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在一个与西藏割舍不断关系的环境里。

　　小时候的记忆，对很多人来说，也许不会存留什么，可是对我来说，很多情境却记忆犹新。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那时候刚进城，北京万寿寺一个大庙改造的幼儿园里就是我幼时的家。我很小的时候就懵懵懂懂地知道，我的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不在北京，我不能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老师说我的爸爸妈妈在西藏，那里是世界的大屋顶。

　　每逢周末，只有两三岁的我看着其他小朋友一个一个都被他们的父母接走了，大大的房间里就剩下我。晚上，我孤零零地一个人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庙堂屋顶上高高的木头椽子，想着爸爸妈妈在的那个“大屋顶”，可能好远，好远，那会是什么样……

　　每次望着高高的屋顶我只是哭，哭到累了，就睡着了。

　　西藏在哪里？我不知道。只知道爸爸妈妈是为了那个叫作“西藏”的地方离开了我们。

　　后来听大人讲，我是大军进藏路上在甘孜降生的第一个新生命时，我才知道我出生在甘孜的一座简陋的藏族土楼里。妈妈生下我才三个月就把我和不满两岁的哥哥托给了别人照管。那时候，我三岁多的姐姐才死去一年。1951年8月，担负财政工作的妈妈随进藏部队去了西藏。可以想象，作为母亲，当时妈妈是多么地纠结，多么地不忍，多么地难呀。但是，作为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的妻子，必须为全军的女同志作出表率，她别无选择。

　　在我懂事后的记忆中，父母亲很少提及已经不在人世的姐姐小难的名字。只是偶然我会发现，妈妈注视我的眼神很特别。当我的眼神与她相遇时，妈妈总会说一句我最不爱听的话，小难怎么长得全是我和你爸爸的优点，你怎么会都是我们的缺点呢？看到我不悦的表情，妈妈总会补上一句，不说这些，不说了。我长大以后，父母就更少提及小难的名字。后来看到妈妈的日记我才知道，姐姐出生在战争年代，妈妈临产时，村庄被敌人包围，她只好躲在老乡的牲口棚里分娩。她在日记里记述道：“瞎灯灭火，冷风习习，举目无亲，一边是驴的叫声，一边是我疼痛欲绝的呻吟声，真是难呀！”爸爸妈妈给姐姐起名“小难”，是要让孩子记住生她之难、带她之难，记住共产党人度过的那些艰难岁月。

　　我从老西藏的叔叔、阿姨那里知道，当年在十八军进军西藏的动员大会上，大家好奇地发现台上有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孩子天真可爱，见大人在台上讲话，也站起来向台下敬礼，翘着小嘴说：“叔叔，阿姨，我给你们唱支歌！”说着就咿咿呀呀唱起来。台下的人都欢喜地鼓起掌。“这是谁家的孩子？”她就是小难——我的姐姐。当官兵们知道这是军长的女儿时，大家都明白了：军长带着女儿到动员大会会场就是要让全军将士知道，我张国华“背女出征”坚决进藏，义无反顾啊！

　　就在大军将行、万事繁忙的时候，警卫员接连报告父亲，小难病了，高烧不退，嘴里不停地叫“爸爸……”催促他赶快去看看。正主持会议的爸爸只说了句“我抽不出身，你们去照顾一下”，会议继续进行。直到晚上爸爸稍得点空，赶紧往医院赶，可爸爸赶到病床前时，等候爸爸的小难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

　　十八军的叔叔阿姨都说，小难是我们十八军进藏第一个牺牲的生命。姐姐幼小生命的离去，是我们家庭的不幸，也是当年这支英雄部队无数家庭的缩影。

　　2001年，八十二岁的母亲病重，我一直守护在她身边。母亲在弥留之际，眼睛一直看着天花板，神志已经有些恍惚，口中断断续续地喊着“小难，小难，我的孩子……”那一刻，守在病床旁的人都痛哭失声。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以为那段痛苦的经历已经从妈妈的记忆中抹去。可是当妈妈用生命的最后一息呼唤着自己早逝的女儿小难的名字时，那一刻，我才真正知道，多少年呀，父母亲把那种痛彻心扉的情感、那种难以割舍的亲情都一直深深埋在了心底。那不仅是妈妈对孩子的呼唤，那是整个进藏大军、整个一代人用理想、信念和生命对“爱”的铭记。

　　由于父母亲常年在西藏工作的原因，从小到大，我从他们和周围人谈论的话题中经常听到“西藏”这个词，经常听到关于西藏的人和事。几十年，这些与西藏有关的人和事，早就变成无数的画面，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很多年里，发现美国没有建军节，只有“退伍军人节”，那是美国传统文化里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一天，精神抖擞的老兵们，身着当年的军装，高举当年的军旗，胸前戴满勋章，昂首挺胸地走上街头参加游行——人群里有坐着轮椅的老军人，由他们的儿孙扶椅而行。场面隆重盛大，充满激情。他们是国家的骄傲，更是家族的骄傲。街道两边无数前来助威的人们，不断向老兵们热烈鼓掌，欢呼致敬，献上鲜花，以表达对他们的热爱。显然，那份发自内心的敬重已融进美国人的血液。一首《老兵不死》的老歌传唱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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