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学宾
这几年，经常被在农村的亲友们咨询婚姻继承方面的问题，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有关彩礼的纠纷。面对法律明文规定和乡间习俗之间的撕裂，我也常常不知所措，因为一个彩礼返还问题，不仅仅关系到钱，还关系到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冲突问题。
彩礼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六礼”中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其中纳征也叫纳币，就是表示男方要送聘礼给女方家，这个聘礼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彩礼，通常算作订婚的表现，向社会公示两个人或者两个家庭确定缔结秦晋之好。在当下社会，婚姻的仪式在发生着变化，但是彩礼这种形式依然存在，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较为普遍。
在古代中国，对于彩礼的法律调整一直存在。唐朝规定，凡是女方在订立婚约后悔婚者，不仅要杖六十，还要将全部聘礼退回；若男方悔婚，则不得追回聘礼，在明清两代基本上也坚持这个原则。古代法的调整慢慢变成了风俗，成为民间调整彩礼问题的习惯法。在我的老家，也就是华北南部农村地区，这个习惯法一直在发挥着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婚姻法长期对彩礼问题保持沉默，更多地留给了民间习惯法去调整，国家法对彩礼的调整大多是个案式的。
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颁布、2004年实施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0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这条司法解释一刀切地解决了订婚彩礼的返还问题，但是这种自上而下式的调控忽略了传统习惯法生成的土壤和逻辑，从而引起了农村社会强烈不适和反应。
在华北农村，通常是男方送女方彩礼，如果女方悔婚，则需要返还彩礼；如果男方悔婚则不得追要彩礼。尽管在学理上对彩礼的性质有不同的界定和争论，但是这个习惯法规则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首先，这个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女性。聘礼意味着女性已经名花有主，发挥着屏蔽追求者的功能。如果男方悔婚，那么意味着女方丧失了获得其他男性追求的机会，那么彩礼意味着一种补偿，而从订婚到悔婚的时间越长，对女方的伤害就越大，而年龄的增加对于未嫁女就是一种伤害，所以才有“剩女”的称谓。其次，这个规定也在保护男方，促使男方更为谨慎地对待婚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如果男女之间订婚之后，有更强有力的男性追求女方，那么女方悔婚就必须将彩礼返还，否则显然有失公平，也可能让谋求彩礼成为生财之道。如果男方时常朝秦暮楚，那么意味着经济成本的不断支出，这对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家庭而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现有司法解释一刀切式的规定，产生了规则制定者意想不到的结果。首先，这种规定消解了男方在订婚中的谨慎态度，让男方能够在不断的挑选中不用支付成本。反言之，这种规则也使得女方在等待结婚的过程中丧失期待利益，当男方悔婚后女方发现自己损失惨重。其次，现有规定的影响还体现在国家法与习惯法冲突对秩序的冲击。尽管原有的习惯法规则无法解决彩礼纠纷中的所有问题，但是基本原则得到民众的支持。现在，当国家法与习惯法明显不同时，双方的支持者会各持己见，原本不会成为问题的事情却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导致家庭关系的失和，这也是我在面对农村彩礼问题时最大的纠结之处。
（作者系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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