬佩的长者（有点像过去靳以和我一些人随早夭的方玮德称方令孺为“九姑”，她们确是同一代人），但也是我感到亲切的知己。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她在全家迁来北平后，和我第一次相见。那好像是在她东城的住家。当时我在她的座上客中是稀客，是最年轻者之一，自不免有些拘束，虽然她作为女主人，热情、直率、谈吐爽快、脱俗（有时锋利），总有叫人不感到隔阂的大方风度。此后我们相互间一直保持了诚挚的友谊，只是由于行踪不定，生涯不同，往来不多。抗战初期，在离乱中，我倒是在1940年暑假从峨眉山转往昆明后，曾往昆明北郊农村她们家专诚看望过她，也就在她们家住过一夜。1949年春天我从英国回到解放后的北平（当时还没有改回叫“北京”），曾到清华大学看望过她。当时这里人口还远不如现在多，交通也不如现在拥挤，但是大家都忙得很欢，熟人也难得见面。后来我又常下乡，想不到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了。她去世的时候，我记得是在北京，事后才知道，未能及时表达我的哀思。卞之琳我们从1931年上半年到全面抗战开始的1937年年中，在同一个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和译品的，除了《诗刊》以外，还有杨振声、沈从文主编，萧乾执行编辑的《大公报》文艺版、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戴望舒主编的《新诗》等，所以彼此倒常在作品或译品里相逢。内外关系，特别使我想起少为人知的《学文》月刊。1934年初叶公超创始主编了这个月刊，只出了三期。林徽因在这个刊物第一期上发表了她最放异彩的短篇小说《九十九度中》，我则遵师命为同一期翻译了托·斯·艾略特的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学文》起名，使我不无顾虑，因为从字面上看，好像是跟上海出版，最有影响的《文学》月刊开小玩笑，不自量力，存心唱对台戏。但是它不从事论争，这个刊名，我也了解，是当时北平一些大学教师的绅士派头的自谦托词，引用“行有余力，则致以学文”的出典，表示业余性质。这用在林徽因的场合似较为恰当。她天生是诗人气质，酷爱戏剧，也专学过舞台设计，却是她的丈夫建筑学和中国建筑史名家梁思成的同行，表面上不过主要是后者的得力协作者，实际上却是他灵感的源泉。我1940年在昆明看望她那一次，在她和梁思成的谈话中，听到他们痛惜从各地勘查、测绘、搜集来的许多中国古建筑资料在天津受到的损失。我过去只知道他们在北方（包括山西）艰苦跋涉，发现过一些少为人知的古建筑，这次更听说他们在南中也做过实地作业；徽因对我夸赞了苏州木渎镇严家花园如何别致。（1953年我在江、浙参加农业合作化试点工作近一年，重九节在木渎住过一日夜，还记得徽因的话，特别寻访过这个小花园，可惜没有找到。）《学文》创刊，我在1934年亲见过她为刊物所做的封面设计，绘制的装饰图案就富有建筑美，不离她的专业营造学（建筑学）本色。从此我就感到内外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关系——在林徽因的场合，实无所谓行内行外，而是内转为外，外转为内。文学创作应算是她的业余活动，可是成就证明：她在这方面决不是外行，比大量写作的许多作家，也许更是内行。今日我重读她的旧作，感到与其说像置身在“窗子以外”，不如说像在“窗子以内”。林徽因为《晨报五周年增刊》设计的封面内外相互作用，在我依稀的回忆中，也勾引起了一点小小的联想。林徽因的散文，在我看来，是并非形式上的诗，不外露的诗。从她的虚构与纪实的作品，主要是戏剧、小说和狭义的散文里写到的人物（不是她自己）可以看出作者自己的出身和修养。这些人物中高门第、养尊处优的少爷、小姐等等都有一点洋气。掌握外国语文、出国留学、国际交往之类就像家常便饭。作为业余作家，林徽因写这些人物，远不是都抱同情态度的，人如其文，也不由自己，显出她自己尽管也有点洋气，决没有这些人物的俗气。林徽因一路人，由于从小得到优越教养，在中西地域之间、文化之间，都是去来自如，也大可以在外边出人头地，但是不管条件如何，云游八方后还是早一心回到祖国，根不离国土，枝叶也在国土上生发。她深通中外文化，却从不崇洋，更不媚外。她早就在《窗子以外》里说过一句“洋鬼子们的浅薄千万学不得”。她身心萦绕着传统悠久的楼宇台榭，也为之萦绕不绝，仿佛命定如此。这不由我不想起西班牙作家阿索林（旧译名“阿左林”）晚年写的一篇短篇小说《飞蛾与火焰》。小说写马德里的一位名媛，和友人回忆起她们六年前到过的西班牙北部一座古城的小方场，怀念那里古香古色的恬静、宁谧，决定再去寻访。但是她每次准备去都被打岔了，由于事务，由于疗养，由于国际友好相约，不得不去巴黎、瑞士、地中海，几经曲折，最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因为小方场已经拆去了一部分，开了一个酒场，酒徒吵架开枪，这位优雅的女士中了流弹，死在那里——死得可惜，也死得其所。这篇小说原是阿索林1929年初版的《蓝白集》（Blancoen Azul）中的一篇，我1935年上半年在日本京都据新出的英译本转译，用原文核校，和其中另外几篇寄国内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林徽因当时也常在那上边发表作品），后来曾一起收入我编印的《阿左林小集》（现全部收入江西人民出版社的修订版《西窗集》）。那次林徽因和我在昆明晤谈，想不到她还记得这几篇译文，向我大为称道阿索林的这几篇小说。这里本来有原作者的怀古情怀，故土衰落感，还有不健康的宿命论，可是我们作为读者是可以有自己的读法和想法的。现在由内外关系、中外关系，我总联想到林徽因，尽管是海外的过来人，总以中土为她的归宿，为之服务，也许可说是中国人特有的优美品质，不过林是表现这种品质的佼佼者，特别高洁者，本身就富有诗意的人才。1937年夏，林徽因在山西考察古建筑内外关系也使我很容易联想到上下关系，又在另一点上勾起了我自己控制不住的跑野马感想。林徽因秀外慧中，出身名门，相对说来是贫困的中国社会里还算优裕的高级知识分子（在西方相应说来还抵不上所谓“中产阶级”文化人）。三四十年代她笔下的人物总不出社会上层的圈子，但是由于品质、教养、生活和时代趋势的影响，作者多半把同情寄托在社会下层的一边。她在《窗子以外》一文中坦率自怨自己圈子里“得天独厚的闲暇生活”“叫做什么生活!”自叹跟老百姓总是隔一层窗子。《梅真同他们》这一个剧本里梅真更成了作者热情所集注的主人公。我依稀记得她对我谈过她和丈夫以及一些同事在北方跋涉过穷山恶水，餐风饮露，有时坐骡车，有时徒步，住不讲卫生的客店。这倒是自然接近了实际生活。这是为了工作，不是所谓“体验”生活。尽管是走马看花，这也多少增加了一点她对民间疾苦的接触（后来逃难到长沙，临时住房被日本飞机炸中，死里逃生，更增加了她和普通人民共命运的感情）。同情民间疾苦，本来是中国正直文人的老传统了。（她最初立志学建筑，据说是受英国一位女同学启发，艺术要为人“用”，这不是正合杜甫诗“安得广厦千万间”的精神吗？）“五四”初期从外国接受过来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历史上也总多少起过一点反封建的积极作用。当然，单凭这些，是救不了中国，改变不了中国社会现实的。一般文学作品里表现的这一类思想，也就有点幼稚，有点肤浅，但是，尽管已经是写在30年代的，这也多少是一种过渡性质的进步初阶，不仅在历史上是可贵的，而且在今日，只要写得真挚，还能读得下去（就是说还有艺术感染力），也不见得只能起消极作用。林徽因写这些下层人物，由于条件的限制，尽管用生花妙笔，现在读来显得还像隔一层窗子，在他们的“窗子以外”，但是心在他们的窗子以内。这就有助于促成作者日后内外转化的可能性——来一个较根本的变：1948年尾解放军在北平郊外临门，她再不会说“世界仍然在你的窗子以外”，从此在这个世界里带病忙为新中国效力，做出贡献，直到未尽天年而卒，从没有再说“算了，算了!”（引语俱见《窗子以外》一文）。天下事有变也就有续，从好的方面讲，有发展也得有继承。思想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现在我翻读林徽因的诗文，记忆她的生平与工作，我又从1934年她为《学文》设计封面而欣然想起了1949年她参与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还有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饰纹和花圈浮雕图案的设计）。这事实本身就也说明了很多意义。1984年5月9、14日（选自“雅读”丛书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雅读”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你站在桥上看风景》，卞之琳 著《七里茶坊》，汪曾祺 著《眼目所及都若有神迹》，沈从文 著《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何其芳 著《竹林的故事》，废名 著《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林徽因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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