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8月21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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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系
冰点特稿第893期 艾滋病病人的秘密花园
本报记者 黄昉苨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8月21日 12 版）
福燕护士长在恬园 海南一所大学里的500多名青年志愿者在红丝带前点燃蜡烛来纪念“世界艾滋病日”。 恬园工作室墙上的“秘密分享树”背后，藏着许多小信封，里面都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许下的心愿。
改变命运的电话来得毫无预兆。邓仪现在还记得那是2007年初冬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电话那头是一个温和的女声：“您好，我是佑安医院感染科的护士长，我叫福燕，您现在方便接我电话吗？”
听上去不是什么大事。一周前，他曾做过一个艾滋病检测，现在对方希望他“周一去做进一步的复查”。邓仪很轻松地答应了。挂了电话后，才隐约觉出一丝不安。
他上网查找关于艾滋病的信息，一边看，一边感到“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孤独与无助”。
每天早晨，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一科教学护士长福燕都会从志愿者那里接过一些纸片。纸张裁成名片大小，用红蓝色圆珠笔写着若干姓名与联系方式——那是新一批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检测呈阳性者的名单。回到办公室，她就开始一一拨打电话。
2500多名像邓仪一样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从福燕口中得知了他们的患病消息。
怎么让人接受“得了艾滋病”这一现实
福燕圆圆脸，很爱笑，说话和缓淡定，透着股对谁都亲切的劲儿。17年前，她被调进了佑安医院的感染科，那儿其实就是专收治艾滋病病人的病房。那时候领导说，不用几年就能轮岗离开。可是，这么多年过去，福燕一直稳稳地待在这里。
她挺喜欢自己的这份工作：“至少我遇到的这些感染者，他们需要有人用这种方式去帮助他们。”
好多年里，她和一个志愿者团队都在琢磨怎么让人接受“得了艾滋病”这一现实，并自己决定是否开始吃药。
看上去，这忙并不好帮。
“我被告知的那天是星期五，接着就在家打了两天两夜的游戏，不知道饿，也不知道困，对周围什么事都麻木，就觉得一切都完了。”费杰40多岁，看起来身体健壮，有着古铜肤色的他爱好户外运动。回忆起往事，他不无辛酸地咧了下嘴：“游戏升级倒是挺快。”
比他略长几岁、斯文白净的感染者方礼，那时候看不得电视节目里某个刘翔代言的营养品广告。每次不等“有健康，才有未来”的那句广告语说出口，他一定抓过遥控器，狠狠地把电视画面给掐灭。
福燕能想到的最让她无奈的感染者，是个接了电话之后，死活不肯上医院来的民工。几番催促都不见人，她只好在电话里直接问对方：“你现在在哪儿？”
“朝阳公园。”
“那就在那儿等着，我去找你。”
于是她和一个同事打的奔去18公里外的公园，总算见着了人。她这头才舒了一口气，对方还没放下担心呢：“听说艾滋病病人要是去了你们医院，就会被控制起来，再也没有自由了？”
“您看我们的样子，像是来绑您回去的？情况都已经告诉您了，是不是吃药我们也会尊重您的决定。”
她不怕对方对艾滋病有恐惧，只要感染者能把自己怕什么说出来，慢慢来，一个个的问题总能解决。
“有的小伙子一听说阳性，就说‘怎么办，我还要结婚呢’。我再细问他‘准备下个月结婚还是明年结婚’，他说，‘还没有女朋友呢’。那这担心的都是很远的事情，我们只说迫在眉睫的事儿：从现在开始吃药，让医生帮你控制住了病情，以后还是能找对象的。”
事实上，在当前的医疗条件下，艾滋病已经是一种可通过药物控制的慢性病，感染HIV并不一定致命。通过混合数种抗病毒药物的“鸡尾酒疗法”，感染者们体内病毒能够长期被抑制在一种不可检测的水平。如果不发病，感染者们完全可以照常过自己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