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树立起了一座纪念碑，纪念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如果说格莱斯顿领导下的自由党（至少其第一届任期）能够代表维多利亚时代的精神，那么，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英国自由党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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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舆论的力量：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
译文：戴鹏飞
戴雪的生平与著作
本书作者阿尔伯特·戴雪（Albert Venn Dicey），1835年出生于英格兰北安普敦一个殷实的资产阶级家庭。戴雪家族发迹于18世纪初期，也就是英国光荣革命后宪政秩序逐渐趋于稳定的时期。1720年，威廉·戴雪（William Dicey）创办《北安普敦报》（Northampton Mercury），这份报纸随着英国政治与报纸舆论界的不断开放而得到发展，也因此奠定了戴雪家族的基业。1811年，托马斯·爱德华·戴雪（Thomas Edward Dicey）娶安妮·斯蒂芬（Anne Mary Stephen）为妻，即阿尔伯特的父亲与母亲。通过这次联姻，戴雪家族遂与英国著名的福音派——克拉珀姆教派（Clapham Sect）联合，这一结合也是戴雪家族的政治自由主义与宗教福音派的结合。戴雪便诞生于这种典型的维多利亚知识贵族家庭。17岁之前，戴雪一直在家接受教育，戴雪的母亲不仅教授他法语与德语，还教授他拉丁语与古希腊语的古典作品。良好的家庭教育对戴雪日后的成长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戴雪晚年曾写道：“在我的一生以及我所写的那些著作中并没有多少杰出的、了不起的东西；我完全清楚，我看待生活的方式以及那些曾经吸引过我的事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良好的家庭教育的必然结果。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善良而理智的人，父亲是热忱的辉格党人，母亲是真挚但并不狂热的福音派。”
1854年，戴雪进入英国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在贝利奥尔学习期间，约翰·穆勒的著作与影响处于鼎盛时期，戴雪也深受其影响，“在牛津，我们囫囵吞枣地啃下了穆勒，直到1860年之前，他都是我们主要的精神食粮。……我属于穆勒缔造的思想学派”。但是，对于穆勒思想中体现出的社会主义倾向，戴雪丝毫都不赞同，这点也体现在《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一书中对穆勒的批判中。“穆勒至死都是个功利主义者，但功利主义本身在他手中发生了某种变形。功利原则，或最大幸福原则原本是自利的信条，但在穆勒手中却变成了自我牺牲的概念，并且从功利主义教导的每个人都必须追求自己幸福的原则竟然推导出如下结论，即任何有英雄主义形象的好人都愿意为了他人的幸福而完全牺牲自己的幸福。……他易受一切仁慈宽厚情感的影响，连同他对同情的强烈渴望和欣赏，所有这些使他仅仅通过著作就成为大部分英国人所周知的作者，甚至成为他们的秘密朋友一般。”（参见本书，第320—321页）在大学期间，最重要的是，戴雪与一帮朋友一同创建了“经典作家协会”（Old Mortality Society），这个协会的会员包括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T.H.格林（Thomas Hill Green）、T.E.霍兰（Thomas Erskine Holland）等人。这个协会的成员经常一起阅读、讨论经典作家的著作。例如戴雪就曾撰文论述过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以及柏拉图的著作，同时他们还讨论一些当时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例如当时兴起的民族主义、路易·拿破仑和美国南北战争。在牛津期间，戴雪与布赖斯结下了终身的友谊，这对好友后来还结伴出游欧洲大陆和美国。这份友谊并不曾因戴雪与布赖斯在“爱尔兰自治”上的根本分歧而破裂，因而显得尤其珍贵。不同于布赖斯著作中比较彻底的法律史味道，戴雪更多地运用分析的手法，在这点上，戴雪深受奥斯丁分析法学的影响。
1861年从牛津毕业后，戴雪进入内殿律师学院实习，希望成为一名律师并由此进入政界。但戴雪并不适合律师职业，糟糕的律师生涯也断送了他进入政界的希望，而将他送上法学的学术研究道路，并在此后取得了累累硕果。从《论枢密院》（Privy Council）开始至最后一本与赖特（Rait）合著的《思索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Thoughts on the Union betweenEngland and Scotland），戴雪一生重要的著作还包括： 《论诉讼双方诉讼技巧规则》（ATreatise on the Rules for the Selection of the Parties to an Action）、《英宪精义》《论冲突法》（ADigest Law of Conflict）、《华兹华斯的政治技艺》（Statesmanship of Wordsworths）以及旨在反对“爱尔兰自治”的一系列作品，包括《英格兰反对自治的理由》（England’s Case Against HomeRule），上文提及的《思索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愚人的天堂》（A fool’s paradise）、《危险的一步》（A Leap in the Dark）、《为什么英格兰坚持联合》（Why England maintain Union）、《统一派的幻觉》（Unionists Delusion）。
戴雪的第一本著作《论枢密院》出版于1860年，该书脱胎于戴雪的牛津毕业论文，和布赖斯的《神圣罗马帝国》（The Holy Ramon Empire）一样获得了阿诺德奖。该书追溯了枢密院在中世纪封建时代最早的起源，以及在后来历次英国政治改革、革命中的发展与变迁；因此，考察枢密院的历史，事实上也就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考察了英国宪政的发展历史，考察了英国国王、议会、贵族之间权力的增长与衰弱，从中折射出英国宪政这个稳定的政治运作体制是如何在斗争与革命中得到实现的。
除了《英宪精义》以及其他关于英国宪政的著作外，戴雪著作中很大一部分涉及的都是英国的“爱尔兰问题”。可以说思索“爱尔兰问题”占据了戴雪后半生全部的时间。他在这方面的第一本著作是《英格兰反对自治的理由》，该书出版于1886年。当年，英国时任首相格莱斯顿在下院第一次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Home Rule Bill），戴雪这本书针对格莱斯顿的《爱尔兰自治法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从英国宪政以及功利主义的角度系统而全面地对其进行了反驳。戴雪认为支持爱尔兰议会独立的运动是对不列颠帝国宪政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是对不列颠帝国宪政根本原则的危险挑战。戴雪认为爱尔兰议会独立会侵犯议会主权，并且将导致不列颠帝国的解体。该法案最终未获得下院通过。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戴雪同格莱斯顿代表的自由党就重要的政治事务产生了分歧，从而转向了自由统一派（Liberal Unionist）。
反对“爱尔兰自治”是戴雪一生最重要的活动之一，这也反映在上述的其他相关著作之中。这些著作基本都旨在论证爱尔兰议会自治之不可行，爱尔兰议会独立是对不列颠帝国宪政的根本改变。其中，《思索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是戴雪生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读者从中可以窥探戴雪在关于不列颠帝国、宪政、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以及“爱尔兰自治”等问题上坚定不移的观点。宪政、爱尔兰、苏格兰构成了戴雪一生著作的三个维度。
戴雪（Albert_Venn_Dicey）
19世纪：你那英国的夏季……
17世纪的政治哲学确立了个人针对政府或确切地说针对王权政府的独立地位。这种独立地位主要体现在政治上，其实质的要求是必须保证每一个人在政治上都能获得一份权利。政治统治的权力必须来自个人，个人的人身自由以及财产权利都是这种实质要求的基础，尽管在当时，这里所谓的“个人”更多地仅仅指拥有大量财产的贵族寡头。无论是否在为辉格党人辩护，洛克的《政府论》都总结并重申了英国人视为常识的一些主张。在政治权力来源这点上，除了在雅各宾党人中，任何关于父权制的社会或历史的叙述都没有任何市场。蒙塔古写道：“18世纪是在精神上反对正统的原罪教旨、在现实生活中反对政治制度中比比皆是的愚蠢和粗暴的时代。美化自然人是18世纪流行的谬误。”在这个时代，个人主义是强健有力的，父权制找不到任何通过社会或历史的论证成为一种政治主张的可能性。在这个时代人们的眼中，19世纪末甚嚣尘上的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都只不过是变种父权制，17、18世纪最有理智的那些人一定会唾弃这些仅仅只是想像中存在的事物。自然人是18世纪的精神，鲁滨逊是这一精神的典型形象。英国人也确实依靠着鲁滨逊所体现出的独立、勇敢不羁精神征服了世界，并实际上有意无意中缔造了一个帝国。
相对于17、18世纪独立勇敢、理性计算的时代而言，19世纪的英国在某种程度上充满了矛盾与反讽。她曾经借着18世纪精神的力量一举登上历史的顶峰，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帝国，但衰落得又是那么迅速与莫名。“第一个工业国家为世界呈上了令人瞩目的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公众实验，其成功的前提是自由贸易和世界和平。1914年8月4日的这个星期二让实验戛然而止。”
一声低低的叹息从那一年将收成全部捧出的田头传来，
干草垛立在田头阴沉沉地对着太阳，
那声音低吟： 完了啊，来吧，蜜蜂已经飞离了三叶草，
你那英国的夏季已经结束。
哈维引用“帝国诗人”吉卜林的诗句结束了对19世纪英国历史的描述。这显得多么反讽！因为就在1899年，这位帝国诗人还曾经热情洋溢地作诗鼓吹帝国扩张，这时英国的帝国主义热情最为高涨：
承担起白人的责任
遣精兵强将出征沙场
叮咛爱子莫辞远戍
开辟疆土勇猛冲锋
哈维正确地指出，19世纪英国最鼎盛的时期就是倡导自由贸易与世界和平的时期。而一旦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所导致的一系列境况迫使好战的帝国情绪高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那么，事实上英国这个所谓的帝国也就如落日般沉下去了。这与其说是评论，不如说是指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不列颠的和平”从一开始便是以商业贸易为目的而取得的，开创这个帝国本身似乎并不依赖任何一位政治家的宏图远略，也不依赖任何一位西庇阿的英勇无敌，相反，正如柏克所言，这个帝国似乎是英国人在不经意间获得的，开创出这个帝国的是无数勇敢的商人冒险家。这些商人冒险家离开家园走向遥远的异域，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国内政治压迫权力的厌恶，追求自由的激情是他们的主要情感。因而当由此形成的所谓帝国一旦需要某种统治时，它在内政上便遭遇到极大的困难与挑战。另一方面，战争艺术在商业发展与帝国建立的过程中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这种尴尬如果放在19世纪就显得更加显眼。在某种程度上，对英国而言，战争都是被迫的，而不是为了获得帝国而使用的积极武器。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达维南特的一番话十分确切地总结了英国人对于商业与战争之间关系的理解，他感慨地写道：“除了自由以及对法律和财产的兴趣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愿意经受这么沉重的战争，能够承受它的代价……一个自由民族的权力和自由是我们反对法国的人数、财富、经济和军事技能的主要依靠。” 20世纪第一场世界大战的枪炮声一响起，属于英国的19世纪也就终结了；而事实上，英国的19世纪似乎也并非开始于时间上的19世纪，而是开始于一场战争的结束，也就是1815年拿破仑战争的结束。19世纪的英国充满类似的矛盾与反讽： 帝国实力事实上处于鼎盛时期时，它的政策是反帝国的，而当帝国衰微即将死亡时，关于帝国的言辞与想像却甚嚣尘上。
对法国的战争开始于1793年，除了两次短暂的停战休整外，一直持续到1815年。战争开始于对法国革命思想的恐惧，这种恐惧的心态体现在战争开始前不久出版的柏克《思索法国大革命》（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h）一书中对法国大革命歇斯底里地攻击；与这种恐惧感相伴的是对英国宪政制度历史性地神秘崇拜。拿破仑战争使蔓延在18世纪末的恐惧与保守情绪一直延续到19世纪。
战争压制了一切改革的思想，而一俟战争结束，这些被压制过久的改革冲动又会重新喷发出来。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战争使英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转变。在英国，战争一般都有利于工商业阶层，而对地主阶层尤其是小地主阶层而言，战争是比较沉重的负担。战争引起的巨额战费必须大部分用税收和政府的借款加以支付，而借款就必须支付给债主利息，这样，工商业阶层就能够从战争借款中获利。对于他们来说，战争除了保家卫国之外，同时还意味着生意。战争借款很大一部分要依靠从地主阶层中抽取的土地税加以偿还。这次战争也差不多导致了同样的后果。从《女箴与母训》中的一句格言就可以生动地看出战争对地主士绅的影响：“法国大革命引起了一场战争，这次战争使绅士派的生活，费用增加了一倍，困难增加了两倍。”战争对英国战前某些传统行业的摧毁是致命的。“在1793年科耳切斯特还有14个粗呢制造商。大战真正扼杀了埃塞克斯郡这些垂死的羊毛制造业，虽然在1826年郡内还有两家粗呢行，并且小庐舍纺出的毛纱还销给诺福克的制造商。萨福克也曾经散失了一度使拉文南、克尔塞、琅米尔福德等二十多个乡村和城市发财致富的这种行业。”与此同时是另一些行业在战争中迅猛发展，例如与战争直接相关的炼铁和造船业。“亚当·斯密曾写道，在一些行业中，战争会误报需求，造成‘卖方市场’。事情果然就是这样。以炼铁业来说，不仅西部的传统冶铁基地很发达，就连苏格兰中部和南威尔士的炼铁业也繁荣起来。……纺纱也本来就是英国的优势，海上封锁扼止了竞争对手，英国更是遥遥领先，甚至法国军队的军服都是英国生产的。至于造船业，查塔姆、朴茨茅斯、德文波特等港市巨大的海军造船厂继续扩大规模，成为大生产的先驱。”
除了改变着英国国内的产业结构之外，英国事实上通过这次战争还获得了对许多战略地位出众地区的控制权。“不列颠最大的关心在海外，而在海外它是最高无上的裁判者……它留了锡兰、好望角、新加坡并以300万镑购了几内亚的一部分……英吉利又留了毛里求斯（Mauritius）及赫尔戈兰（Heligoland）以及地中海的要塞，爱奥尼亚及马耳他两大处。不列颠海军、航海及经商的——不久而后更用作装煤的——港岛场所此时盖已在星罗棋布于全世起来。库克海校和平得来的澳大利亚洲亦正在移植之中。上加拿大则被英吉利人及苏格兰人所居住。第二帝国盖渐在代已亡的帝国而兴起，而新帝国的基础亦如旧帝国之建立于海权、商业及自由至上。”就这样，标志着英国登上历史顶峰的维多利亚时代便是建立在拿破仑战争所开创的基础之上。战争之后进行的一系列议会改革、政党权力重组、自由贸易政策都是在这个局面之下进行的内部调整。
相对于战争、帝国、自由贸易这些外在的表征，内在精神上的张力则更加隐秘难测。
边沁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理本身最重要的是它仍然以民主为基本前提。对于改革政治与法律中的腐败来说，边沁严厉拒斥自然权利论，因为这种理论如果任其发展会导致像法国一样的彻底革命，对边沁来说，安全是首要的；同时边沁也反对布莱克斯通所阐述的契约论主导的混合政体政治理论，边沁的前提依然是民主。这点正如戴雪所言，边沁法律改革的一个根本前提在于，“每个人是其自身幸福最主要的、最佳的判断者。因此，立法应该致力于清除对个人自由行动的限制，只要这些限制不是保证邻人同样自由之必须”。另一方面，边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理论明显也包含了社会性的一面。边沁以社会性的功利原则暂时解决了英国依赖契约论构建自己的政治理论以来所形成的利益固化以及政治、法律的腐败。对于利益的判断必须以健全理智的判断为基础。在这点上边沁的理论对民主提出了过高的要求，或者说边沁思想体系中的民主仍然是以健全理性与功利计算为基础的民主，理性计算的民主至多只能扩及英国资产阶级中上层。哈列维准确地揭示了功利主义思想的内在张力，他写道：“功利原理的支持者原本无可避免地分裂为两个极端的派别，一派向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进军，另一派成为了等级与传统原则的辩护者。”这种张力一直贯穿着19世纪的英国。约翰·穆勒与其说对边沁提出了批判，不如说增加了一些边沁不熟知也永远无法理解的内涵。例如，穆勒批判边沁不理解诗歌以及同情心。然而，就理性的功利主义者而言，他们或许并不需要诗歌与同情心来将自己联系成政治社会，形成政治权力。当然，民主的进步绝不会止步于拥有健全理性计算能力的资产阶级上层。边沁功利主义强调社会性的一面有可能导致社会主义之类情感的出现，但这并非边沁所能预料的。穆勒作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思想界的代表，其思想的含混与矛盾正在于他必须在边沁式健全理性的个人主义中融合进受卢梭思想影响的民主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那是一群没有计算能力，或者即便拥有计算能力，也没有多少财产利益值得计算的阶层。穆勒的含混更进一步地体现在，他一方面极力地倡导与助长诗歌与同情心主导的民主，另一方面又恐惧民主的暴政，极力强调保护个性独立发展之重要性。
戴雪（Albert_Venn_Dicey）
同情心与诗歌根本无法作为一种政治解决方案，解决个体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是助长了社会运动与集体主义情感的出现。霍布豪斯的《自由主义》重点在于试图将一种神秘的社会主义引入自由主义的思想中。霍布豪斯的全部观点可以被归纳为“神秘社会主义”，这种观点在他著作的如下文字中得以体现：“社会生活没有一部分是独立于其他部分的，正如动物身体没有一部分独立于其他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生活被正确地认为是有机的，一切公共政策必须从它们影响全部社会生活的角度来考虑。”关于有机的概念，霍布豪斯又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它（有机——引者注）意思是说，虽然社会的生命只是许多相互作用的个人的生命，个人如果同社会隔离，他的生命也变得完全不同。”“英国是一个有他自己生命的统一体。但是这个统一体是由某些使全体英国人结合起来的纽带构成的，这些纽带是思想观念、爱国精神、同胞情义、共同的骄傲以及其他无数种把讲同一种语言、有共同的历史、能相互理解的人结合起来的更精微细腻的情感。”看来构成所谓社会纽带惟一因素的是“精微细腻的情感”，但是对于这种情感，除了用“精微细腻”之类充满诗意的词汇加以形容之外，我们还能如何认识呢？人类总是轻易地背叛情感，但绝不会背叛自己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霍布豪斯强调的神秘社会主义和托利主义具有天然的亲缘性。个人对社会的期望以及个人将自身存在寄托于社会集体，这些不正如一个未成熟的儿子对父亲的期待吗？霍布豪斯的神秘社会主义是变种的父权制。按照霍布豪斯的主张，民主社会的生活应当交给科学家与集权政治家们处理，因为只有他们在穷经皓首的研究之后，才了解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然而，父亲与君主都是实在的，但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正和民族一样都是被虚构出来的。只有诗歌才能说服人们将自己的存在寄托于这些虚构之物上。
20世纪英国的衰落与其说是实力上的衰落，不如说首先是内在精神上的堕落，健全理性的个人主义让位于混沌的诗歌与情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兴起的各种社会运动，不论宗教的还是政治的，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工联主义才能够得到理解。
伯里克利的雅典与格莱斯顿的英国
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普鲁塔克别出心裁地将雅典的伯里克利与罗马大将费边·马克西穆斯对比。伯里克利在希腊空前繁荣时期成为民众的首脑，当时民力极为富饶、帝国威势趋于鼎盛。并且，伯里克利所享有的声誉都建立在“客蒙的连战连捷，米罗尼德斯与勒奥克拉特斯的辉煌战果，以及托尔弥德斯屡次获得的巨大胜利”之基础上，因此伯里克利得以用公众节日和休假来丰富城邦生活而不必凭借战争来保护和扩充其疆土。而费边所处的境况则完全不同。普鲁塔克写道：“费边则是在耻辱深重、危难频仍之际受命统辖罗马的，其成就不在于保持城邦的繁盛安宁，而在于从灾难之中把它拯救出来，转入佳境。”普鲁塔克是为了表达城邦在盛世与危机的不同时期需要具有不同才干之人来领导。普鲁塔克认为，城邦处于逆境危机中时治理起来还容易一些，而当城邦由于繁荣昌盛而得意忘形、骄横狂妄、自我膨胀时，要驾驭它就更加困难。如果要为伯里克利寻找一个更加合适的对比人物，那么格莱斯顿首相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当1867年格莱斯顿竞选首相成功，成为英国实际的掌舵者时，英国也和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一样，处于其历史的鼎盛时期。有许多理由支持将伯里克利和格莱斯顿进行比较，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与格莱斯顿时代的不列颠存在相似性，最重要的有三点，它们都追求自由民主的生活价值、它们都是以商业贸易为主的帝国、帝国维系主要依赖海军的力量。
修昔底德笔下的伯里克利在一次葬礼演说中颂扬了雅典民主的生活方式。伯里克利宣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那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对于那些我们放在当权地位的人，我们服从；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那些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我们把财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做可以自己夸耀的东西。至于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不择手段以避免贫穷。……当我们的工作完毕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各种娱乐，以提高我们的精神。整个一年之中，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我们的城邦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我们的勇敢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国家法律强迫的；我认为这些是我们的优点。……如果把一切都联合起来考虑的话，我可断言，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我可断言，我们每个公民，在许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并且在表现独立自主的时候，能够特别地表现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真的，我们所遗留下来的帝国的标志和纪念物是巨大的。不但现代，而且后世也会对我们表示赞叹。……因为我们的冒险精神冲进了每个海洋和每个陆地；我们到处对我们的朋友施以恩德，对我们的敌人给予痛苦。”
对于伯里克利对雅典城邦的赞颂，格莱斯顿时代的英国人无不会引起情感与精神上的共鸣。在经历了两次议会改革之后，他们的政治已经多少摆脱了18世纪及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寡头统治的坏名声，变得适当的民主，而他们的宪政早在布莱克斯通时代就已经成为了英国人的骄傲，被视为英国人自由的保证；更不用说在这一制度经历了法国革命的冲击、欧洲革命的冲击以及19世纪兴起的众多次社会运动的冲击。经历了欧洲革命的动荡后，事实证明，它不仅能带给英国人自由，更带来了稳定与安全。这个不列颠是现代民主与自由宪政之母，无疑她最有资格以当代的“雅典”自居。
在古代史家的记载下，阿提卡土地贫瘠，不宜农耕，却盛产葡萄、橄榄和无花果。雅典人的葡萄酒、橄榄油等贸易很早就兴盛起来。到后来，比雷埃夫斯港成了地中海附近城邦的商贸中心，来自不同城邦的客商云集于此。雅典鼎盛时期其贸易的繁盛状正如《剑桥古代史》所描述的那样，雅典公民“不仅可以享受阿提卡的橄榄油和葡萄酒，而且可以食用黑海的谷物和干鱼，品尝腓尼基的椰枣和西西里的干酪，可以穿波斯的拖鞋，睡爱尔兰的床铺，枕迦太基的枕头”。格莱斯顿大倡“自由贸易”时代的英国人难道不会认为这样的雅典正是他们的伦敦城吗？不同的是，“自由贸易”这只四通八达的触手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狭隘的地中海世界，而是远及世界的各个大洲。正是基于这一点，莱基（Lecky）在一篇论述“帝国的长成与价值”的文章中指出自由贸易与帝国之间的密切联系：“帝国这个整体的天然纽带是经济上的联系，通过自由贸易体系和对待其他国家的共同商业政策，它将帝国各个部分紧密地联系起来。”
有一个流俗的比喻：如果历史是一出戏剧，每个民族从兴起到衰亡，占据这个舞台的时间都是短暂的，它构成了一个完整圆圈的不完整圆弧。这种流俗的比喻有许多好处。“破损的弧”的不完整体现为一种悲剧；作为“完美的圆”的总体的历史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结束，它大体上是一个永恒的轮回；并且，只要我们仍然拥有健全人类的常识和判断，就不会带有足够的乐观精神企望人类全部的历史将终结为喜剧。另一方面，这个流俗的比喻，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发现它许多正当的用处。修昔底德的著作记载了雅典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 它不仅记载了伯利克利时代雅典城邦的辉煌记忆，同时还对早期雅典进行了历史考古，更描绘了雅典人西西里远征的悲惨结局，预示了雅典的衰落。修昔底德的历史作品完整地记载下了雅典帝国的兴起与衰落，他的作品构成了一段“破损的弧”。从修昔底德的作品中，每位读者都能读出一股不忍行之于文字的悲伤之情。同样，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也诞生了许多此类充满悲情的作品，例如，戴雪的《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
选举代表
戴雪的《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
在《英宪精义》中，戴雪从历史与理论两个层面论证了议会主权以及法治原则是英国宪政的主导性原则，这两项密切相连的原则可以说像两根红线一样贯穿着至少从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的英国历史。议会至上理论并非源自任何理论架构，它只是对英国既往政治经验的总结。最经典的议会主权原则由布莱克斯通在1765年加以阐发。布莱克斯通的议会至上理论综合了爱德华·柯克爵士的普通法理论传统，同时又融合了洛克关于立法议会的理论。这一理论是对18世纪中叶形成的英国重商主义帝国在政治上的最低限度的表达。这种理论适用于不列颠并不会遭到抵制，因为无论选举权多么狭隘，下议院在某种程度上都代表了不列颠的人民。个体性权利与帝国议会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融贯为一体。但是议会主权理论在英属美洲殖民地问题上遭到了挫折。朗福德简洁明了地概括了美洲人民的权利主张同帝国议会主权之间的冲撞：“定居美洲的人内心里维护的是17世纪英国人的权利。对他们而言，抵制印花税与约翰·汉普登反对造船税的情形是一样的，一种凌驾于各州议会和地方权利之上的最高权威是不可思议的。而另一方面，英国本土的人却在利用18世纪的武器，即议会的无上权威，来维护18世纪最珍视的信条之一，即一个商业体制中的宗主国的权力是不可分割、不受限制的。”英属美洲殖民者只是到了立宪之时才感到统一的政治主权之紧迫性，但由于缺乏王权和封建传统，并引入成文宪法，而使得主权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戴雪论述的议会主权原则承袭布莱克斯通，但就戴雪对于边沁理论的依赖而言，他更多地是依据边沁与奥斯丁的理论，认为法律是主权者发布的命令。边沁的主权理论针对布莱克斯通的政治理论而发，为革新英国的政治张本；奥斯丁主权理论阐发于改革法案时期，其重点在于，议会主权的理论不仅为通过议会立法实施普遍的社会改革提供了基础，更重要的是，议会主权为通过议会立法实施政治改革提供了基础，也就是说，议会改革并不会对英国宪政带来一场革命，通过议会改革能够实现革命所无法达到的全部效果，革命所要求的一切利益都能够通过安全与稳定的议会改革得到实现。
戴雪的“巴力门主权”也是承袭奥斯丁的主权理论，但不同于奥斯丁的是，戴雪更加强调议会在法律形式上的至尊地位。戴雪写道：“自理论方面观察，巴力门主权的论旨似乎只是要将倭士丁（即奥斯丁——引者注）的主权理论应用于不列颠宪法本身；但一经比较，学者将不免发觉一件难事，即是，倭士丁对于不列颠宪法下之主权所在自有一结论；此结论适与本将所采用其他法律大师之说相违背。诚以若依后者所主张，主权实寄附于‘巴力门’，即君主、贵族院及众民院的集合体；若依前者所主张，主权却寄附于君主，贵族院及众民院或选民。”进而，戴雪将奥斯丁的主权概念与自己的主权概念差别归纳为法律概念与政治概念之间的差别：“是以选民在政治的主权中虽是最有势力的部分，然而法律的主权，除巴力门外，更无别物足以充当。”奥斯丁的法律主权学说引入了选民，用以限制议会之主权，众民院议员是选民的委托人。戴雪认为，虽然奥斯丁“委托人的比拟固然不合于法律的事实；但巴力门在实行时所遇制限正多，故亦不能否认”。议会主权实际上经常与议会主权所受到的限制同时存在。这些限制中最重要的是公共舆论。关于这点，在《英宪精义》中戴雪引用了休谟的论证：“政府中人了无所有，惟赖好感以扶助自己。由此可得到政治的一句格言，即是： 唯有在好感（即公共舆论——引者注）上，政府得以建筑。这句格言实可适用于任何政府；最自由者及最平等者固然应是如此；最专制者及最军阀化者亦应是如此。譬如，埃及的苏丹，或如，罗马的皇帝，平时尽可驱使善良百姓，如牛如马，他们的情感好恶都可不顺；但无论如何，他至少须以人道待遇他的武士或卫队，务有所以得到他们的好感。”同样的引用也出现在《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中，戴雪将其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这是两本书之间的内在联系。
《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一书收集了作者的12次讲座。前三讲一般性地论述了英国法律与公共舆论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就19世纪英国而言，其立法与公共舆论之间存在依赖关系。戴雪的讲座明确地限定了时间与空间，并非抽象的理论探讨，毋宁是对一段历史的反思。在戴雪看来，只有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个国家的法律才会是其公共舆论的反映：“首先在许多国家中，几乎并不存在严格意义的公共舆论概念……这些国家中的民众更多地是被习惯影响而非思想。……其次，很多时候法律与制度的改变或革新确实遵从意见而进行，但指导立法改革的思想却不是我们所谓的‘公共舆论’……而只是少数人或某个恰巧位高权重之个人的信念。……第三，由于缺乏适时恰当地应对不同时代情感的立法性机构，一个国家的法律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无法代表公共舆论。”这三点可归纳为社会开明、民主政治以及名副其实的议会制。19世纪，除了英国很难再找出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国家。因此，在19世纪英国的环境下，“公共舆论是统治国家的主权者的意见，不论该主权者是君主、贵族还是民众”。
第四至第九讲分别论述从1800年至1900年间英国三种主导的舆论潮流对英国立法的影响，它们分别是旧托利主义、边沁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戴雪认为，19世纪英国法律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分别受到这三股思潮的影响。19世纪前30年英国的立法依然受到18世纪中后期布莱克斯通所阐发的托利保守主义的影响；1825年至1870年间，边沁自由主义主导了立法，正是这一时期，英国处于鼎盛；19世纪最后30年，英国见证了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的兴起，它深深地影响了立法。按照《英宪精义》中的观点，英国是一个法治（rule of law）国家，那么，追溯、反思法律的历史，事实上也即反思英国的政治史，这就好比要考察君主国家的政治史，那么最好去考察某个家族王朝的历史。从戴雪的论述中，读者可以看到19世纪的英国是如何通过一步步地法律改革逐步登上了其历史的顶峰，又如何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陷入混乱，开始衰落。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戴雪对边沁自由主义的论述。作者花费了最多的篇幅论述边沁自由主义以及它对英国立法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戴雪是一名忠实的边沁主义信徒；从他对穆勒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穆勒背离边沁所代表的正统自由主义感到痛心。戴雪通过对法律史的考察，将历史变迁的进程与思想舆论变化的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读者从中感受到的不再是历史的琐碎，而是思想与舆论影响历史的深刻力量。在戴雪的论述中，法律、历史与思想的发展有机地熔炼在一起。
全书最后三讲分别论述了舆论的逆流与支流对立法的影响、法官造法对英国立法的影响以及立法公共舆论与一般的舆论思潮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边沁自由主义灰烬之上兴起的是社会主义、历史主义与民族主义。在1913年，戴雪还并不了解这些含混的思潮将对历史产生何种影响。但是，今天看来，正是那些情感塑造了当今的世界。从这点来看，戴雪是一名后知后觉的观察者，而不是为未来摇旗呐喊的先知先觉者。
《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树立起了一座纪念碑，纪念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如果说格莱斯顿领导下的自由党（至少其第一届任期）能够代表维多利亚时代的精神，那么，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英国自由党的墓志铭。在古希腊世界衰落之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总结了古希腊的城邦传统以及城邦的公共精神，《政治学》遂成为古希腊城邦永恒的丰碑。正如《英宪精义》是对英国宪政的最后总结一样，本书既是对19世纪英国法律也是对19世纪英国精神与思想的最后总括。作为一名法学者，戴雪以细腻的笔触从法律与公共舆论的视角勾勒出了19世纪不列颠的兴衰。诚如《泰晤士报》当年所评论的那样：“这本书融合了史家与法学家的智慧，它向人们展示了法律形式与法律条文背后的东西。……因此，这本书就是我们时代的《论法的精神》。
戴鹏飞
2013年夏于上海
本文选自《公共舆论的力量：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为该书译者前言。该书著者：[英]A.V.戴雪，译者：戴鹏飞，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4年出版。
来源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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