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著名思想家康有为，穷极一生都致力于社会改革，光绪二十一年（1895），与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合称“康梁”，享有盛名。然而，当时与后世对其的评价则毁誉参半，褒之者以其倡导维新运动、领导戊戌变法，称他是改革家；贬之者因其尊孔复古、拥立溥仪登基，斥其为保皇党。
康有为自幼聪颖，有“神童”之称，碑学帖学修养深厚。自述11岁时“先祖始教以临《乐毅论》及欧赵书，课之颇严”，后遍临历代名碑，喜作擘窠大字，深受《石门铭》《爨龙颜》《经石峪》《六十人造像》《云峰山石刻》等影响。
早年楷书法度谨严，虽无个性，但运笔不苟，长短合度，轻重中衡。晚年研习篆书，得力于邓石如、张裕钊颇多。50余岁犹上下求索，稽考书体之变，博取众家之长，突破前人藩篱，曾在一书法长卷中题跋：“千年来，无人能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篆隶钟鼎哉！吾不自量，欲孕南帖、胎北碑、熔汉隶、陶钟鼎，合一炉而冶之。”遂以“上通篆分而知其源，中用隶意以厚其气，旁涉行草以得其变，下观诸碑以备其法，流观汉瓦晋砖而得其奇，浸而淫之，酿而酝之，神而明之”，并以“欲兼诸美”的艺术追求，感受时代精神，鼓吹雄浑书风，提出尊碑抑帖、崇魏卑唐的书学主张，力扫清末书法的柔靡之风，以及帖学一统天下的格局，纳碑于帖，入碑化帖，兼融古今，开创了“千年未有之新体”——康体，锋芒毕露，别开生面，独成一家，自成一体，将清代碑学再度推向高潮，成为一时翘楚。
在书法理论和实践上，康有为标榜气格，入古出新，食古能化，古而不旧。书论专著《广艺舟双楫》，成书于光绪十五年（1889），计27篇，体例严整，论述广泛，总结碑学，全面系统，对书法变革和碑学兴盛意义深远。
书法创作则以简驭繁，体阔势宽，除尽小巧，雄健豪放。好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多圆，长撇大捺，粗茁厚实。因起笔无尖锋，收笔无缺锋挫锋，笔法单一，提按不明，缺少变化，滥用飞白，讥之者认为虚张声势，“像一条翻滚的烂草绳”。殊不知，康氏书法注重体势，力倡圆笔，间架结构，纵横取势，横势为主，直中见曲，逆笔藏锋，迟送涩进，恢弘宽博，峻拔奇逸；字与字之间，多断而不连，运笔时迅起急收，转折处提笔暗过，任情恣性，随意放纵，意态飘逸，全以神行，笑傲书坛，辉映古今。
康有为的书法以对联最为精彩，磅礴浑穆。“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联，取法《石门铭》，行草中糅合魏碑圆笔隶意，结构内紧外逸，体态开张圆劲，长短俯仰，欹正相生，工拙互见，浑厚凝炼中含金石气息，古朴率真中见生涩气势，险峻舒朗中寓高远气象，气韵贯通，富于阳刚之美、奇宕之气。（周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