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有垣和陈锦棠教授等人对台港社会企业进行比较研究的第二本书（书名：《社会企业的治理：台湾与香港的比较》）即将出版，前后两本书都列在巨流图书公司“台湾第三部门研究丛书”系列，身为该丛书主编，我深表欢迎和高兴。
记得我为前一本书写序时，曾推荐说“本书作者很用心的将欧美起源的社会企业加以经验化和本土化，也很认真地将台港社会企业的在地经验加以理论化”。我读了这一本书后，我的第一个印象还是一样，这本书各章作者除细致铺陈台港两地社会企业治理调查结果和认真透过探讨台港社会企业治理的经验事实外，更有心将西方相关理论加以本土化。在我看来，本书內容比前一本书在比较分析上更具企图心，这也是我对这本书特别感到兴趣的地方。
“社会企业”是近年很热门的话题和议题，由于太流行以致人人各说一套，莫衷一是。在我看来，社企的最“低标”定义就只是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非营利组织)寻求财务稳定而走的商业手段和途径。而其最“高标”定义则是一种崭新的企业型态，旨在透过企业模式寻求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的最佳方式。因此“社会企业”的两个组成概念：“社会”与“企业”的相对比重始终是社企定位的最大困扰，是“社会化”大于“企业化”，抑或独尊“企业模式”根本改造NPO？
本书有两章分别针对台港社会企业组织与营利部门的互动关系加以观察。有趣的发现是，在台湾这两部门的跨界合作不但不是“必然”，有时反而会“倒退”，究其深层原因在于台湾的社会企业还是“不忘初衷”地以“社会目标”的达成做为合作的前提，绝不会为了满足“财政自主”甚有“营收”和“企业经营能力”的提高，而轻率跨界到营利部门。相反地，在香港，这种跨界合作似乎已成为社会企业的财政发展策略，而营利公司也视之为表彰自己“企业社会责任”的手段；这种“工具性”的结合似乎也让作者们警告，千万不可产生“社会目标飘移或沉沦”的后果。
这本书在台港社会企业的“社会影响”（或社会效应）这个“大哉问”上，也做了有意义的探讨。在台湾，社会组织比香港来得执著和固本，也即台湾社企一般说来，仍然相当坚持“社会化”的价值才是根本，“企业化”毕竟只是手段而已。因此台湾社企对“走向营利化”总是比较迟疑和却步，而香港社企似乎对“营利化”兴趣满满。此一有意义的发现，对几年来马政府对社企的偏差认知（重企业化轻社会化）看来是当头棒喝！
我认为上述两个层面的台港社企比较，很有实务和理论的意义，我希望也鼓励本书各位作者能就此做更长期和深入的追踪和分析。这本书在很多方面都已跨出重要的一步，我在此道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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