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形成和历史的发展是多因素的结果，其中的主要矛盾是技术创造力和技术应用力，即所谓生产力为主导的概念，这个是最主要的方向。意外事件导致历史进程改变是演绎性文艺逻辑，将小概率可能性从俗为一般认知下的“重点”来强调，从而忽略了人类文明驱动力的根本，极易导致历史研究中的以偏概全，形成误导的局面。如果从宏观上将人类文明视作一个整体，晚期智人走出非洲后经历了“渔猎采集、发明农业技术、建立工业经济体制”三大阶段，最终形成了今天“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但是在这个整体之下，又存在着国家与国家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的严重差异，宏观的人类文明被这种差异分割为不同的文明与文化板块，众多小概率的事物穿插其中，使得人类共同体的文明观感变得更加支离破碎，唯有通过对技术体系这一核心的拾取，方能在草线蛇灰的文化线索中，串联起一个完整的文明印象。
“文明差异”及其局限性是所有历史研究者不能回避的重要领域，数万年现代人类发展史时间上的文明兴替现象蔚为大观。千里游移的草原游牧社会文明和以城市为中心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定居人类社会的文明之间的冲突，贯穿了整个古代世界的有文字历史。而近代，在西方崛起的工业文明则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扫荡了全球范围内所有的古代文明典型，古典东方文明的最后堡垒——中国——也被西方近现代技术的坚船利炮打开缺口，不得不改变了数千年来的习惯，咸与维新后演变为激烈革命，历经磨砺，最终得以在文明的较量中稳住脚跟，在祖先开拓的旧土上开始新的发展并走向世界。
西方文明的阶段性崛起和东方文明的阶段性衰落，是人类共同史上的一个大现象，和历史中发生的各个孤立事件不同，它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意义日减。因为这种文明上的此消彼长涉及到多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在随后的社会发展上，不同人群、不同民族面对这个现象仍然有着百味杂呈的现实心理状态，它不但是史学者、社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大课题，也在持续影响着今天很多普通人的日常。
西方文明阶段性崛起是“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工业革命”三个历史时期七百年积累的结果。中国文明阶段性衰落是中国古典农业技术体系和地理、地质矛盾的作用结果。
看一下中国古典文明的核心产业体系是什幺，是对黄河长江全流域的水利改造，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对这两条自然形成的大河加以治理，将之作为适合人类的“生存空间”。这个动作从夏商周为开始（为控制两河全流域土地扩大疆域，逐渐形成统一模式的国家），到秦汉隋唐达到高峰（在治河的基础上工程技术大发展，开挖直接贯通两河水系的南北运河），宋元加以补充（宋代在运河经济的产业平台上进步了造船技术，产生大规模海上贸易。元代将运河北延至大都，彻底奠定了之后中国的政治格局），明清两代吃的就是这个建设的红利（庞大的疆域、巨量的人口、发达的农业、繁荣的工商、稳定的政治）。
长江黄河作为巨型天然水系有其暴虐的一面，中国历史上记载最多的灾难就是洪涝，但其水量对两岸土地的植被作用毋庸置疑。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水——要有足够多的水，江河湖泽泉的地表水、地下水以及大气降水。即便是现代技术也不能控制大气降水的有效节奏，世界主要农业区都依赖地表水和地下水对耕地的灌溉。用各种水利设施最大限度的集中使用水源，对自然河流的治理手段是所有农业社会必须的应用技术。四大古文明皆崛起于农业生产，集中人力对自然水系千年不间断改造并应用至今的唯有中国，这是一个持续了数千年的超级工程，由古代中国发起由现代中国继承。
从事这样一个巨量的工程项目需要投入庞大的人力，供应庞大的人力需要发达的农业产能，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从组织施工角度看，光有自然人口还不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需要强大的组织能力来集中人力照片、合理调配物资；水利规划涉及到地理、地质等自然科学知识；具体操作又涉及到工具制造、工具使用等现实技术；生产组织者面临的是巨大的成本支付压力和项目管理难度，因此中国历朝历代都采取了强硬型集权政府的政治模式，来保障建设期间的人力与物资供应。而各类应用技术在项目的投入产出中积累进步，螺旋式发展。这种针对性极强、地理距离跨度极大、全社会动员参与并持续数千年时间的重复劳动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范围内产生了人与人之间休戚与共、患难相扶、不离不弃的感情，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显着文化特点。中国人治理水利发展农业的脚步拓展到哪里，哪里的人民和土地就成为了华夏和同胞，因为我们有高度一致的共同利益面对同样的挑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观和人文观应运而生。任何其他古代文明社会都不曾进行过如此规模程度的集成建设，中国先民与两河的博弈成就了中国古典文明的高度，在建设中发明发展的实用技术、社会组织管理水准、对自然规律的经验性总结，是我们远远超越周边文明社会的综合国力底气，丰富的农业余量也使得古代中国的制造业发达，丝绸、茶叶、瓷器、漆器包装起来的衣冠礼乐的精致生活方式，成为外部社会向往中国文明、学习中国文化的最大诱惑。
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周期和农业产能跟人口基数的矛盾有直接联系，无论何种原因，或是自然灾害超过了生产自救的能力；或是承平日久的懈怠忽视水利年久失修效率变低；或是技术局限认知局限造成野蛮上马的大工程灾难；或是盛世的人口爆发使得消耗和供应的平衡被打破；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中国古代对“治乱兴衰”的总结都离不开“民以食为天”的逻辑出发点，凡是不能直接产生粮食或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的技术，统统视之为“末技”加以排斥。强硬的集权政府必然有着意识形态上的某种僵化，哲学范畴的“本末之论”被固化为国家政策上的金科玉律来奉行，不能在思想上挑战。无论工商业在农业剩余基础上搞得多幺繁荣，一挨有事立即遭到各方面的限制，成为被打压的对象。
面对庞大的核心产业运营维护成本，尽管在宋元时代，中国已经具有了远洋航海技术，水平不在百年后欧洲大航海时代之下。而这个实用技术高度是在发达的水利基建造就发达的农业生产，从而产生了古代世界惊人的溢出价值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在明初郑和下西洋（公元1405-1433）的活动中得到证明，欧洲人的大航海时代以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公元1492-1502）和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开辟进入印度洋的到达亚洲的新航线（公元1497-1524）为标志性开端，欧洲人的船队在船舶吨位、数量、人员规模上远远不能和半个世纪前的郑和船队相比。但远洋航海的成本过高，相对于国内水利农业基建的成本、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掠压力、以及将农业产能（民以食为天）视为头等大事的中国而言，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海外贸易的盈利对全社会的民生来说是不划算的。加上受到那时航海技术本身的限制，中国没有产生后来西方大航海时代造就的“地理大发现”，对中国以外的世界认知产生了误判，最终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从此中国的技术发展陷入停滞，只是维护隋唐宋元以来的技术局面，经济在两河改造的成本付出和农业剩余价值之间低水平重复。直到晚清时代被已经跨过工业革命门槛的西方挑战，我们丧失了5个世纪（14世纪到18世纪）的发展期，技术上产生了严重代差。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奥斯曼土耳其截断了地中海-红海-印度洋-亚洲的海上通道，而汉唐以来的陆上丝绸之路在蒙元从中国失败后，遭遇明朝对北地与西域的经济封锁而彻底中断。此前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令世俗势力从中世纪宗教压迫的黯然局面中挣脱，沿地中海诞生了一批以航海贸易起家富裕起来的自治城邦。远东的奢侈品、近东小亚细亚和北非的农业、手工业制品，欧洲内陆的各种产物都是它们转运贸易获利的对象，中国在他们的认知里是Seres赛里斯国（丝绸）和China（瓷器），东方是香料和黄金等高附加值商品的大宗来源。以教皇为首的宗教世界也乐于这些贵重商品的不断涌入，在世俗主义的反复冲刷下，宗教的严酷性一度低迷，为思想开放提供了宣泄机会。由于拜占庭帝国亡于穆斯林的军事打击，欧洲失去了阻挡“异教”侵袭的屏障，穆斯林势力在中欧、东欧甚嚣尘上，土耳其苏丹默罕默德二世甚至发出占领维也纳的军事威胁，欧洲面临着自罗马帝国解体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绕过土耳其的地中海霸权，找到去东方（亚洲、中国）的新航线，是大航海的根本动力。于是哥伦布往西行驶穿过大西洋以期到达东方，达伽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就成了开启大航海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一个发现了美洲，一个发现了新航路，非洲和美洲从此成为西方人的囊中物，趁着欧洲各君主国打着教皇旗号团结起来抗衡土耳其的军事压力，海外物资成为这场战争的重要照片，海外领地也成为欧洲不保后可能的退身空间，大航海伴随着大殖民开始了。
大航海时代发现和积累起来的资讯开阔了西方的眼界，令西方人对世界的认知由古代的懵懂渐渐转变成清晰客观；对殖民地照片的开发和掠夺、和原住民的暴力冲突都对实用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学，天文学之于精确测量、物理规律之于工程建设、化学之于医药与热兵器的制造、机械使用之于提高人力效率、科学管理之于社会人文……这一切都为后来的启蒙时代（17-18世纪）在意识形态和技术理论上奠定了基础。
启蒙时代的科学大发展，让西方世界建立了第一代有着近现代科学性质的社会形式。一批在自然科学领域做出卓越发现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成为社会精英，他们的榜样力量刺激了西方知识阶层的自我改造，传统的神学教条一败涂地，宗教对人类思想的禁锢在这个时代全面崩溃，西方文明在科学能量的作用下和其他古典文明拉开距离。启蒙时代的科学成果最终成为工业革命的技术牵引力，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量，给予文化发展更丰富的营养，西方文明就这样快速崛起了，超过了亚历山大和罗马的扩张。于是盛世着史，在强势技术强势产能的物质支持下，在地理发现考古发现的资讯基础上，西方学术界对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史进行了一系列重修，18世纪末叶到19世纪，以西方学者为主导的世界史研究结果形成了20世纪的教科书范本。造就了现代世界三大体制，工业化制度下的经济体制、代议制政府形式的民主体制、西方文明史观文化史观的文化、学术体制。这三大体制是现代文明世界的上建标志，尽管世界格局在两次世界大战和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殖民地革命中不断变化，新兴的国家社会都是这个体制背景下影响的产物。
中国文明阶段性衰落于古代技术实践的局限，在近代和自发产生现代化的过程失之交臂。可文明的局限性不是东方文明、中国文明所独有，就如开头所言“文明的形成和历史的发展是多因素的结果”，西方领先一步的技术发展成就了西方文明在近代崛起，但西方文明以往的某些短板并未随之彻底去除，其中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隔阂使得西方国家总是难以妥善处理诸如民族矛盾之类的社会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殖民地革命后，西方文明体制下的新生国家多以单一民族形式存在，多民族构成的社会形式总是发生激烈动荡，而那些作为前宗主国的老牌列强对此也没有什幺积极有效的方法可以指导改善。
其实早在基督教诞生之前，西方文明的发端，爱琴海加小亚细亚的希腊地区与后来的古罗马已经被民族问题搞的焦头烂额。尤其是罗马，古罗马文明鼎盛时期曾经覆盖至欧亚非洲多达85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域。在帝国时代，罗马将被征服地区划分为一百多个行省，以罗马城为核心。和古代中国王土王臣一视同仁的天下观不同，罗马将治下的人民分为“罗马公民”和“行省居民”，罗马公民在担负国家义务的同时享有政治权利，行省居民被要求为罗马提供义务服务却没有公民权利。随着行省生产的增加，越来越多的行省财富对罗马输入，罗马公民除了担负军事义务外，基本生产依赖奴隶和行省居民来完成。早期罗马的大型建设还包括水道和大路，随着罗马自身的生产活动被行省的财富输入渐渐取代，国家工程变成罗马城里地标建筑的重复建设，斗兽场、皇宫、神庙等拆了建，建了拆的来回折腾，这些对直接生产并无大意义旨在宣扬帝国光荣的面子工程消耗无数人力物力，令行省居民苦不堪言，稍有抱怨就招来罗马军队的武力镇压。罗马和行省关系紧张，持续了整个古罗马时期。这种不公正的分配令行省居民没有成为罗马人的归属感，尽管古罗马一度拥有和汉唐中国同样广阔的疆域，但罗马是罗马，异族是异族，罗马的世界组成是行省供养的罗马城，行省居民服务的罗马人。维系这个金字塔结构稳固的是罗马军队的武功和海量的法律文件。
随着矛盾不断升级，反抗此起彼伏，罗马公民组成的军队不敷使用，不得已征用和雇佣非罗马公民的“异族”“蛮族”来组成新的军队，奔走各地武力维稳。虽然收到一时之效，巩固了罗马吸收行省财富的一贯体制，但一边倒集中的财富始终在削弱罗马公民的义务积极性。大量公民自我堕落为无效人口，宁可做乞丐到富人举办的各类宴会活动中打秋风吃白食，也不肯从事正当生产，甚至逃避从军。工商、农业、军事都被外包给异族来完成。罗马人的骄奢淫逸和各个行省居民的埋头苦干形成强烈对比，更加激化了既有的矛盾，基督教的全面推行也没能改变这种趋势。蛮族士兵没有效忠国家的意识，作战是为了可以有机会掠夺财富的物质刺激，罗马统治者不止一次因为不能满足蛮族军队的战争报酬而发生政治危机，最终罗马帝国本身分裂又被蛮族军团窝里反攻破。不同程度接受了罗马文化的蛮族在罗马世界的废墟上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同时也继承了罗马文明的短板。千年之后的欧洲，仍然无法出现一个多民族和平共存的大国，稍有压力就是国家分裂的局面。以至于在产业革命西方文明崛起的形式下，依旧是以邻为壑，零零散散的存在着。即便是在新大陆的美国，种族问题一直也是美国国内社会动荡的主因。好在人口不丰、周转余地大，两洋天堑、外来干涉能量小，还能继续保持联邦合众的形式。
西方文明没能达到一种令全社会成员相濡以沫的人文感染力高度，而这正是中国文明的优势所在，正是这种文明向心力文化向心力让中国在遭遇近代最残酷的文明挑战后得以救亡图存。两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文明迷信技术暴力，忽略人文感召的直接结果。战争团结了中国人，却肢解了西方的全球殖民版图，西方国家在战争中消耗了元气，在战后被殖民地革命牵扯精力，不断陷入各种泥潭。中国则在风起云涌的新形势下稳定发展，一步步补回产业革命的欠缺环节，为古典文明注入科学技术的新能量，激发活力完成现代化升级。古代东方文明的局限不断得到修正，西方文明三大体制贡献中两个已经为我所用，但我们不会永远困于其文化制约当中，而是会在技术更加进步的未来，并发出全新的势能，来证明我们和前人所具有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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