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眼中的历史，与老百姓眼中的历史，往往并不一致，这是因为历史研究是一份技术活，还原任何的历史事实，都需要举证，而老百姓则普遍不具备求证的习惯以及基本功，所以历史在民间，往往会因三人成虎而走样。爆发于193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那段历史也并不例外，它仍有相当多的疑问，至今都没有彻底弄清楚，因而使整段历史的叙事，有不少细节仍然值得进一步的探讨和斟酌。
第一个疑问是丰臣秀吉的问题。丰臣秀吉（生卒：1537-1598）这个人是日本战国时代的一个大名，其生活的年代在中华这边，叫做“明万历年间”，从现在所能看到的史料来看，丰臣秀吉的确是想侵占朝鲜、进而杀进大明的国土，换句话说，丰臣秀吉是有征服中华四百州的野心，但问题是：丰臣秀吉毕竟是古代人，他的对华国策，与1930年代日本帝国的对华国策，中间相隔了300多年，二者是否存在延续性和继承性？有没有逻辑联系？是否是两个互相孤立的事件？我想在这一点上，历史人应当谨慎对待。我们在过去一百年来的历史叙事中，基本上坚持了“日本从丰臣秀吉时代起就蓄谋灭亡中国”的话语。这算不算一个严谨学人的话语，也许是值得探讨的。
第二个疑问是地图的问题。与我们广大历史爱好者的认知恰恰相反，事实上在1930-1940年代，侵华日军手中的“高精确度”中国地图，除了少数是日本参谋本部在过去几十年中零零星星搜集的之外，其实大多数是中国人绘制的，怎么回事呢？原来，在清末民初时代，有许多中国青年留学日本，学测绘，回国之后绘制了大量的高精确度地图，封存在中华民国各级政府以及军事机关的办公室，中日战争打响之后，侵华日军占领各级政府机关，搜出来这些地图，对它们进行复制，并加印了诸如“昭和12年”、“昭和13年”、“昭和14年”等各种字样。我国的历史爱好者看到这个，就急急忙忙得出了“绘制地图证明蓄谋已久”的结论。其实稍微懂点国防知识的人都知道，搜集邻国地图，是一个国家国防工作的必要之事，任何国家的国防部，都拥有邻国的地图，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袁世凯在位之时，就曾经花钱聘请日本间谍、绘制日本军事基地的机密地图。中国部队在二战之后援助朝鲜、援助越南，也从当地带回来不少的地图，这些都是公开的事实，没有什么奇怪的，也并不能证明什么。近些年我国各地媒体频频报道某位爱国人士收藏了一张“昭和13年”的中国某农村地图，“非常精确”，因而“证明了日寇蓄谋已久”，这在历史学者的耳中听起来，其实是相当业余的话语。
第三个问题就是《田中奏折》的问题。《田中奏折》这份东西是台湾间谍蔡智堪交给张学良的秘书王家桢的，对于这份东西的来历，蔡智堪在自述中留下的文字说这是他“从日本皇宫里以临摹的方式抄写出来的”，但是在王家桢的回忆文章中，这份东西则变成是“蔡智堪从某日本政客的手中拿到的”。首先这个来历问题，就值得探讨。其次，该奏折行文中的硬伤，比比皆是，例如日本政界元老山县有朋于1922年2月1日死亡，5天之后，即2月6日，美国与日本等国签署《九国公约》，这个时候，山县有朋在棺材里呆不住了，于是他突然复生、和天皇密谈如何“打开困局”，谈完之后，山县有朋再次死去。这种文字，已经可以归到神话一类。难怪现代世界上大多数的严肃历史学者，都不敢用《田中奏折》说话。退一步，就算《田中奏折》可信，它也仅仅是“经营满蒙”的计划书，不是“灭亡中国”的计划书。建议我们的历史爱好者，抽空读一读这份东西，日后再发言，也有所凭据。某位名人说过：要调查研究才有发言权。
第三个问题是中村事件。1931年6月某日，中村震太郎及其同僚，进入中国东北大兴安岭测绘军事地图，被东北军逮住，很快就被东北军秘密枪杀、并毁尸灭迹。这件事后来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从中方审讯人员留下的文字记录来看，中村震太郎在大兴安岭绘制地图，是为“对苏联作战作准备”。当然，这种口供并不一定可信，但是退一步而言，绘制地图，是否罪至于死？再退一步，就算是罪至于死，东北军不经审判、秘密枪杀、毁尸灭迹的手法，是否值得再斟酌？我想，这里仍然有值得历史学者追问的地方。
第四个问题是卢沟桥的冷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相当多的历史爱好者走入误区，误以为日本军队是纠缠于那个短暂走失、但又迅速归队的日本兵志村菊次郎，但事实上日军所纠缠的不是这个事情，而是放枪的问题。日军咬住不放的，是谁在黑暗中向他们开枪的问题。当然了，这个枪是谁放的？是俄方间谍放的？还是日方间谍放的？不知道。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但在当时的现场，日军纠缠的是这个放枪的问题，他们因而要求第二十九军对日军道歉、处分责任人、并且后撤一段距离。这些要求可以说是比较霸道的，但是我们在谈历史的时候，要找对关注点，才能不至于跑题。
第五个问题就是淞沪会战的问题。与中国广大历史爱好者的原有观念相反，事实上淞沪会战的主动方，并不是侵华日军，而是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其实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乃至庐山会议之后，蒋介石在最高国防会议上，已经作出了决策：要在上海打一仗、主动攻击上海租界里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蒋介石及其幕僚决策在上海打一仗，其主要原因是借鉴1932年的经验：在上海打一仗，能够吸引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注意、并期望西方国家出面调停、借以结束中日战争，蒋介石及其幕僚，当时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们从现在可以查到的历史资料来看，淞沪会战其实是国民党主动发起的，而日本侵略军，反而是处于应战的地位，至少在上海战场，这样的说法会更接近于历史事实。
第六个问题是“大东亚共荣圈”问题。有一种说法是：日本帝国一直就有一个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所以从“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一直到太平洋战争，这些都只不过是日本政府按照既定计划的逐步实施罢了。但是如果从近代史资料来看，历史学人往往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其实并不是侵华战争的原因，而恰恰是它的结果。换句话来说：不是因为事先有了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所以才发动侵华战争，而是因为侵华战争爆发了，为了从东南亚攫取照片、以战养战，日本才出兵东南亚、并出台了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大多数的历史爱好者，犯了因果关系颠倒的错误。作为历史学者，应该实事求是，不能扭曲历史去迎合历史爱好者的喜好。
第七个问题是日本军阀夺权的问题。与我们许多历史爱好者的认知不同，其实侵华战争之前乃至战争期间的日本，并不是铁板一块，其文官和武官是一个争夺政权的关系。《日本帝国宪法》规定：日本军队不归政府统辖、而是归天皇统辖，而天皇至少在名义上又是“君主立宪”的皇帝，不管事，或者是尽量不管事，这就在无意中給日本激进军人夺权，创造了现实的基础。事实上，从“九一八事变”，到吞并东三省、到“华北独立运动”、再到“卢沟桥事变”，无一例外，都是日本一群以参谋为主的激进军人所发动的，其发动事变，绑架民意，以令日本政府屈服，甚至不惜杀死日本政治家，以夺取国家政权。自从日本的国家机器被军阀掌控之后，日本的国策就开始出现问题，日本后来走上了太平洋战争的不归之路，就是国家机器失灵、政权被军阀劫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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