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厂长”其实就是在改革开放还没有形成社会风气之前的一只鸭子。现实生活永远大于文学艺术，但不能大得让文学创作知难而退，或躲在远处仰视、漠视，乃至鄙视。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坛，现实题材的创作都不可缺席。
1979年春，《人民文学》编辑部派人来找我约稿。那时距离我的上一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发表已三年，这期间我没有动过再写小说的心思，甚至也不读小说了，因为实在是没有时间。
“文革”后落实政策，让我当了天津重型机器厂锻压车间代理主任，车间有五跨，三万多平方米的厂房，一千多名职工，相当于一个中型企业，但缺少一个独立的中型工厂的诸多自主经营权，千头万绪，哪儿都不对劲。比如有工艺没有材料，好不容易把材料弄来，机器设备又不听使唤。多年来，生产秩序被打乱，规章制度遭到破坏，机器设备不能定期维护，到处都是毛病……等你把设备修好了，人又不给使劲，经历了“文革”，人们心气不一样，说话的味道不一样，仿佛谁看谁都不顺眼，对待工作的态度大不如从前，什么“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等过去已经形成工作习惯的制度全都一风吹了。待你磨破了嘴皮子好不容易把人调度就绪，现行的管理体制不仅不给你加劲，反而处处掣肘，本该由上边撑着的责任却撑不起来……我感到自己天天都像在“救火”，常常要昼夜连轴转，有时连续几天几夜回不了家，身心疲惫。
有一次检查安装质量，我从车间的24米热处理炉上摔下来，瞬间只觉得暖风擦过我的脸，火光在身边一闪而过，跟着就失去了知觉。如果就那样死了，也很惬意，没有一丝恐惧，根本来不及多想。当时处理炉下面有一堆铸钢的炉件，如果摔到那上面，肯定就没有后来的“乔厂长”了，炉件旁边是一堆装过炉件的空稻草袋子，算我命大正掉在那一堆稻草袋子上。即便是那样也摔晕过去了，厂卫生院的医生救了半天没救过来，等救护车拉着我从位于北仓的工厂出发，大约一刻钟后过了北洋桥，我突然醒了，除去头有点疼自觉没什么大事。到总医院检查了一遍，果然无大碍，医生只给开了几粒止疼片，我就跟着陪我的同事乘公交车回到工厂继续干活。
但我还是答应了《人民文学》的编辑，用三天时间写出了《乔厂长上任记》。写完自己的感觉是心里很畅快，几年来积压的所思所虑一泄而出……没想到，这篇小说还真的又惹来麻烦。天津市委机关报突然连续发表了14块版的批判文章，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谣言铺天盖地地压过来。一位老作家，在报纸上发表了声讨我的长文之后，又带着介绍信亲自到工厂查我的老底，看我历史上有没有什么问题……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经受战火的洗礼”吧？经过这样一番揉搓，就是块面团也熟了，心里稍微有点刚性也就成铁了，文学再不是东西也跟它摽上了，即便我不摽它，它也摽着我不放。每见到报纸批判我的文章，当夜一定要写出一个短篇的初稿，到歇班的日子把它誊清寄走。好在这个时候向我约稿的很多，他批他的，我写我的。
在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前一周，中央领导专为《乔厂长上任记》做了批示，市委宣传部的人向我传达并给了我一份批示的电话记录稿。后来在公开发表的《王任重同志在全国文艺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思：“蒋子龙同志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和《后记》我认为写得好，天津市委的一位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乔厂长上任记》有什么缺点错误，我回了他的信。我说，小说里有那么几段话说得不大恰当，修改一下也不难。整个小说是好的，怎么说也是香花，不能说是毒草；说有缺点，那也是有缺点的香花。”
一篇小说竟惊动了这么多人，不可谓不热闹。当然，“乔厂长”还带来了另外一些影响。
《乔厂长上任记》作为小说，自然是一种虚构。任何虚构都有背景，即当时的生活环境和虚构者的心理态势。并不是我要将自己的虚构强加给现实，是现实像鞭子一样在抽打着我的想象力。所以我总觉得“乔厂长”是不请自来的，是他自己找上了我的门。西北一个大型石化公司，内部管理相当混乱，其中一个原因是上级主管部门一位主要领导的亲戚，在公司里横行霸道，群众意见很大。某一天清晨，公司经理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发现面前摊着当年第7期《人民文学》，已经给他翻到了《乔厂长上任记》开篇的那一页，上面压着纸条提醒他读一读此文。他读后召开全公司大会，在会上宣布了整顿公司的决定，包括开除那位顶头上司的亲戚，并举着1979年第7期《人民文学》说：“我这样做是有根据的，这本杂志是中央办的，上面的文章应该也代表中央精神！”我看到这篇报道时几乎被吓出一身冷汗，以后这篇小说果然给我惹了大麻烦。《读书》杂志发表鲁和光的文章，文中有这样的话，他接触过许多工厂的厂长都知道乔光朴，有些厂长甚至当企业管理的教科书在研究，但管理效果并不理想，最后简直无法工作下去，有的甚至被撤职。我真觉得对不起人家，以虚构误导现实，罪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