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头壳newtalk 2016.04.18 文/凯文．艾希顿
2002年春天，伍迪．艾伦（Woody Allen）做了一件生平没做过的事，他从纽约飞到洛杉矶，打上领结，出席影艺学院的年度盛事──奥斯卡奖颁奖典礼。伍迪．艾伦已经得过3座奥斯卡奖，提名其他奖项达17次，包括多次入围最佳剧本，但他从来没有参加过颁奖典礼。2002年，他的电影《爱情魔咒》（The Curse of the Jade Scorpion）一个奖项也没提名，但他却来了，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欢迎。他为一段以纽约市为场景的电影集锦视频做引言，鼓励导演们无畏几个月前纽约遭遇的恐怖攻击，继续创作。他说：“为了纽约市，我愿意做任何事。”
为什么伍迪．艾伦对典礼如此敬谢不敏？他总是半开玩笑地回答──两个最寻常的借口，一是典礼当晚几乎都有一场精彩的篮球赛，以及他每个星期一都必须在艾迪．戴维士（Eddy Davis）的纽奥良爵士乐团吹奏单簧管。这些理由都不是真的，真正的理由是，他有一次解释过，他认为奥斯卡奖会削弱他的作品品质。
“整个颁奖的概念就是愚蠢，”他说，“我没法忍受让别人来评断我，因为当他们说你应该获奖，你就接受，那么当他们说你不应该得奖时，你也得接受。”
还有在另一个场合，他说：“我觉得奖项是偏颇的，人们可以说，‘噢！我最喜欢的电影是《安妮霍尔》（Annie Hall）。’言下之意是，那部电影最好。可是我认为电影不能这样评断，除非是田径赛，有个人跑得很快，你看到他跑赢了，这没问题。我年轻时赢过田径赛，感觉很棒，因为我知道那个奖是我应得的。”
不论驱策伍迪．艾伦的动力为何，总之不是奖项。他的例子虽然极端──其他入围奥斯卡奖的编剧、导演与演员几乎都会参加典礼──却突显了一个重点：奖赏不一定是创作的红萝蔔，有时候，甚至反而造成限制或伤害。
动机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事，我们受许多动机驱使，有些很清楚，有些不易察觉。心理学家奥克斯（R.A. Ochse）提出创造的8大动机：追求专精、不朽、金钱、认同、自尊、创造美好事物、证明自我，以及发掘潜藏的秩序。有些奖赏源自內在，有些则来自于外。
哈佛心理学家亚玛拜耳（Teresa Amabile）研究动机与创造的关系。在她早期的研究中，她怀疑內在动机有利于创造，而外在动机则适得其反。
伍迪．艾伦回避的外在动机，是他人的评断。诗人普拉斯（Sylvia Plath）承认自己渴望得到所谓“世界的赞赏”，虽然她发现这只会使创作更加困难：“我希望我的作品很好，获得肯定，但很讽刺的，这么想反而让我动弹不得，破坏我‘为创作本身而做’的单纯努力。”
在一项研究中，亚玛拜耳要求95个人做拼贴画，为了测试外在评价在创造过程中的角色，她告诉某些受试者：“我们延请了5位史丹佛艺术系的研究生，他们会仔细评量你们的设计，提出优点，同时批判缺点。我们会寄给你每一位评审的评语。”其他人则没有收到任何有关评审的讯息。
事实上，所有的拼贴画都由一组专家从多方面进行评审。预期将受到评审的作品，明显比较缺少创意，他们对自己完成作品的兴趣也比较低落。普拉斯称为“单纯努力”的內在创造动力，已经被抹煞了。
亚玛拜耳在第二次实验中，加入一个新的变数──观众。她将40个人分成4组，再告诉第一组，将有4名艺术系学生在单向镜后观看并评分；告诉第二组，会由一群在别处等待的艺术系学生评分；告诉第三组，镜子后头的人正在等待另一场实验；她完全没有向第四组提到观众或评分的事。结果第四组是最有创意的一组；其次是不知道有评分，但知道有人在看的第三组；再者是等着被评分，但没有观众的第二组；而显然最缺乏创意的，就是既被评分也被观看的第一组。被评分比不评分的小组显得更焦虑，而焦虑越多，创意就越少。
接下来的实验，亚玛拜耳改用写作代替视觉创作。她告诉受试者他们将参加写作研究。和上次一样，分为4组，有些接受评量，有些不会，有些有观众，有些没有。亚玛拜耳给他们20分钟写一首以愉悦为题的诗，同样有一组专家最后会评审，并依照创意评分排序，结果仍是相同的。此外，没有被评分的小组表示，他们对作品的满意度较高。预期被评分的小组则说，写这些诗就像在工作。
亚玛拜耳的研究，证实了伍迪．艾伦回避奥斯卡的原因。艾伦高中时也翘课，大学时休学，缺席颁奖典礼，就他而言，是免除外在影响的可能危害的一种方式。
伍迪．艾伦窝在他纽约公寓角落的一张小桌子工作，用他16岁时买的酒红色奥林匹亚SM2手提式打字机，在黄色法律用纸上创作出许多电影剧本。他说：“这部打字机依然坚固得像部坦克，花了我40美元，我想。我的每一部剧本、每一篇《纽约客》的文章，都在这部打字机上完成。”
他在打字机旁放了一个小型的Swingline釘书机、两支枣红色起釘器与剪刀，实际上他还会剪贴，或者说剪订──把稿子剪下，釘到另一份草稿上。他说：“我有很多把剪刀，还有这些小釘书机。每当我写了一个好的段落，我会把这段剪下来，釘上去。”
结果是一团乱，就像一本剪贴簿，每张纸要不是用釘书机釘在一起，就是满布釘书针被拔起的孔痕。这一团乱的上头，是用11级的Continental Elite字体，只有打字机色带才有的灰黑色打出来的电影剧本。每一本几乎都是卖座保证，而且可能顺便会赢几个伍迪．艾伦避之唯恐不及的奖座回来。
1977年，其中一本破烂的黄色剪贴簿最后拍成了《安妮霍尔》，他觉得拍得很糟：“视频完成的时候，我一点也不喜欢，当时我找联美视频公司（United Artists）的人谈，如果可以不对外发行，我愿意无酬为他们另外拍一部电影。我当时跟自己说，‘在我人生的这一刻，如果这是我能拍出的最好作品，他们实在不应该给我钱拍片。’”
联美公司最后还是发行了这部电影，他的怀疑错了，《安妮霍尔》获得了巨大成功。《奥斯丁日报》（Austin Chronicle）的波卡顿（Marjorie Baumgarten）写道：“（电影的）喜感、演员表现，以及深刻內涵，皆精准而完美。”
《纽约时报》的坎比（Vincent Canby）说：“这部片让伍迪躋身历来最佳导演之列。”电视剧《欢乐单身派对》（Seinfeld）的共同创作者大卫（Larry David）则表示：“这部片从此改写了喜剧的拍摄手法。”
当《安妮霍尔》提名5项奥斯卡奖时，伍迪．艾伦对于得奖的看法首度变得清晰无比，他拒绝出席典礼，甚至不看电视转播。他回忆：“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我拿起送到我家的《纽约时报》，看到头版的底下写着，《安妮霍尔》赢得4项奥斯卡奖，我心想，哦！太好了。”
其中2个奖项──最佳导演与最佳剧本，属于伍迪．艾伦个人，但他无动于衷，坚持“奥斯卡奖得主”的字眼，不得出现在纽约市方圆一百英里以內的电影广告上。
伍迪．艾伦的第二部电影《星尘往事》（Stardust Memories），更显示出他不在乎外界的赞美。他说：“这是我最不受欢迎的电影，却肯定是我私心最喜欢的一部。”
单就避免他人评论干扰这一点，不只伍迪．艾伦如此。诗人艾略特（T.S. Eliot）在登上众人掌声的顶峰，获得诺贝尔文学桂冠之际，他并不想要这个奖。诗人贝瑞曼（John Barryman）特来道贺，直说这是个大日子。艾略特回答说：“（这个奖）来得太快，诺贝尔奖是通往自己丧礼的门票，没有人在得奖后，还能有什么成就。”他的领奖演说谦逊到近乎是遁辞：
“我开始构思致辞时要说什么，本只想单纯地表达感谢，但要做得恰如其分，却非容易的事。我明白这是一名文字创作者所能获得最高的国际荣誉，却只能说一些陈腔滥调。承认自己不配得奖，等同于怀疑评审委员会的智慧；若大肆赞美委员会，又好像往自己脸上贴金。容我询问，大家是否想当然耳认为，在得知获奖的那一刻，我就如同任何人可以预期的，激动、兴奋又虚荣，夹杂著受宠若惊的欢欣，又有点恼怒，因为一夕之间成为公众人物而有些不便？因此，我得试著用委婉一点的方式来表达。我接受这座诺贝尔文学奖，这项荣耀颁发给一个诗人，是肯定诗的价值。今天我站在各位面前，并非个人何德何能，而是作为一个象征，代表诗在这个时代的重要地位。”
爱因斯坦倒确实躲掉了诺贝尔奖颁奖，这座奖在他的天分早已广受认可时姍姍来迟，而且不是因为他的相对论，而是另一个更抽象的研究“光电效应”──光是波，也是粒子。他宣称颁奖典礼当天他在日本有事，不克前往，向委员会致歉后，隔年在瑞典哥登堡的北欧自然科学家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受奖演说”。
演说中，他没提到光电效应，也没提到诺贝尔奖。
作者：凯文．艾希顿 （Kevin Ashton）
（本文摘自时报出版的《如何让马飞起来——物联网之父创新与思考的9种态度》，作者凯文.艾希顿的第一本著作。1968年凯文.艾希顿出生于英国伯明罕。大学专攻斯堪地那维亚研究，曾经的志愿是当记者。1997年，他担任P&G公司品牌经理，创建了利用网络进行智慧控管的系统，他取名为“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IoT）。
现在，物联网是全球科技业最积极投入的领域之一。《新闻周刊》（NewsWeek）科技专栏作家凯文．马尼（Kevin Maney）给了他“物联网之父”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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