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下骇人当街割喉案的王姓凶嫌，以如此凶残的手法、加害一个毫不熟识的天真女童，精神状态一直成为焦点。加上其既有吸毒史、又有曾至专门收治精神疾病台北市联合医院松德院区急诊纪录，是吸毒发狂还是精神失常导致犯案，不仅政论节目名嘴讲的口沫潢飞，台北市刑警大队甚至自行公开定调是“精神病患杀人事件”，将“犯罪医疗化”，引发争议。
《个人资料保护法》修正案本月(2016年3月15日)才正式实施，法务部修正第6条规定将“病历”与医疗、基因、性生活、健康检查及犯罪前科同受“特种个资”保护范围，需经个人书面同意才可搜集用，公务及非公务机关依公务或义务需要才可请求相关单位提供特种个资。岂料，公部门竟公然谈论，不仅有带头违法之虞，对厘清案情毫无助益、对社会教育更是错误示范。
事实上，王嫌的犯罪行为已很明确，但犯案动机与原因是自己理智可识别的行为，也或毒品、疾病等因素，都需要专业的鉴定。重点是，无论吸毒或精神疾病，即使是事实，都只是参考依据，不能直接和构成《刑法》减刑要件画上等号。国內精神鉴定专家呼吁，这类重大刑案者，检察单位最好尽快会请精神专家进行精神鉴定，不仅有助于鉴定的“时效”，供司法裁判参酌，也能以正视厅。
行为怪诞 手法凶残 不一定精神失常
案例一：2001年日本附属池田小学无差别杀人案
图／网络资料照
2001年6月8日，37岁的宅间守带着刀冲入池田小学，见人就捅，结果造成儿童8人死亡，13名儿童和2位教师受伤。杀人前，凶嫌曾吞了十倍正常份量的镇静剂，制造幻觉症状，被逮捕后，佯装精神分裂症患者。
精神鉴定结果：精神正常。两次精神鉴定的结果表明，凶嫌有一些人格障碍，但没有“可以免除行为责任能力的精神问题”。
案例二：2013年嘉义腌头颅案
图／翻摄《东森电视台》
嘉义一处宫庙公厕发现一个女性头颅，查出死者是住在新北市三重的陈姓女子。检警深入追出她的厨师二哥，为诈领保险金将她分尸后弃尸。检警逮捕陈男，但他强调自己有幻听及遭外星人、军人控制追杀。开庭时还曾一度闭目摇头、口吐白沫。
精神鉴定结果：精神正常。鉴定报告指出，无法证明陈嫌有解离、多重人格的证据，而庭讯时口吐白沫应是太紧张所导致，其具有可接受审判、并可辨识违法行为的能力。
案例三：2014年台北捷运随机砍人案
图／《中央社》
21岁的大学生郑捷刻意选台北捷运最长站距的龙山寺站至江子翠站间，持预藏凶刀随机乱砍，造成4死24伤。事后，其称“从小就立志要杀人”，犯案前更在脸书上预告“要做大事”。
精神鉴定结果：精神正常。鉴定报告指出郑捷具有反社会、自恋的人格特质，欠缺同理心，但犯案时未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使辨识行为违法能力欠缺情况，“具有受审能力及到庭参与诉讼之能力”。
为什么需要做精神鉴定？
参与多起精神鉴定的卫生福利部桃园医生顾问医生、辅大法律系助理教授吴文正解释，谈及精神疾病伤害行为，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医疗部分，依据的是《精神卫生法》第41条，“严重病人有伤害他人或自己或有伤害之虞，但其拒绝接受全日住院治疗时，卫生局得指定精神医疗机构予以紧急安置。”这个前提是“严重的病人”，目的是为了保护病人伤害自己或他人才让他强制住院。
但若是已经行凶、出现犯罪事实，凶嫌是否有精神疾病，即归司法层面去处理，由于《刑法》第19条规定“行为时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识其行为违法或欠缺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不罚。行为时因前项之原因，致其辨识行为违法或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显著减低者，得减轻其刑。”但是，该条还但书“前二项规定，于因故意或过失自行招致者，不适用之。”
所以精神鉴定不只在鉴定犯罪者是否有精神疾病，还要针对其就医史、行为史去判断，他在犯罪的当下精神的状态，有或没有发病、即便有病“需要不要全部或部分减轻其责任”。意即，要鉴定其“是否具有可以辨识犯罪是‘非善意’的能力，以及可以配合这样的辨识能力做出犯罪行为。”厘清疾病与犯罪的因果关系，这个是对当事人法律行为上的评价，再交由法院做为量刑裁决的考量。
精神鉴定是怎么做的？
精神鉴定的內容大致包括：
一、心理测验：智力、人格测验，是否欺瞒鉴定。
二、压力指数检测：有无交感、副交感神经失衡。
三、血液、脑部、生化检验。
四、会谈
曾赴英国专研儿童青少年精神鉴定医学、参与郑捷案精神鉴定的台大儿童精神科医生丘彦南指出，精神鉴定依每个个案状况不同，进行鉴定的时间长度、內容及组成的团队也不同，也会有心理师、社工师一起加入。有些情况很明显，一次就可以解决。有些因为过去就医资料很缺乏，各种反应、表征也有变化，易有诈病的可能，即会针对其设计不同的检测法，甚至必须让其住院观察其变化。
郑捷案中，台大的精神鉴定团队即与其进行4度面谈、相关证人会谈达18次，并针对郑捷血液、脑部、生化检验。除了直接会谈医生，还有就医人格评估、病历及行为史进行评鉴的后援部队，才完成鉴定。
吴文正和丘彦南都认为，以这次北巿內湖区当街割喉案，若检警认为凶嫌需要进行精神鉴定，“应该愈快安排愈好”。吴文正说，因为案发后第一、二天，犯罪者的记忆最强，时间久了、记忆淡去，再加上犯罪者也有防卫心，届时说都说不清楚。
精神科医生会不会被伪病者骗？
有一句玩笑话说：对医生说谎话会死、对法官说实话会死。精神鉴定虽然是由医生执行，但是司法的一环，让执行的医生常面临“诈病”的考验，也是推理剧戏最热衷的题材，日本电影《脑男》便以此为题材。“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好骗的。”丘南彦说。
精神医学会目前有一个精神鉴定小组，定期进行相关的专业交流与讨论，法院或检察官委托的精神鉴定案件，无论是交由个别医生或医疗机构，都会选择具有鉴定经验者与团队。
丘彦南表示，进行鉴定的医生都会特别“提高警觉”，不是单靠病人的症状、说词或生理检查而已，要和其相关的病症、甚至过去的态度与说法等、甚至是表情，多方面的组合评断，譬如说，病人称其有幻听、妄想等，但这类精神分裂症者还会合并有其他的症状和特别的表现，不是单说有幻觉、就足以解释，“这便要靠经验的累积，了解各种精神疾病的症状和合理性，这可能是测谎仪都测不出来的。”
吴文正提到，过去曾进行一名精神鉴定，个案是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到百货公司行窃取走了高级精品，虽然病史明确，但后来会谈即发现，“他行窃的当下并没有疾病症状出现，而且十分清楚，‘偷东西是不好的’、但是‘这个东西很贵买不起’，所以疾病不是他失控行窃的原因。”
反社会人格是更棘手的难题
吴文正说，很多人习于把重大违常的犯罪，冠上精神病。事实上，“精神疾病是社会的弱势，判断能力较常人差，常被利用当诈骗人头等等，他们被害的机会远远高于害人的机会。”
丘彦南也指出，如果疾病很严重、明显的精神疾病，多半会去就医、甚至住院。最难防范的是一些其他异常不显著的人格违常者，才有能力犯案。
吴文正表示，大家只把焦点放在精神疾病，其实多数无差别犯罪者都没有精神异常、而是反社会人格。这些人无法受学校、工作、婚姻等等社会规范，冲动控制有问题，也没有同理别人的心，习于采取破坏性的方式去对抗规范，“所以常反复犯罪、不断制造冲突。”
吴文正和丘彦南都认为，要防范反社会人格的形成或犯罪，是整体国家社会发展、学校与家庭教育都要配合去思考，要全面性、长远性去做，因为犯罪原因是多重性的，绝非单靠司法和医疗可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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