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是一个人的第一张名片，自古以来，人们对自己姓名十分珍视。
我国的姓与名，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才发展到了今天人们所惯用的姓名。
作为一个符号的姓与名，虽然不能决定人的命运，但它却一直带有时代的信息，留下了家族血统的烙印，凝聚著父母对孩子的深情厚意和殷切期望，它对人生起著潜移默化的作用。
姓名学渊源于中国祖先哲学思想，是中国的国粹。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虽是一句简单的话，其含意己暗示人姓名的重要性。古代有句名言：“有其名必有其实，名为实之宾也”。
在古时，许多学者虽对命理作研究，可惜只是究文字义而未加以发展，更没有与《易经》综合起来而结合成一门专门的学问。
后来，各代仕人虽有补充，详加说明，终没有被人重视，而作异端邪说，只是民间流传使用仅作算命之法。
以致，此风流传日本，渐渐风行，始正式呈现姓名学的源流。迄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日本熊崎健翁氏将姓名学作为有系统的整理，并美名称为“圣学”，实为中国姓名学。而研究此学的门生却给予“圣学生”的学号。
之后，此风传于新加坡、澳门、台湾、香港、韩国等地，渐传至中国东北逐成今日姓名学。
姓名学是一个系统的学问，人们通常取名改名只注重姓名的文字意义和读音，其实，并非如此简单，一个好的名字应该兼顾各个要素。
一个响亮的、优雅的、有品位的名字有利于社会交往，提高亲和力，增强人际关系，有利于事业发展。
中国人历来讲究取名。作为一个符号的姓与名，虽然不能决定人的命运，但它却一直带有时代的信息，铭刻著文化观念，留下了家族血统的烙印，凝聚著父母对孩子的深情厚意和殷切期望，隐寓著不同的理想抱负、情趣、爱好与目标追求，它对人生起著潜移默化的作用。
古代贤哲尹文子说过：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验名。这就是说，观察辨别事物、人物必先定名而后才可以成事。
荀子也曾说：“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意思是说：名有完善之名，平易好懂而不被人误解之名，可以说是好名。
在古代的封建社会环境下，名字甚至可以决定人的前途和命运。
清代同治七年，时逢全国科举考试，江苏考生王国钧，名列前茅，荣幸参加殿试，本为一等，因慈禧太后见他的名字与“亡国君”谐音，大为不满，马上下旨降为殿试三等。王国钧被发往安徽任知县，又被议改任教职，在山阳县任教官20年，才以才干卓著被选任云南某县令，未上任便去世。
清代光绪三十年，直隶人刘春霖参加科考名列进士三甲末等，因其名“春霖”有春雨之意，再加其姓与“留”谐音，很受慈禧太后青睐，她认为此人名字吉祥，符合自己恩泽永垂的心境，便下旨将刘春霖拔为甲等第一，成为清代最后一名状元。
唐代诗人李贺，也因受父亲名字的牵连而身受其害。才华横溢的李贺在准备参加全国大考之时，有人诋毁他，说李贺的父亲名晋肃，而“晋”与进士的“进”同音，是犯讳的。李贺遂不敢去应试。
更为惨烈的是，清代雍正年间的礼部侍郎查嗣庭，仅因牵涉帝王之名，终至家破人亡，惨不忍睹。他出任江西考官，取《诗经》中“维民所止”一句为科考试题，竟被人诬为心怀叵测，暗示雍正要被砍头，其根据就是“维”字为“雍”字去掉头，而“止”字为“正”字去掉头。最后不仅自己病死狱中，而且惨遭屠尸梟首。
这都是在封建社会中与严格的等级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也足以见名字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
名正是金。有了正名的意识，便可以取好名。
何谓好名?虽然“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大家共识的，那就是名字作为社会交往的工具，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名字不仅仅是自我评价问题，还有一个他人审美、社会评价的问题。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名称，符合中国人的心理需求，是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与民族认同的反映。我们应力求做到人如其名，名以正人”。
古人刚生下不久就有了名，长大以后要取字，两者相连，通称名字。
关于二者的作用，清朝人王应奎曾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意思是说，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字则是表示德行的。二者性质不同，用途也不大一样。一般说来，古时候，名是阶段性的称呼，小时候称小名，大了叫大名。等有了字，名就成了应该避讳的东西，相称时也只能称字而不称名。
名与字在多数情况下共同构成一个人的代号，尽管用途不尽相同，二者之间还是有联系的。古人大多因名取字，名与字內容毫不相干的情况几乎见不到。
古人除有名、字外，又多取号以代替名字。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
早在周朝时，人们就已经开始取号。对此，《周礼》解释说，号为“尊其名更为美称焉”，意思是说，号是人在名、字之外的尊称或美称。早期的号具有这一特点，有号的人多是那些圣贤雅士。如老子别号广成子、范蠡别号鴟夷子皮等。
先秦时期有名字又有号的人并不太多，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取号的人仍不很多，名载史籍者仅有陶潜别名五柳先生、葛洪别号抱朴子等数人。
但是，到了隋唐时期，伴随着封建国家的强盛和文化的高度发达，在名、字之外另取别号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如李白号青莲居士、杜甫号少陵野老、白居易号香山居士，皆属此类。
到了宋代，取号之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人们熟知的《水滸传》108将个个都有别号，正是代表着当时的社会风气。
明清人更把取号视为一种时髦，上至皇帝，下至一般黎民百姓，几乎人人有号。
在用字上，取号与取名、字不同，大多不受字数多少的限制。
从已知的历代别号来看，有2字号，也有3字、4字号，甚至还有10余字、20余字的别号。如清代画家郑板桥的别号就有12字，即“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至于宗教界的一位叫释成果的法师，别号的字竟达28个之多，即“万里行脚僧小佛山长统理天下名山风月事兼理仙鹤粮餉不醒乡侯”。一个人的别号竟然用了近30个字，真可谓古今一大奇观。
因为古人取号有较大的随意性，并且不必加以避讳，因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饱受文字狱和避讳之苦的明清人，促使他们在名字之外更取别号来表现自己。
当时的大多数人都取一个别号，但有些人的别号也有好几个。如清初画家石涛法名弘济，别号清湘道人、苦瓜和尚、大滌子、瞎尊者，达4个之多。
综上可知，中国古人的称谓远比现代人复杂，他们有姓名又有字、号。这种姓名字号的并存，既适应了当事人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情况下的需要，也为中国的姓名文化增添了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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