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十分之一光棍 原因是这样令人震惊
这天，蒙城县辛集镇城西村桔园生产队有3场办事酒，整个村落弥漫着锣鼓和鞭炮声。64岁的何素梅回到家，关上门。
她对儿子张正说，他们喊你去喝酒，我说你有事，你得从后门走。
嗯。张正应完回到他楼上的房间，为了回避父母的逼视，他更愿意独处。
他今年31岁了，单身。在农村，大龄还未婚的男性在道德上是可耻的，那象征着无能、丑陋，或者愚笨。
今年开春，父母命令他一定要把婚事定了，再外出务工。
这天下午，他有一场相亲，对象是一个离异的女人，带着一个6岁的女儿。
被迫失婚
何素梅回过头冲着丈夫抱怨，要是6年前你看紧那女人，咱家也能摆上办事酒了。
6年前，张正当时的妻子刘霞(化名)瞒着张家，独自前往医院堕胎，随后从这个家庭消失了。何素梅得知打掉的是男婴后，昏厥过去。
张刘二人并没有领结婚证，经人介绍见面2周后就办了婚酒。在稳定的熟人社会中，给了彩礼，办了酒宴，双方的亲朋互相见证，就是成婚了。领结婚证只是有孩子后上户口时才显得必要。刘霞出走后，张家几次到刘霞家讨要6万元的彩礼无果，只好作罢。
新婚时的家具和电器被何素梅用塑料袋都包裹了起来，等待新的女主人。每年的年关，何素梅会给所有亲戚打一通电话，为张正寻找相亲机会，春节期间是村里人最齐的时候，错过就又是一年。她一生中撞见的所有困难，都托付在这个熟人网络之上，但张正的婚事在这好像不管用了。
从1月中旬，张正提前返乡进行了第一次相亲，直到3月10日这天，他总共只相过两次亲。现在在农村，未婚的女孩太少了。
桔园有453口人，在20岁到30岁之间的男青年有60人左右，其中未婚的有25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约在40人左右，全部已婚，其中部分外嫁。30岁左右未婚的，包括张正在内有7人，寻找婚配的日子并不好过。
往年春节，桔园总有四五家办喜酒的，去年只有1家，到了今年春节却异常冷清，何素梅说，他们也没一点响动。
农村大龄剩男的婚配越来越难的问题，绝非只发生在安徽蒙城的桔园这一隅。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00年开始，他们的研究所团队就致力于对数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并对全国28个省(区、市)的364个行政村的性别失衡情况进行了田野调查。
2010年，该所的田野调查团队联合发表了《中国的性别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城市化进程推进，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交错进行的背景下，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已出现了整体失衡，性别失衡之后所造成的婚姻挤压现象(注：婚姻挤压是指适婚年龄的男女两性，同期人群中出现的数量不平衡，由此导致部分男性或者女性出现择偶困难的现象)，随着80后这代人步入成年，正在中国的贫困地区逐步凸显，危害也日益显现。
位于安徽西北部蒙城县的农村在这一天异常热闹，他们有一个上千年的传统：男婴出生后，蓄一根小辫，直到6岁的龙抬头这一天，在众人的瞩目和祝福下，一并剪去。主人家要大宴亲朋，以庆贺这个男孩度过了容易夭折的年纪，茁壮成长，当地人叫办事酒。这天，蒙城县辛集镇城西村桔园生产队有3场办事酒，整个村落弥漫着锣鼓和鞭炮声。64岁的何素梅回到家，关上门。她对儿子张正说，他们喊你去喝酒，我说你有事，你得从后门走。嗯。张正应完回到他楼上的房间，为了回避父母的逼视，他更愿意独处。他今年31岁了，单身。在农村，大龄还未婚的男性在道德上是可耻的，那象征着无能、丑陋，或者愚笨。
今年开春，父母命令他一定要把婚事定了，再外出务工。这天下午，他有一场相亲，对象是一个离异的女人，带着一个6岁的女儿。何素梅回过头冲着丈夫抱怨，要是6年前你看紧那女人，咱家也能摆上办事酒了。6年前，张正当时的妻子刘霞(化名)瞒着张家，独自前往医院堕胎，随后从这个家庭消失了。何素梅得知打掉的是男婴后，昏厥过去。张刘二人并没有领结婚证，经人介绍见面2周后就办了婚酒。在稳定的熟人社会中，给了彩礼，办了酒宴，双方的亲朋互相见证，就是成婚了。领结婚证只是有孩子后上户口时才显得必要。刘霞出走后，张家几次到刘霞家讨要6万元的彩礼无果，只好作罢。新婚时的家具和电器被何素梅用塑料袋都包裹了起来，等待新的女主人。
每年的年关，何素梅会给所有亲戚打一通电话，为张正寻找相亲机会，春节期间是村里人最齐的时候，错过就又是一年。她一生中撞见的所有困难，都托付在这个熟人网络之上，但张正的婚事在这好像不管用了。从1月中旬，张正提前返乡进行了第一次相亲，直到3月10日这天，他总共只相过两次亲。现在在农村，未婚的女孩太少了。桔园有453口人，在20岁到30岁之间的男青年有60人左右，其中未婚的有25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约在40人左右，全部已婚，其中部分外嫁。30岁左右未婚的，包括张正在内有7人，寻找婚配的日子并不好过。往年春节，桔园总有四五家办喜酒的，去年只有1家，到了今年春节却异常冷清，何素梅说，他们也没一点响动。
农村大龄剩男的婚配越来越难的问题，绝非只发生在安徽蒙城的桔园这一隅。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00年开始，他们的研究所团队就致力于对数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并对全国28个省(区、市)的364个行政村的性别失衡情况进行了田野调查。2010年，该所的田野调查团队联合发表了《中国的性别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城市化进程推进，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交错进行的背景下，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已出现了整体失衡，性别失衡之后所造成的婚姻挤压现象(注：婚姻挤压是指适婚年龄的男女两性，同期人群中出现的数量不平衡，由此导致部分男性或者女性出现择偶困难的现象)，随着80后这代人步入成年，正在中国的贫困地区逐步凸显，危害也日益显现。研究人员以20世纪80代初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参照，对我国1980年到2010年间出生人口的性别情况进行分析，推算出这30年间，出生的男性为2.9亿，女性为2.54亿，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
姜全保判断认为，从2010年开始，中国还将经历长达几十年的男性婚姻挤压，80后的男性中，将有10%至15%的人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而作为婚姻挤压的最后一级，农村的大龄剩男比重要高得多。在《百村调查》中，一份针对全国28省364个行政村的3318名大龄未婚男性(28岁以上)的问卷显示，每个村的大龄未婚男性平均达到9.03人。他们中间近80%身体健康，没有残疾，属于被迫失婚。张正身材壮硕，中等个子，微卷的头发盖着宽大的额头，双眼皮，鼻梁短而坚，外貌像母亲何素梅，性格像他的父亲，开口说话总要脸红一会，平时沉默寡言，这也是他结婚困难的原因之一。在《百村调查》中，有63.2%的大龄剩男具有沉默寡言的性格。何素梅有点想不明白，我们那代人就喜欢踏实勤快的男子。现在，老实人在社会上混不开了。从大环境而言，成婚困难的原因更为复杂，男女比例失衡是首要原因。1980年秋，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明确提倡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中共十二大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
这与中国农耕文明中儿比女贵多子多福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冲突，严格的人口指标迫使他们把名额和机会尽可能留给男婴。在没有B超前，弃女婴现象曾经很严重。根据姜全保教授等人的研究，1940年前后，中国失踪女婴比例曾达14%。解放以后，妇女地位提高，弃女婴现象减少，1960年至1970年期间，女婴死亡率比较低。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失踪女性的比例又开始稳步上升。
80年代中期，计划生育政策出现了调整，允许农村独女户生二胎，即一孩半政策。二胎成为农民生男孩的最后机会，人为干预更为严重。有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施行一孩半政策的农村地区新生婴儿男女性别比高达124.7。1990年中国的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农业户口的生育妇女如果第一个存活孩子是女孩，那么二孩男女性别比达138，三孩时性别比更高达188;而对于已有一个男孩的，二孩性别比则为101，三孩性别比例为108。据199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1~4岁年龄段的女性死亡率要比男性死亡率高出10%。姜全保教授提醒《中国新闻周刊》，女婴存活率本应高于男婴。直至2000年左右，女婴死亡率开始降低。专家们分析认为，这是因为这时B超技术普及了，借助B超产前选择相对减轻了父母弃毙女婴的道德罪恶感。
也因为如此，男婴出生率大大高于女婴。而在传统观念更为深厚的中西部地区，偏好生育男孩的观念更是坚固。安徽省是中国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传统观念深厚。2005年人口性别比达到了132.2，成为中国出生性别比最高的省份之一。这意味着，安徽省每年有超过有8万名女孩被选择未出生，从全国看，这一数据将超过100万人。以何素梅及她的4个姐妹为例，何素梅与丈夫不识字，是近亲结婚，在两个孩子夭折后，抱养了一对儿女，而后又生了两个女儿，此时已被计生干部盯上，她还是逃到更偏僻的乡下，生下了张正。她的4个姐妹，家家均有偷生被罚款的记录，偷做B超有2人，弃女婴的有1人。姐妹5个家庭，一共育有18个子女，其中抱养了7个，10男8女。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曾一度高于120，远超105的正常值，曾经是全世界出生性别比最高的国家之一。
到了2007年，全国出生性别比已升至125.48，农村出生性别比更高达130.18。而现在，那些出生在性别比最高的年代的人正陆续进入适婚年龄。张正，作为何素梅唯一的亲生儿子，他的娶妻成了这个64岁母亲的最后使命。在男女比例失衡之下，成婚困难的因素就变得多元起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刘利鸽，曾撰写过《婚姻挤压下的中国农村男性》一书。从2008年8月开始，她在相距蒙城不过百余公里的安徽和县4个乡镇下的38个行政村进行了相关的田野调查，1701份问卷的分析结果显示，在娶妻困难主次上，家庭和个人经济排第一，兄弟数量第二，个人身体健康状况第三，年龄第四。从2000年开始，张正就跟着一班亲戚进了广东普宁市流沙镇的纺织厂，手头有了技术，他的月薪达到4500元左右，可这些小作坊式的工厂，几乎没有女工。
每年年底，他将一年的收入交给母亲。他独居的两层小楼，几乎全是靠他挣的钱盖起来的。张家在经济上不算困难，现在，哥哥张勇在屋后另起了三层楼，父母在屋前又建了平房。张正的邻居吴楷，29岁，因为早年丧父，母亲又积劳成疾，不能劳作，家中并没有多少积蓄。尽管他有一门电焊的技术，收入也不错，但结婚也成了难题。兄弟多结婚难的情况在桔园不少见，李小军家因为有三个儿子，最大的已经28岁了，却没有一个说上媳妇，甚至没有人给他们做媒。兄弟多，意味着不能独享男方父母的劳动和家产，在彩礼上也会少一些。张家有两兄弟，这多少影响了张正的婚事。大哥张勇比张正活络许多，能言善道，媳妇也是自己找来的。2007年，大哥张勇结婚，彩礼花了3万元。之后，张家开始给张正物色对象，女孩都厌烦张正沉默寡言，几次相亲都失败了。
到2010年，80后出生的男孩开始步入大龄青年阶段，也是从那时起，农村彩礼突然高涨，两三年间已经涨到了8万左右。张正那年25岁，这个年纪还没结婚让家里有些担忧。这年，何素梅通过远房亲戚介绍，一个丧偶的女人刘霞走进了张家视野，她的丈夫死于车祸，留下一个4岁的女儿。28岁的刘霞颇显年轻，何素梅让张正从广州赶回来相亲，刘霞竟然很快就答应了，但要6万元的彩礼。张家觉得要得多了，但为了尽快结婚，还是答应了。张刘从见面到摆喜酒，不过两周时间。一切都来得有些快，但何素梅松了一口气。结婚当天，刘霞就不愿意与张正同房。没几天，张正要求刘霞一块返厂上班，刘霞不愿意去。3位姐姐坐不住了，第一次冲突后，刘霞不得不去了流沙镇。没几个月，刘霞就以怀孕为由回了蒙城，何素梅和丈夫小心陪伴其左右。
突然一天，刘霞趁何素梅夫妇不在，领着女儿，独自来到医院，做了流产手术。随后，她带着女儿消失了。因为没有结婚证，彩礼也追不回来。2012年，何素梅听说，她嫁了一个蚌埠人，都40岁了，在市里做买卖的。她还是想进城。蒙城县和周边一样，城市化发展比较缓慢。5年前开始了新城区建设，快速扩张的城区正在向桔园挺进，殡仪馆和公交枢纽也新建起来，桔园距离县城不过2公里，从外部看，连排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和城区的差别也不大。可这里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抽水马桶的排泄口直对着马路边的大沟，这条水渠成了生活垃圾和污水的排放沟，村民缓解恶臭的办法，就是将相近窗门紧闭。路边数个旱厕密集陈列，那是村民收集肥料所用。城乡间的差异远不止2公里的距离，轰隆隆的挖掘机正在铺设村后的那条道路，但张正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再等了。何素梅觉得，水泥路是2年前铺的，如果早点建好的话，说不定刘霞不会走。这么拼命地为儿子的婚事操心，何素梅很少问为什么，她靠生肖记年岁，靠节气做农活，按部就班完成她的人生任务，并把这一切规律复制到子女身上。她把这么做的原因归结为一代传一代。她也在这种如节气一样的循环重复中，获得自己生命的价值。她说，孩子就是更年轻的自己。张正不仅在秉性与外貌上与她相似，也是在法理上完成家族延续的任务，并陪伴她终老，这种满足感填补了她由生命衰老和消亡带来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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