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刘慧
公元2011年12月13日，冬日杭州。对已空缺了6年社长之久的西泠印社来说，无疑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在西泠印社第八届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饶宗颐先生当选为西泠印社第7任社长，刘江先生当选执行社长。这一海内外瞩目的百年文人艺术社团再次拥有了自己的掌门人。
西泠印社为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之文人艺术社团，自清光绪三十年创立迄今，已逾百零八年，印灯传焰，延及域外，深为海内外印人所宝重。在当代文化语境下，饶宗颐与刘江，香港与杭州的结缘，尤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湖上金石之约
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杭州是一个小桥流水人家。时至今日，香江之水，西湖之漪，却篆刻成一枚永恒的印章，深深镌刻在西泠印社108年的历史瞬间。
于冬日，跟随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再次重返孤山，往事仿佛历历在目：1904年的西子湖畔——清朝末期，社会动荡，4位穿着长衫、戴着瓜皮帽、整天之乎者也的老先生，在孤山建起了西泠印社。
“西泠印社成立之奇妙，可以说是一个谜；西泠印社创始人的4人组合，也堪称绝配。”陈振濂解释，现在比较顺的叫法是丁、王、叶、吴。
第一位丁仁，是杭郡乡绅，家里是以实业起家的大家豪族。丁仁的祖父做了生意，赚了钱，但兴趣爱好却在人文金石。丁家祖上的藏书楼叫做“八千卷楼”。现在关于杭州老城最为详细和权威的文献《武林坊巷志》，就是丁家编的。可以说，丁家的地域文化的掌控力和影响是无与伦比的。
第二位是王福庵，祖上是翰林。但他与丁氏不一样，他痴迷于篆刻，西泠印社不能没有篆刻的专家，因为它是印社。王福庵是开宗立派的巨匠。有这样一位专业人士，西泠印社的艺术地位就树立起来了。他代表了专业形象。
第三位、第四位是叶铭和吴隐，他们原来是学碑刻的工匠。叶铭虽然身份一般，但当时在西泠印社他承担了管家的角色，我们可以把他看成是西泠印社的守护神。而吴隐则是一位极有经济头脑的人，西泠印社一成立，他就去上海开拓业务。杭州西泠印社成立不到几个月，他在上海开西泠印社的分店，然后出版印谱做印泥，赚了钱回来建设孤山。我们现在看到孤山上有很多建筑，以前都是没有的，吴隐用从上海赚来的钱在孤山上盖房子，又提供很多雅集的活动经费，可以说，他是西泠印社的财神爷。
陈振濂笑言：一个是地方乡绅，有根基，一个是篆刻大师，一个是守护神，一个是财神爷，这4个人成立西泠印社，堪称是绝配，少任何一个角色都不行。而且4个人关系还非常好，4个人本来都有能力当社长，但他们互相约定，要让西泠印社成为一个人文荟萃之地，成为全国的西泠，世界的西泠，他们谁都不居首，齐心协力，又请出了在上海的吴昌硕当社长。吴昌硕于1927年去世之后，四君子中除了吴隐先于1922年谢世外，丁、王、叶三公均在，但他们似乎也是有成约在先，皆不肯继任社长，而不得不等到1948年再邀请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出任社长。
“这一时期，西泠印社社长缺位长达21年，除去抗日战争的8年印社本身处于停滞状态，至少也有十几年未有社长。”陈振濂解释，这十几年间，论名望则丁仁，论篆刻影响则王福庵，论实务则叶铭，本来也皆可以继任社长，却还是一致谦避逊让，宁愿社长空缺而社务活动照常。像这样的“非常规思考”，既反映了创社四君子的高风亮节，同时又包含了某种特定的思考内容——印社之长，并非懂印即可？
数数看，丁仁有《西泠八家印选》，王福庵平生刻印数以万计，有开宗立派之功，叶铭有《广印人传》。西泠印社的4位创始人都是篆刻界的精英，论印社资历均够，但似乎他们最初就有一种约定，西泠的社长必须是诗、书、画、印兼长者方可当任。
令人尤为感动的是，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的文化人，始终坚守住了自己的底线——抗战时期，西泠印社这些貌不惊人、不无迂阔的穿长衫文人却饶有风骨。杭州沦陷后，当时丁、王、叶都到上海租界去了（吴隐已经去世），西泠印社的所有活动被迫停止，临时雇了父子二人维护孤山。丁、王、叶在上海度日艰难，但他们还是省出钱来，每个月定期寄到杭州，支付杭州一老一少两位的工资，整整坚持了8年。
1949年，丁仁病危，对吴隐的儿子吴振平还有王福庵说，应该把西泠印社交给政府，王福庵、吴振平专程到杭州，把所有的账本、财产、契约全部交给军管会，只提一个要求，就是保存“西泠印社”的名字不要换。
饶宗颐著作。
俊彦名士荟萃
西泠掌门人，幽兰满庭香……西泠印社有一部让中国所有社团为之羡慕的社史。
秉着严谨治社的原则，创社后10年左右未立社长。1913年，在纪念建社10周年的盛会上，众人公推一代大师吴昌硕为第一任社长。一时间，金石篆刻、书画、鉴赏、考古、文学大家联袂入社，就连远隔重洋的日本名家也渡海前来参加。随着最早一批海外社员河井荃庐与长尾甲的加盟，西泠印社声名远扬。
随后的百年风雨，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和启功相继担任社长，无一不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极盛之时，海内外社员济济一堂，至少每年春秋两度雅集，逢五、逢十之年更是举行隆重的庆典，仅两度因战事而稍停。
百年名社，这执掌者尤其为众瞩目。据称，西泠的社长应该同时是学术泰斗，艺术大师，文化名人，必须要有社会影响。像沙孟海、赵朴初和启功，他们的影响显然远远超出了书法篆刻界。这样的人来当社长，才反映出西泠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仅以印章为业的社团组织。
然而，西泠印社社长位置曾经几度空缺——在创社之初、吴昌硕出任第一任社长之前，就有9年空缺；而吴昌硕去世之后，它又曾空缺长达21年；马衡、张宗祥任后也均有较长时间的社长位置空缺。2005年，从启功先生去世之后，它又空缺了6年之久。
从1913年吴昌硕担任社长，到1927年故世的15年间，正逢民国初年社会变革、军阀混战的动荡时期。但回视偏居孤山一隅的西泠印社，恰恰是基本建设规模速度最快的时期，兴土木，建亭阁，凿岭开道，植竹布梅，大致成型——西泠印社层峦叠翠，错落有致，尤其在亭阁间、摩崖上，文人墨客，题记作联，别有风韵。
1927年夏天，84岁的吴昌硕最后一次来西泠印社，在观乐楼小住。他看到规模初具的西泠印社园林，尚觉得美中不足，便对主持社址建设工程的叶铭说：最好有个后山门，有路通到里西湖，既方便游人进出，也能体现西泠印社的儒雅大气。于是，印社成员便在杂树丛生的山坡上，披荆斩棘，开辟了后门通道和石坊，西泠印社的外部形象为之一变。从而使西泠印社在不足六亩的地盘上，成长壮大，光艳照人，声名远播。
现如今立在孤山上的《三老讳字忌日碑》是江南仅存的汉碑，当时要被转手外域，吴昌硕就发动上海的
画家
募捐，用8000块银洋把它赎了回来。从这些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出，西泠印社的第一代虽然说不上合拍于时代风云变幻，但合拍于文化传承，合拍于文化的保存。
自1947至1951年初夏，西泠印社虽历经战争的硝烟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环境整治，但有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领衔，有印社同仁的相互信任与默契，社中的春秋雅集、艺术创作仍艰难地维持了下来。
翰墨当随时代，复社众望所归。1963年秋，来自全国各地的篆刻家、书画家齐聚孤山，济济一堂，共庆西泠印社成立60周年。此举标志着社长张宗祥带领着西泠印社从此走上新生，重新回到“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原有定义上来。
“重塑西泠，沙孟海先生功不可没。”陈振濂说，正是因为沙孟海社长在篆刻发展史、印学理论、篆刻创作技法、历代篆刻名家研究以及金石文字、书画理论、文物鉴赏等领域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为后人积累了一批宝贵印学史料，使西泠印社国际印学研究的中心地位愈加巩固。
漫步西泠桥畔，执行社长刘江指着掩映于绿树浓荫中的那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说，这幢中西合璧的中国印学博物馆就是由西泠印社筹建的我国第一座集文献
收藏
、文物展示、学术交流于一体的印学专业博物馆。那是1997年，西泠印社筹建中国印学博物馆时，刘江先生倡议，赵朴初社长亲自出面争取，遂使中国印学博物馆兴建落成孤山，如今，当我们站在中国印学博物馆的大门前，睹物思人，可以说没有赵朴初社长的鼎力相助，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印学博物馆。
转眼间，到了2005年夏，启功社长驾鹤西去。但西泠印社以“印学是本”理念提出的新百年奋斗目标至今未变：进一步发挥和整合学术资源优势，保持和提高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水准，凝聚“高精尖”人才队伍，全力建设“名家之社”、“天下之社”、“博雅之社”的中长期发展蓝图不变。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由启功社长题写的“百年名社，千秋印学”巨石碑刻置放在印社石坊前，如一盏明灯，指引后人不断攀登印学的高峰。
百年印社流芳
迎着寒风，登高望远，放眼西子湖，顿觉孤山真是“面面有情，环水抱山山抱水；心心相印，因人传地地传人”。四照阁这副当年创社人之一叶铭撰写的对联，似乎最能代表西泠印社的人文意蕴，也最能代表西泠人当下的心境——西泠印社作为唯一一个具有孤高气质的组织，在承当一项存亡继绝的事业：重振金石学，提倡诗、书、画、印综合。它因此也成为中国传统艺术界的一座“孤山”。
风，不时撩起陈振濂脖上的红围巾，给远去的西泠岁月增添一抹希望。“众所周知，西泠印社成立于清代末年，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社会混乱，并且正是西学涌入中国的时候。”在今天人看来，当时的4位创社者完全出于一种非功利的目的，创立西泠印社，来关心这些当时被看作是迂阔陈旧的金石篆刻。在那时，他们的信仰与价值观完全是与时尚格格不入的，他们醉心做的是一种别人看来十分抱残守缺的宏大事业。
“但我觉得这种精神非常可贵，这就是一种守望孤山的精神。”暖阳透过四照阁，打在陈振濂脸上，他有些激动：这些为当时大多数人所不理解、甚至是弃若敝屐的事物，在前贤们看来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他们不惜一切地去承传并且全身心地去保存它。正是因为从创社四君子开始到历代印社中坚们都认为，西泠印社应该具有文化意义，应该体现出文化高度，于是才有了这7位社长产生的必然性。以此视西泠印社之不同于一般印社的自我定位，或以此视西泠印社能持续百年不衰的“秘诀”，则定位于文化——以印学为“技”，以文化为“道”，追求以印学为出发点而介入社会大文化，亦即是“技进乎道”，西泠有此，夫复何求？
毋容置疑，今天西泠人最终选择饶宗颐先生，就像当初4位创社人最初坚守的那个约定——因为饶宗颐能成为西泠的一个历史定位，成为当下西泠的又一个新标杆。
从清末民初办美术学院开始，兼通书、画、篆刻综合型的人才越来越少。现在，学中国画的不解翰札，学书法的不事丹青，刻印的可能就不懂书法和绘画，他们大多数又都不懂中国古典文学。几年前，西泠曾经举办过这样一项比赛：如果一个参赛者的书、画、印同时进入优秀奖行列，他就有可能获得吴昌硕奖。结果，这个奖最终宣告空缺——诗、书、画、印兼通的人才在社会上很少，有综合创造力的更少，这是现代分科教育制度下的一种结果。并且，这种情形如今越来越严重，兼通型综合型人才，目前包括高校、社团，都很难来完成培养。西泠印社不直接培养人才，但它在倡导这样一种理念，来引导艺术人才往这个方向发展。
在这样的情形下，新社长饶宗颐的继任，他的无与伦比的博学与精深，无疑为百年西泠注入了新活力——一个大气开放、海纳百川、包容兼收、放眼世界的西泠印社。
饶宗颐的文化世界具有自信、自足、圆融、和谐的特点。在他的世界里，东方与西方没有鸿沟，古代与现代没有裂罅。在21世纪的“东学西渐”史中，饶宗颐是开风气的宗师，学术界称他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
西泠之在杭州，是杭州人的福气；饶宗颐之于西泠，是西泠人的骄傲。饶宗颐继任西泠印社第7任社长，是西泠印社420位同人的众望所归。
慢慢地，让我们共同展开时任杭州市委书记黄坤明这封真诚恳切的致函吧，或许可以感受到江南才学之士与西湖为邻的特殊气息与情致——
……
久闻饶公学域广博、创辟多方，更兼才情丰茂，举凡诗、书、琴、画，均卓有建树，海内学界艺林，共所宗仰。若以先生之博学多才、雅人深致，出任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诚可谓名至而实归，匪特印之荣光，亦为吾杭州斯文盛事。
……
今日之西泠印社，为杭州文化事业之重要组成。湖山灵秀，代挻鸿硕，清缘雅谊，金石切磋。吾辈久慕饶公大名，时怀渴想，特此专函，敬邀先生出任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恳望先生首肯。若得闲暇，亦请先生移步湖上一游，于湖山明远、水色空濛间，与西泠同人共赏金石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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