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谨以此文，向张五常八十致意
SamSamShen 2015-11-23 09:20:21
十年BY江小鱼
教授八十，我本来想以“我的经济解释”为题写一些体会，拖延症致使迟迟未下笔。十月中旬一晚，和成都一位朋友聊天，感慨话时事，想起十年来中国之变化，不免唏嘘，决定临时易题。
2005年深圳五洲宾馆，五常教授七十。宴会上他说经过20多年改革，拨开沙石来看中国现在浮现并且开始稳定和明确下来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这一番关于中国经济的讲话惊世骇俗，引发媒体、网络热议，其争议至今未停息。
随着他一系列专栏文章推出，《经济解释》重新修订出版，《中国的经济制度》横空出世，很明显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慢慢理解了。一些受民主、宪政、自由等政治名词影响的人原本会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才是市场的典范，在张五常系列文章影响之下，抛却成见，他们开始慢慢理解和欣赏身边的制度特色。
可以说，在经济科学体系构建和知识传播这一点上，张五常教授居功厥伟，他所影响的显然不止一代人了。然而，这个世界是否会因此变得更美好，那要值得怀疑了。现在回想，他当年这段话是有些乐观了，从2005到2015的十年，这个制度似乎并没有“稳定和明确下来”，相反，一些法规的推出或者是政策的变化，使其面目变得有些模糊甚至“全非”了。
首当其冲是2007年修订并且于次年开始实行的新劳动合同法。中国三十年经济改革成绩斐然，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他们从工业发展中积累知识，也大大改进了生活。更有相当一批有企业家才能的人通过投资建厂做生意富裕起来了。
我曾在企业从事IT管理相当长一段时间，业余写写经济专栏，近水楼台，容易找到能顺手拈来作分析的素材。如不同工种的工人，有些计件有些计时；那些高产出计件工人会得到额外奖励，也就是说平均计件单价较高；为了应付外商验厂，另做一套表格，取消了计件工资，全部改为计时工资……
我看到了企业主相比一般员工所付出的更多的汗水和努力。他们经常晚上还呆在公司，因为这时西方一些国家是上班时间，方便联系工作。零八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出口企业影响极大。当时老总召集所有管理人员开会，宣布减薪方案。从一般文员到老总，减薪幅度加大。老总宣布方案后，补说愧对大家，声音哽咽，几欲流泪。所幸是大概一年左右，生意有起色，公司就恢复了原来薪酬水准。
这次减薪不涉及一般生产工人，是因为他们领的是计件工资，计件单价虽然不变，生意不好他们收入也会受到影响。但如果采用固定月薪或者年薪的员工其薪酬不能自由调整，也不能依照经营情况灵活裁减人员，关门大吉是成本最低的选择了。
企业里虽然文员和管理人员大多是领固定薪酬，但其实奖金、福利可变，这其实和计件差别不大，具有分成意味了。新劳动合同法的诸多约束，是增加了企业灵活调整薪酬的困难。员工“维权”意识上涨，会随时拿着国家法规这柄“尚方宝剑”来跟企业算账，甚至有专业“碰瓷者”，以合法勒索为生。
我也看到了地方政府应对新劳动合同法的努力。如地方劳动局就曾给辖区内工厂QQ群发提醒类似“XX地XX人是‘容易受伤的人’，已经换过多家单位受过多次工伤，骗取补助款，请用人单位注意”、“某人经常换工，刻意和工厂约定不买社保，做了一段时间再以状告为勒索”信息，提醒企业。看到这些信息，不免有种难以名状之悲怆。
道德上责怪一个人“好吃懒做”是没多少意义的，我们要探究的是为何会多了这幺多想“好吃懒做”的人。说句不好听的，新版劳动合同法就是充当了企业和工人之间挑拨离间且制造大批好吃懒做者的角色。
另外，这十年来的改变，大兴反垄断之师也是其一。最近几年发改委高扬反垄断大旗，先后查处了多家酒企、奶粉、车企，最新的案例是手机芯片生产商高通被处以数亿美元罚款。经济学的解释，是这些企业被处以巨额罚款，虽然被剥取了一部分租值，但只要还有租值在，他们还会咬牙承受。
也好在政府反垄断行为在西方国家是家常便饭，中国的有样学样才不至于那幺恶果昭彰。但考虑到原来资本进入中国，没有反垄断是一个考虑因素，现在这方面的优势没有了，后来者要三思了。
在反垄断的大旗之下，这些企业有各种各样的“不是”：约束了竞争，抬高了商品价格，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破坏了市场秩序。或说同类企业之间联合定价构成价格卡特尔，或说企业和经销商的价格约定是“纵向垄断协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国外，这些官司经常是经年累月，耗费极大，养肥了一堆律师。中国发改委有样学样，相较起来能想得出的好处只有快刀斩乱麻节省了律师费。
最后一点，要重点说说新一届领导人的大举肃贪事。其力度前所未有，官场一片风声鹤唳，更有广泛民意支持。早期经济学界还有人在争辩贪污有害或者有利论，其实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八十年代社会环境和舆论和现在颇为类似，人们也是高度关注贪污问题。张五常教授那时就写过文章予以剖析，他说中国从走后门转为贪污是一个好现象，因为意味着权利的界定是从干部等级特权转向资产那边去了。贪污一般源于管制，但要提防因为有了贪污的好处而设置管制，也就是从原本的等级特权转到了印度那种贪污特权模式。
现在的问题其实和三十年前有着本质不同。私产、产权等词语不再避讳，早已深入人心。从《中国的经济制度》里，我们看到第二阶段改革的特色：土地并非是先作产权界定再市场交易的，而是土地的产权就是通过市场交易来进行界定。投资者是和政府签订承包责任合约，要履行合约指定条款，才能得到土地使用权。
土地权力落实到市县，官员引入投资，地区经济有看头他们能够获得佣金，以及体制内的升迁机会，这是形成激烈地区竞争的制度基础。
而官员东奔西跑，应付饭局酒宴，旁观者看之可能会斥之为腐败，但换个角度，他们和拉业务博提成的公司业务员并无二致。把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当作一间公司来看，眼界会开阔许多。
一叶可知秋，不需要看官方数字，现在的经济环境如何有目共睹。地区竞争制度还剩多少，见仁见智吧。广东有俗语说“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现在变成了“不做是三十六，做要倒贴三十六”。这边是官员激励机制受破坏，那边他们又被斥责不做事，俗语有云：“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对于这个制度的理解，成都这位朋友应该比我知得更多。他投身其中，经历曲折，对现实的局限条件和转变有天生直觉。我劝他要逍遥一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罢，他说不甘心，“困兽犹斗”，让我震撼。但愿他“曲线救国”的办法能行得通，能稍告慰那位曾经给过他大力支持的知音。
我们知道，合约理论是张五常教授一大重要学术贡献。上面所谈的几点，其实本质上就是不同的合约问题，企业和员工的合约、企业与政府合约、国家制度合约。无论是新劳动合同法说要保护劳工，还是反垄断说是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亦或是反腐反贪的促进法治和制度建设，虽美名其曰，却多事与愿违，实际上是约束了合约的灵活性，增加而非降低了交易费用。
不是说不会有贪污腐败，也不是说所有的贪污腐败都不应该查处。而是要明白这个制度特色，给与应分的“了解之同情”。我想起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头教训虚无主义历史愤青的一段话，可以拿来一用，希望那些知识在水平线以上的人，能对中国改革形成的制度有所学、有所知、有所敬意：
“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之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
在破解中国经济改革之谜后，2008年张五常教授为《中国的经济制度》补充了一个“不愉快的后记”。去年因为英文版要在国外刊物登载，他补充英文后记，再次表露了对新劳动合同法、反贪等问题的担忧。
还是那句话吧，经济学家只能解释这个社会，而不能改造它。幸好张五常教授不只是一位经济学家，摄影、书法、收藏、谈诗论词，风雅之好甚多。教授七十，我写了首《念奴娇》。
如今八十，不能没有词，再附庸风雅一下，以《满庭芳》一首致意：
满庭芳寿五常教授八十
岁到今朝，人称耄耋，太公初展筹谋。期颐二十，神采不知秋。点检平生得意，多所自，巷尾街头。思前事，夜深兴致，抚掌说曹刘。满堂花醉客，重磨宝剑，光耀神州。恨古人不见，天地悠悠。漫道东坡旷达，难消得，白发无由。知谁似，洋洋大道，齐物论庄周。
教授八十，我本来想以“我的经济解释”为题写一些体会，拖延症致使迟迟未下笔。十月中旬一晚，和成都一位朋友聊天，感慨话时事，想起十年来中国之变化，不免唏嘘，决定临时易题。
2005年深圳五洲宾馆，五常教授七十。宴会上他说经过20多年改革，拨开沙石来看中国现在浮现并且开始稳定和明确下来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这一番关于中国经济的讲话惊世骇俗，引发媒体、网络热议，其争议至今未停息。
随着他一系列专栏文章推出，《经济解释》重新修订出版，《中国的经济制度》横空出世，很明显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慢慢理解了。一些受民主、宪政、自由等政治名词影响的人原本会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才是市场的典范，在张五常系列文章影响之下，抛却成见，他们开始慢慢理解和欣赏身边的制度特色。
可以说，在经济科学体系构建和知识传播这一点上，张五常教授居功厥伟，他所影响的显然不止一代人了。然而，这个世界是否会因此变得更美好，那要值得怀疑了。现在回想，他当年这段话是有些乐观了，从2005到2015的十年，这个制度似乎并没有“稳定和明确下来”，相反，一些法规的推出或者是政策的变化，使其面目变得有些模糊甚至“全非”了。
首当其冲是2007年修订并且于次年开始实行的新劳动合同法。中国三十年经济改革成绩斐然，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他们从工业发展中积累知识，也大大改进了生活。更有相当一批有企业家才能的人通过投资建厂做生意富裕起来了。
我曾在企业从事IT管理相当长一段时间，业余写写经济专栏，近水楼台，容易找到能顺手拈来作分析的素材。如不同工种的工人，有些计件有些计时；那些高产出计件工人会得到额外奖励，也就是说平均计件单价较高；为了应付外商验厂，另做一套表格，取消了计件工资，全部改为计时工资……
我看到了企业主相比一般员工所付出的更多的汗水和努力。他们经常晚上还呆在公司，因为这时西方一些国家是上班时间，方便联系工作。零八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出口企业影响极大。当时老总召集所有管理人员开会，宣布减薪方案。从一般文员到老总，减薪幅度加大。老总宣布方案后，补说愧对大家，声音哽咽，几欲流泪。所幸是大概一年左右，生意有起色，公司就恢复了原来薪酬水准。
这次减薪不涉及一般生产工人，是因为他们领的是计件工资，计件单价虽然不变，生意不好他们收入也会受到影响。但如果采用固定月薪或者年薪的员工其薪酬不能自由调整，也不能依照经营情况灵活裁减人员，关门大吉是成本最低的选择了。
企业里虽然文员和管理人员大多是领固定薪酬，但其实奖金、福利可变，这其实和计件差别不大，具有分成意味了。新劳动合同法的诸多约束，是增加了企业灵活调整薪酬的困难。员工“维权”意识上涨，会随时拿着国家法规这柄“尚方宝剑”来跟企业算账，甚至有专业“碰瓷者”，以合法勒索为生。
我也看到了地方政府应对新劳动合同法的努力。如地方劳动局就曾给辖区内工厂QQ群发提醒类似“XX地XX人是‘容易受伤的人’，已经换过多家单位受过多次工伤，骗取补助款，请用人单位注意”、“某人经常换工，刻意和工厂约定不买社保，做了一段时间再以状告为勒索”信息，提醒企业。看到这些信息，不免有种难以名状之悲怆。
道德上责怪一个人“好吃懒做”是没多少意义的，我们要探究的是为何会多了这幺多想“好吃懒做”的人。说句不好听的，新版劳动合同法就是充当了企业和工人之间挑拨离间且制造大批好吃懒做者的角色。
另外，这十年来的改变，大兴反垄断之师也是其一。最近几年发改委高扬反垄断大旗，先后查处了多家酒企、奶粉、车企，最新的案例是手机芯片生产商高通被处以数亿美元罚款。经济学的解释，是这些企业被处以巨额罚款，虽然被剥取了一部分租值，但只要还有租值在，他们还会咬牙承受。
也好在政府反垄断行为在西方国家是家常便饭，中国的有样学样才不至于那幺恶果昭彰。但考虑到原来资本进入中国，没有反垄断是一个考虑因素，现在这方面的优势没有了，后来者要三思了。
在反垄断的大旗之下，这些企业有各种各样的“不是”：约束了竞争，抬高了商品价格，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破坏了市场秩序。或说同类企业之间联合定价构成价格卡特尔，或说企业和经销商的价格约定是“纵向垄断协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国外，这些官司经常是经年累月，耗费极大，养肥了一堆律师。中国发改委有样学样，相较起来能想得出的好处只有快刀斩乱麻节省了律师费。
最后一点，要重点说说新一届领导人的大举肃贪事。其力度前所未有，官场一片风声鹤唳，更有广泛民意支持。早期经济学界还有人在争辩贪污有害或者有利论，其实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八十年代社会环境和舆论和现在颇为类似，人们也是高度关注贪污问题。张五常教授那时就写过文章予以剖析，他说中国从走后门转为贪污是一个好现象，因为意味着权利的界定是从干部等级特权转向资产那边去了。贪污一般源于管制，但要提防因为有了贪污的好处而设置管制，也就是从原本的等级特权转到了印度那种贪污特权模式。
现在的问题其实和三十年前有着本质不同。私产、产权等词语不再避讳，早已深入人心。从《中国的经济制度》里，我们看到第二阶段改革的特色：土地并非是先作产权界定再市场交易的，而是土地的产权就是通过市场交易来进行界定。投资者是和政府签订承包责任合约，要履行合约指定条款，才能得到土地使用权。
土地权力落实到市县，官员引入投资，地区经济有看头他们能够获得佣金，以及体制内的升迁机会，这是形成激烈地区竞争的制度基础。
而官员东奔西跑，应付饭局酒宴，旁观者看之可能会斥之为腐败，但换个角度，他们和拉业务博提成的公司业务员并无二致。把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当作一间公司来看，眼界会开阔许多。
一叶可知秋，不需要看官方数字，现在的经济环境如何有目共睹。地区竞争制度还剩多少，见仁见智吧。广东有俗语说“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现在变成了“不做是三十六，做要倒贴三十六”。这边是官员激励机制受破坏，那边他们又被斥责不做事，俗语有云：“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对于这个制度的理解，成都这位朋友应该比我知得更多。他投身其中，经历曲折，对现实的局限条件和转变有天生直觉。我劝他要逍遥一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罢，他说不甘心，“困兽犹斗”，让我震撼。但愿他“曲线救国”的办法能行得通，能稍告慰那位曾经给过他大力支持的知音。
我们知道，合约理论是张五常教授一大重要学术贡献。上面所谈的几点，其实本质上就是不同的合约问题，企业和员工的合约、企业与政府合约、国家制度合约。无论是新劳动合同法说要保护劳工，还是反垄断说是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亦或是反腐反贪的促进法治和制度建设，虽美名其曰，却多事与愿违，实际上是约束了合约的灵活性，增加而非降低了交易费用。
不是说不会有贪污腐败，也不是说所有的贪污腐败都不应该查处。而是要明白这个制度特色，给与应分的“了解之同情”。我想起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头教训虚无主义历史愤青的一段话，可以拿来一用，希望那些知识在水平线以上的人，能对中国改革形成的制度有所学、有所知、有所敬意：
“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之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
在破解中国经济改革之谜后，2008年张五常教授为《中国的经济制度》补充了一个“不愉快的后记”。去年因为英文版要在国外刊物登载，他补充英文后记，再次表露了对新劳动合同法、反贪等问题的担忧。
还是那句话吧，经济学家只能解释这个社会，而不能改造它。幸好张五常教授不只是一位经济学家，摄影、书法、收藏、谈诗论词，风雅之好甚多。教授七十，我写了首《念奴娇》。
如今八十，不能没有词，再附庸风雅一下，以《满庭芳》一首致意：
满庭芳寿五常教授八十
岁到今朝，人称耄耋，太公初展筹谋。期颐二十，神采不知秋。点检平生得意，多所自，巷尾街头。思前事，夜深兴致，抚掌说曹刘。满堂花醉客，重磨宝剑，光耀神州。恨古人不见，天地悠悠。漫道东坡旷达，难消得，白发无由。知谁似，洋洋大道，齐物论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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