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伟德
广州市民陈伯曾患有直结肠癌,去年经手术治疗后如今一直服用中药调理。然而最近几天,他照常去住所附近的广州市某医院开药时,却被医生“劝退”了。医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告诉记者:“不是不愿意开药,而是如果病人只开药不做检查或者治疗的话,我们将因为完不成定额要被扣奖金。我们也很无奈。”(《中国新闻网》)
这是一种连锁式的反应,医院对医生进行“检药比例考核”,以固定时间为单位,要求检查费用必须高于药费,如果不能达到要求,就要克扣奖金,逼得医生要么只能“以检查为主”,要么就让病人“无药可抓”。尤其是对于那些慢性病患者,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需要检查而需要长期用药,因而就可能成为医院潜规则的牺牲品,并陷入了四下寻药的困境。
这种状况其实是推行医疗改革,尤其是实施基本药物新政后,医疗机构的一种条件式反射。这表明,在逐利的冲动和内生动力下,药品暴利的支撑作用趋弱后,新的替代方式就会应势而生,检查费、医疗费就会成为替补者,并由“以药养医”过渡到“以检养医”和“以医养医”。
在近年的新闻报道中,不乏“一毛钱处方”式的个案,也说明在药品价格下调之后,患者的药品成本支付在降低。不过又必须看到,以检查费用为核心的医疗费用,却在不断增长。
从卫计部门近年来的检测来看,由于政府补偿不到位,医院通常采取的是墙内损失墙外补,例如,化验费、检查费、特需病床等属于盈利项目,医院就会通过多化验、多检查、多搞特需服务来获得更多盈利,于是大检查、滥检查和过度检验就应运而生,“天价检查”也不时被媒体曝光而成为新闻。
其实,在补偿机制不到位,而医疗机构公益性不足的现实下,药品、检查和医疗,就会成为被滥用的逐利工具,要么协同并进,要么此消彼长,但在原理上都完全一致。故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要加大公共财政的投入,从源头上纾解在成本压力下的逐利冲动,还得加强管理和控制,使得各种寻租的空间被堵死,让暗箱操作的医疗行为,接受“阳光的洗礼”。
否则,若是一方面国家的医疗投入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公众的就医成本又没有下降,那么“跑赢GDP”的医疗费用究竟流向了何方,医疗管理的效率与公平性,就值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检查费高于药费是“以检养医”的异化,也是医疗改革应进一步加强的督促。毕竟,再好的改革也要“不看广告看疗效”,若连“指标性分解”的潜规则都无以解决,公众无以获得高质量的政策惠顾,那么医疗改革就“算不得成功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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