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开始，该书作者朱春先走访了湖南各地以及山西、重庆、云南等地的三十多位抗战老兵，完成了"寻找最后的抗战老兵"系列报道。该书是这个系列报道的整理和汇编。目前，书中的很多老兵已经逝世，他们的战斗经历和生活经历，是我们不可多得的珍贵的口述史料。
书摘
衡阳会战，16岁报务员卢庆贻"为方先觉军长发出最后一电"
讲述人：卢庆贻
出生年份：1928年
受访年份：2010年
经历过的主要事件：衡阳会战
湘潭县姜畲镇建中村有一块一眼望不到边的广阔稻田，82?岁的卢庆贻与大儿子一起住在这片稻田中间的一方小畦上。
卢庆贻是较年轻的抗日经历者，他的全部抗战经历，都是在20岁以前。
1928?年1?月，卢庆贻在长沙灯笼街出生。1940年，成为孤儿的他在乡人的引导下，决定参军谋生。他当时仅有14?岁，几乎没有可能进入战斗部队，便来到长沙第十军，报考第十军驻长沙的无线电速成班。
"那个无线电速成班，主要招收初中肄业的学生，也就是读过初中，但还没有毕业的学生。但有一个条件很苛刻，那就是必须懂英语。"卢庆贻说："我去报名的时候，连高小都没有毕业，又没有学过英语，但我有一个优势是别人没有的，所以他们就录取了我。"
卢庆贻说的这个优势，是他在离开学校来到长沙曾住到在航空司令部工作的姑父那儿一段时间。"当时那里有一个电台，姑父有空就带我去，就跟着学了一些收发报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主考官听说卢庆贻的这一经历后非常高兴，当即就将他收录进培训班学习，他也由此成为培训班里年龄最小的学员。
时为1941年6月。
在今长沙荷花池兑泽中学的旧址中，卢庆贻开始了为期半年的紧张学习生活。除了学习报务知识外，14岁的卢庆贻还要参加一定量的军事训练。
结束在长沙的速成班训练后，卢庆贻被分配至第十军军部通讯营无线电班，任少尉报务员。
1942年冬天，卢庆贻随部队一起驻防衡山，后调到衡阳留守处，继续从事报务工作。
1943年11月，常德会战爆发，驻防衡山的部队驰援常德，由于卢庆贻是非战斗序列人员，没有随同部队前往常德，仍坚守在衡山的电台，与友军保持通讯联系。常德会战结束后，部队再次回到衡山整训，卢庆贻仍在这里的电台工作。
1944年6月1日，驻防在衡阳外围的部队逐步调入衡阳城，参加衡阳会战。
"根据当时的部署，上头估计最多一两个星期就能结束战事，所以只备了两个星期的粮食和弹药。但没有想到，战斗一直打了47?天。"66年后，年迈的卢庆贻仍能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每一个日子。身体尚算硬朗的老人，坐在自己几十平方米的地坪中，面对着一望无际的接天稻浪，向笔者清晰地讲述着当年的一切。
"衡阳会战打响以后，刚开始我们的电台还需要与在城外的友军联系，但到了后来友军全部入城以后，我们就只需与设在芷江的空军基地和重庆方面联系了。"卢庆贻等人奉命进入衡阳后，担负着军部与外界的通讯联系工作。电台共有4个报务员，每6小时一个班，24小时轮流值班。
由于衡阳的电台功率较小，与重庆方面的联络并不顺畅，最后便只能通过芷江空军基地中转。"我们要向重庆方面汇报，只能先将电报发到芷江，再由芷江转重庆；重庆方面过来的指示，也要通过芷江中转。"卢庆贻说，经芷江发往重庆的电报每天定时4次，主要是汇报每天的战事、伤亡情况以及所需要的军备物资等，但具体电报内容，发报员是无法了解的。
"我们每天只负责发送和接收电报，但具体内容，需要专门的译电员翻译。"卢庆贻说，译电码只有重庆译电室的指定人员和军部随从参谋两个人知道，一般的人是译不出的。
"47天内，经我们手发出去的电报无数，但这些电报都讲了一些什么，我们始终不知道。"
衡阳会战的最后一封电报，是经卢庆贻之手发往重庆的。卢庆贻在发出电报的三天后，才在重庆出版的《大公报》上读到了电文的内容，那就是方先觉军长的"最后一电"。
在回忆这一细节时，老人显得特别激动。
"8月6日，军师长会议结束以后，参谋将一份拟好的电文送到电台，当时正是我值班。我按惯例将电文发到了芷江，此后，就再也没有向外界发出一封电报了。"
卢庆贻发出电报的第二天，在弹尽粮绝、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第十军与日军签订了停战协议。卢庆贻所在的军部电台也在完成历史使命后，静音。
卢庆贻说，此次停战协议，方先觉向日方提出了三个条件：保证官兵生命安全；收容治疗伤兵，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第十军保留建制，不出衡阳，就地驻防。"当晚，方先觉军长就与日军68师团长堤三树男正式谈判，日方向第十军的顽强战斗意志表示敬意，并完全同意所有的条件。历时47?天的衡阳之战，到这里算是落下了帷幕。"
对于衡阳会战最后的结局，卢庆贻老人坚持认为不是投降。"8月8日，战斗停止以后，全城没有挂一面白旗，这怎么能算是投降呢？"在他的记忆中，衡阳守军共有17000人，最后只剩下不到2000人，"这其中还包括没有战斗力的医务人员、后勤人员等非战斗人员"。除了6000余伤兵外，其余人员均已阵亡。
历史资料显示，在衡阳会战中，日军共发动三次总攻。战斗结束后，日军5个师团伤亡人数经美国统计是7万人，中国估计是3.9万到7万人之间。
卢庆贻发出"最后一电"后，和军部所有的官兵一样，被日军俘虏了。他和另外的300余人一起，被集中关到衡阳城里的天主教堂。"当时的那个屈辱，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们能理解一军四师首长的痛苦。如果不那样做，有可能全军覆灭。"
被关了几天后，大家都在想着怎样逃出去。卢庆贻说，有一天傍晚，日本鬼子要我们去"打捞"一些生活日用品。"这一天的情况很特殊，他们只派了一个日本兵押着我们上山，我们十多个人同时被派出去。那个鬼子身上挎着一支步枪，手里拿着一支手枪，并安排他自认为信得过的两个战俘一起，陪他在山脚下等，我们十多个人则被赶上山去‘打捞’。"卢庆贻说，上山时，其中一个年纪大一点的战俘，朝我们使了一个眼色。
"我当时就明白，逃跑的机会来了。"果然，上山不到半个小时，山脚下就传来了枪声。我们赶紧回头看时，发现那两个被特别信任的战俘抢了鬼子的枪，把鬼子杀了。在山连山、沟连沟的深山里不知走了多少天，最后终于来到了武冈74军的驻地。"一听说我们的遭遇，74军当即就收留了我们，当时已经是冬天，他们发给了我们冬衣冬裤。"
"由于第十军的建制还在，不久之后，第十军再次组建成立，我亦升任中尉。"随后，新组建的第十军被调往陕西城固县整训，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看着眼前翻滚的绿色稻浪，卢庆贻老人显得很安详。老人说，历史总是要过去的，不能老是纠缠在历史的痛苦记忆中，但历史又是不能忘记的，忘记了历史就等于背叛了自己。
仁安羌大捷，上士班长郑子煊亲历解救7000英军的传奇
讲述人：郑子煊
出生年份：1919年
经历过的主要事件：仁安羌战役、穿越野人山
2010年11月29日，资兴市兴宁镇欧王街的一栋极为简朴的居民楼里，92岁的郑子煊端正地坐在木制沙发上，9岁的重孙何长世将一只香蕉递到老人手上，大女儿郑桂春在里屋张罗着一大家子的午餐。这是一幅令人心动的天伦之乐的现实图景。
尽管已是冬天，说到战争中受伤一役时，老人仍撩起衣襟，一定要让笔者对着他的伤口拍照。
"这是鬼子留在我身上的印记，一辈子也没有消去，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老人说。
在女儿郑阳春的帮助下，郑子煊非常清晰地回忆起了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些事情。老人说，1928?年，当他还只有9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当地的童子团，此后在乡人的带领下，他先后进入本地最有名的明心楼、合作楼和景兴楼当跑堂。
1936年，郑子煊满17岁，这一年，他第一次走进了学校的大门，成为当地贫民及幼小学校里年龄最大的小学生。两年后，在结束了这段短暂的学习历程后，按当时三丁抽一的规定，他被抽去参军。
"当时，上面下令抽调壮丁，而我正值壮年。虽然我读书不多，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我是知道的。另外一个现实的原因是当时家里经济条件很困难，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当财政局湘岸税警到县里要兵的时候，我就去报了名。"
1938年3月，集训完毕的新兵开往长沙，驻防岳麓山下的清华大学。郑子煊说，他们从宝庆来到长沙后，便在这里接受整编，部队番号定名为"财政部盐务总局缉私部队"。"我被编入第一大队二中队四连一等列兵，至今我还记得我们的大队长是贾幼慧，营长李希罕，连长于凯南，总团长孙立人。"
1941年，税警总团改编为38师，孙立人任师长。"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接到上级命令要调往云南，准备赴缅甸参加远征作战。"
1942年4月，38师调往缅甸。4月14日，英军步兵第一师及装甲第七旅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弹尽粮缺，陷于绝境。孙立人受命解救英军。4月19日，被日军围困的7000名英军和500余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被成功解救。孙立人将军因此被英王乔治六世授予大不列颠帝国司令勋章，美国罗斯福总统亦授予他丰功勋章。
对于这一段已经写入"二战"历史的著名战事，作为亲历者，郑子煊的描述也许更为真切生动。
"英军发电报给我们师长，问能不能在三天之内将他们解救出来。电报上说，他们已经弹尽粮绝，如果三天之内得不到支援，他们只能选择投降。"郑子煊说："当时，师长就回了英军的电报，称在明天拂晓之前，一定将他们解救出来。"
"当时日军是我们的10倍，强攻肯定不行，只能巧取。"郑子煊回忆说，师长让部队里包括伙夫、文书在内所有官兵，三个人一组，在敌人的阵地周围放火，结果漫山遍野都是冲天的火光，日军根本不知道我们来了多少援军，一下子就乱了阵脚。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战士已经摸到日军的炮兵营里，用手榴弹和冲锋枪一通猛攻。那些炮兵连开炮的机会都没有，就丢了器械逃跑。"
"当时，参与围攻日军阵地的共有700余人。"郑子煊回忆说，他当时就在这700余人中，"用所有机关枪对准目标阵地一起开火，一下子就把日军打垮了。尽管日军随后增派了一个大队来支援，但此刻日军已是兵败如山倒，增援的那个大队，很快也被打垮了，远征军就此攻克了仁安羌。"
▲《寻找最后的抗战老兵》，朱春先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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