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宗教财务管理的动态范本：新教改革与价格歧视
唐学鹏
新教改革是世界宗教改革史最具魅力的话题。一般来说，有三种解释。一种是新教徒的陈述。他们认为是天主教的腐败和伦理道德退化导致了新教的兴起，“因信称义”杀死了可耻的天堂买路人，马丁路德、加尔文、茨温利（瑞士宗教改革家）一个接一个地宣布了垄断福音电波的中国电信宗教版——天主教的虚伪和堕落，总之，这些人导致的新教改革，简化了宗教机构，淡化了商业。
第二种解释是来自历史学家；历史学家指出。北欧国家和新兴城市的兴起是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原因。他们削弱了天主教的影响力，该地区的君主更加孔武有力，善于限制神权；而新教正是利用这一真空地带，获得了有效传播的机会。接着，新教慢慢渗透到天主教区。
第三种解释是经典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认为：用国家权力支持的宗教垄断是无效的，他们获得了庞大的租金，但这也给予潜在竞争者进入的机会。（Iannaccone）
亚当斯密的解释更有理智上的优美。他判断天主教所喜欢的必然是一个非异质的（不要存在大量专业化的分工体制）、半封建的（土地租金的稳定性）的寻租社会，而要完整地阐述斯密的意见还需要更新的角度。
出色的宗教精算
在天主教势力最发达的中世纪，天主教竟然有相当程度上的财务危机。一是由于宗教机构的膨胀，这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大组织病”：机构总会臃肿；另外，由于天主教对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防卫和打击，比如鼓励十字军侵略，收买异教徒聚集地的世俗政权对异教徒以镇压。于是，为了对付财务上尴尬，天主教开始了教义创新和产品设计（宗教安慰产品名词叫ZGood），臭名昭着的商业化的赎罪券于是问世。
赎罪券的闻世也意味着1215年拉特兰会议颁布的忏悔圣事制度的变味。该制度认为只要罪人坦白，坦白这一行为缓解和消解了罪恶。但是，天主教却开始宣称，罪人可以通过交钱的方式更彻底地洗刷罪恶，天堂的门缝会因此变得大一点；甚至，有些罪恶非钱不能洗刷。
对于天主教的产品设计家来说，如果要保持宗教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就要考虑需求者的不同处境：比如穷人，他更乐意优质（赎罪等级较高）但价格便宜的产品。穷人的需求弹性比富人较高，也就是说，如果其他宗教提供更便宜的赎罪产品，那幺他们转换信仰的可能性更大；那些富人或贵族，从人性上说，他们也非常希望享受穷人的价格，但是教会不答应。教会所做的，正是价格歧视。教会需要制定分类的产品，尽管产品成本相同，但出价不同，比如贵族强奸了女人所交的忏悔费要远远高于一个农夫情欲冲动，这就是所谓的价格歧视——同一种产品根据不同的人定不同的价。就像车票，有学生票、残疾人票、军人票、普通票和高价票。
天主教启蒙级创收大师是教皇GregoryVIII，他主持了最初的赎罪券发行上市工作。他粗略地对罪行进行了划分，从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次略带保守气质的尝试，他把罪行划分为不可饶恕的罪行和可宽恕的罪行。随后，我们知道，GregoryVIII的后继者们抛弃了他那羞涩带着古意的见解。后来者认为所有的罪行都可以赎买，不再有不可饶恕这一顽固的炼狱级的判断。
那个时代，杰出的天主教商业设计家层出不穷。他们设计出漂亮精密的价格歧视条文，他们对于罪行与罪行间的货币差别的理解具有效用基数论的先驱般色彩，他们精妙地探索操作简便和稳定的流程设计，他们在昏暗的灯下推敲各种罪行处罚的价格菜单。取个例子来说，着名的神父JasperPonce将罪行等级分成21种，更吃惊的是，他还测算了罪行发生的人群概率，以及教会在各类赎罪券上的现金流量。他还将纳神税的负税者分三个大的等级，每个等级约有4—7种神税，来对应不同税赋能力的人群（研究宗教史的学者Lunt1962）。这些精算专家们前仆后继的智慧终于在1501年，也就是教皇HenryVII时代，让天主教宏大的价格歧视工程完整奠基。
梵蒂冈于1512年还对这工程做了更完备的修改。梵蒂冈聘请的是当时最着名的银行家德意志人Fuggars做这项工作。Fuggars增加了一些新的税种，这些税种大多与穷人无关，是建立在富裕的高级教士和贵族身上；同时，Fuggars还调整了罪行的等级。根据过往的天主教义，小罪处罚应该比大罪轻，赎罪券也遵守这一原则，小罪花的钱应该少些。但是Fuggars说：不对！我们不能根据古老的教义对罪行进行判断和处罚，而应该根据市场状况来决定赎罪券设计的走向。偷窃的惩罚从教义的角度应该小于通奸，但也许不应该是这样，因为偷窃比通奸更普遍，是一种更常态的行为，“我们需要更多地赚更稳定的常态的犯罪行为的钱。”
Fuggars的智慧拿到21世纪依然令人倾倒，他的市场细分观念和消费者模式归类观念正在走俏，各类管理和市场营销的教科书都在热火朝天地兜售。
价格歧视的崩塌
商业头脑周密的天主教市场分析家们便意识到，教会需要在“收入信息”上进行制度投资。因为只有了解产品需求方的收入总体情况，才能更完美地降低交易成本，实施有效的价格歧视，取得最大的利益。
准确地说，教会需要的是信息——ZGood消费音的收入状况（神税），以及这些人的“罪行”等级（赎罪券）。美妙的是，13世纪发起的各项旨在侦探教民隐私的制度创新出台，有力地弥补了获取个人秘密信息机制上的空白。譬如听罪制度。一个听力健全的神父躲在幽秘的门板后面，虔诚的教徒跪拜于前，向神父和心中的主倾吐内心的声音。他们袒露自己所有的邪恶和秘密，事毕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喜悦。神父用心或者用笔快速记录和勾勒着该教徒的为人和经济走势，获得第一手的罪行等级资料，全面掌握教徒的收入流状况和其他个人信息（偏好）。
在那个时候，神父的地位类似于现在的个人资信机构，是当时天主教控制区域的市镇里，了解各家收入情况最细致的人。毫无疑问，神父们随后的工作是将这些获悉的资料进行归类整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世纪的天主教已经带有极权主义信息官的性质，只不过他们一门心思地推销自己的私货，而不是实行全方位的精神控制。
在庞大的信息截取能力机制建立之后，天主教还有什幺可头疼的呢？有的，如果它的消费者，或者社会各色人等的收入分配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意味着天主教原来所探知的信息资料悉数贬值。这对于那些设计并实施价格歧视的孜孜不倦者来说，是痛苦的。
天主教社会当然预计到了这一点：每个社会都有着敏锐的扩张型的制度美学，天主教还要设计出一系列巩固自己的教义和风俗来达到“制度地火，暗暗相传”。
我们挑选几个方向来进行证明。
天主教会非常厌恶高利贷，在一般教义上，高利贷就等同于不劳而获的“偷窃”，反对高利贷的盘剥隐含着教会道德上的判断。实际上，一个教会控制的农业社会，教会和贵族地主分享权力，教会对全社会实行神税和赎罪券的价格歧视，土地越来越集中，佃农阶层变得更加稳定和势单力薄。这是一幅所有的租金通道都是酣畅而稳定的图景，但高利贷干扰了这一图景，原因在于：高利贷行为鼓励了高风险的利润导向行为，它可能会促使借贷者的收入分配急剧变化，而这对租金体制的价格歧视非常不利。
最重要也是最有戏剧性的例子是长子继承制。比如封建君主的国家政权移交，传长不传幼，就是典型的长子继承制。普通人的长子继承制意味着长子得到父辈所有的遗产收入，而其他的孩子则一无所有，靠自己养活自己。天主教会大力推广长子继承制是历史的一个悬案。我理解长子继承制被天主教的青睐唯一原因就是，长子继承制能控制社会原有的分配格局。试想，天主教对某人A实施了一个长久的歧视价格，但是A把自己的遗产分成4份传给自己的后人，那幺对于天主教来说，它就需要调整自己的价格歧视政策来应对A的四个后人，这个调整过程也是—个耗费交易费用的过程。
中世纪顽固的正统的天主教国家，比如葡萄牙、澳大利亚、法国、西班牙、巴伐利亚、爱尔兰，还有意大利几个城邦，都保持着稳定的社会财富分配局面。这些国家的教会和君主贵族乐于制定严酷而繁细的“限制进入土地，土地流转”的政策。经济史研究的统一结论是：这些政策降低了新兴市场出现的几率。
比如法国，当时它是欧洲富人和穷人收入差别最大的地区。在14世纪，法国是典型的二元的阶层结构，除了教会贵族，就是农民，甚至没有中间阶层，哪怕是异常薄弱的中间阶层。没有阶层分化和新兴阶层的涌现。而爱尔兰，它的地租集中在少数人手里（Schenk1953），同意大利的任何一个城邦一样，这些国家都是农业国，这些地方都严格地实施长子继承制。
最后，我稍微论证一下长子继承制同新教扩张的负相关关系。比如波希米亚（中欧国家，现为捷克一部分）算得上是非常激烈地废除教会债权的国家，赎罪券也从流通市场退出得最早，他们的长子继承也被淘汰得很早。普鲁士是个摇摆不定的角色，尽管普鲁士贵族们喜欢占有土地，他们最主要收入来源都来自土地，但普鲁士立法规定：所有的孩子们都拥有土地权力（Eberhard1992）。普鲁士人讨厌长子继承制，这种讨厌的结果是，促使了普鲁士在经济的自由度高于法国和意大利（Scribner1990）。
必须说明，新教改革的路径机制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学推论就可以完满地解释。我们不能赋予简单的逻辑以宏大叙事的重任，不过裁剪得当的把握却有助于发现智力的暗角，用一个简单的视角把一些重要的但不琐碎的事实串起来，并担负着“不够全面的”恶名，在我看来是件非常惬意的事儿。让所谓全面的中庸的见解继续捕获那些可怜的人心吧。我们需要的是，让偏执的光线醒来，照亮陈旧的风景。
对于天主教的产品设计家来说，如果要保持宗教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就要考虑需求者的不同处境。
教会需要制定分类的产品，尽管产品成本相同，但出价不同，比如贵族强奸了女人所交的忏悔费要远远高于一个农夫情欲冲动。
JasperPonce将罪行等级分成21种，他还测算了罪行发生的人群概率，以及教会在各类赎罪券上的现金流量。不能根据古老的教义对罪行进行判断和处罚，而应该根据市场状况来决定
赎罪券设计的走向。需要更多地赚更稳定的常态的犯罪行为的钱。
A把自己的遗产分成4份传给自己的后人，那幺对于天主教来说，它就需要调整自己的价格歧视政策来应对A的四个后人，这个调整过程也是一个耗费交易费用的过程。
转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10月21日第T版《管理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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