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xiaoxinshengdai6）
在12.3的劳工维权者抓捕中，虽然只有朱小梅一位女性，但这次的抓捕，却会给广大女工带来极为严重的影响——
工人表诉求 央视“感意外”
在新华社和央视对劳工维权的抹黑新闻中，提到了番禺“打工族”的成功案例之一——利得工人维权。
在央视的采访画面中，出现了利得厂管理层的逆光相，他说“番禺‘打工族’专门让工人提出一些不可能满足的诉求”。然后央视的旁白说:
鞋厂对于工人突然提出要缴纳社保的诉求，感到非常意外。尽管工厂老板觉得工人们部分的诉求（当时利得工人的诉求包括：要求搬厂补偿、补缴社保、补发多年拖欠的加班费及高温津贴）并不合理，但为了尽快恢复生产，还是决定，除了补缴社保外，对于工人其他的诉求，打包进行补偿，按工龄，每人每年补发500元。但公告一贴出，工人们马上爆发第二次罢工。这次罢工，工人们又提出补买公积金等新的要求。
（央视未审先判及抹黑预告片截图）
央视的这一段旁白，真是听得我心都在滴血流泪！
工厂不买社保，工龄补偿没有按照法律标准一年一个月平均工资来补偿，工人加班没有加班费，没有高温津贴，没有住房公积金，央视你都没有！没有！没有！任何的批评！反而只平白地说一句“尽管工厂老板觉得工人们部分诉求并不合理”。
工人的诉求都是按照我国最高权力机关人大代表制定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来提出的。然而现在央视在帮工厂老板说这些法律内容并不合理，到底是谁站在了国家的对立面？！
罢工争社保 女工占多数
央视说利得是一个有3000人左右的工厂。在这3000人里面，7成以上是女工。像利得这样，大量的女工要求补缴社保的情况，近几年在珠三角并不罕见——
2013年，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100多名护工以及保安在打工族的帮助下开始92天的集体维权行动，要求医院就社保、劳务派遣等问题进行集体谈判，其中女护工80多名（当时孟晗正是其中的保安之一，这次维权中他含冤进入看守所近一年，这次经历居然成了央视新华社新闻中孟晗的犯罪记录！）。
2014年，200多名广州大学城环卫工在打工族的协助下，就清洁公司更换的问题上要求补偿金和社保、公积金，其中女环卫工占8成以上。
2014年，广州军区医院近80名护工、清洁工在打工族的协助下开展集体维权，要求医院及派遣公司补缴她们的社保，这批工友基本上都是女工。
此外，还有2015年新生鞋厂的维权，也是大量的女工要求补缴社保。
（2014年大学城环卫工罢工现场，工友互相加油打气。作者｜郑楚然）
对打工族的案例在这里不一一复述，大家可以到他们的微博（@广东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中查看。虽然由于打工族并没有十分强的性别意识，导致每次的集体维权都没能清晰地显示出性别比例，但大家依然可以通过谈判代表的性别比例，看出大致的状况。
如果除开曾飞洋、朱小梅、孟晗、彭家勇、邓小明等人接触过的集体案件，更广泛地看珠三角近年的罢工状况的话，那“争取社保女工占大比例”，绝对是近年珠三角工人罢工状况中的常态。
政府与资本共谋剥削 女工诉求打脸
补缴社保，困难重重。
以广州军区医院为例，2011年，该医院的一位女清洁工开始打官司要求补缴社保，结果官司打了3年，才最终补缴成功；而2014年，该医院的80多名女工以集体维权的方式要求补缴社保，最后虽然社保补上去了，但工友们如今却发现她们虽然按广州的标准补缴了社保，但由于政策原因，很可能只能按老家的标准享受养老待遇（详见新生代网站文章《社保补足15年，却不能在工作地退休？》）。而在深圳，甚至有着社保只能补缴两年的官方潜规则。
工人要求补缴社保，打工族协助工人补缴社保，不单单是触动了厂方的利益；社保中的养老保险，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重大财政难题。
女工们要求补缴社保的诉求，已经不单单是劳资层面上的问题，女工们的诉求或许已经是在挑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薄弱的一环。
底端服务业多被女工承包
要求补缴社保，为何多是女工？首先这是由人口基数决定的，以深圳为例：
南都网2013年文章《“厂妹”难招“厂姐”也行》采访了当时的深圳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副主任米国琛，他说：在十几年前的深圳，深圳工厂男女比例大概1：9，厂妹是流水线上的主力。
到了2012年，深圳的新生代农民工男女比例趋于平衡，但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翟玉娟认为：对于普工等低技能岗位，企业更倾向于招女工。
简而言之，现在的企业工厂中，以及很大一部分的服务性行业（例如环卫清洁），最底层的工作岗位大部分都是女工，而且她们的晋升机会微乎其微（服装、制鞋、电子等行业女工比例极高，而机械、五金等行业中则男工较多，但总体女工数量明显较大）。
（《The Real Toy Story》 作者｜Michael Wolf）
在养老保险的法律问题上，深圳市从1987年允许非户籍人口可以参加养老保险（广州是1998年）。2008年《重庆晚报》新闻《珠三角农民工辞工退保成潮》称，（深圳市）15年后能够享受养老待遇的仅有100多人。
尤为严重的是，如果从1987年开始计算，到现在已经28年。如果假设一位18岁的年轻女工（现在不少深圳工厂的招工限制是18~24岁，性别女性）在1987年到深圳打工，现在她已经46岁了，而深圳的打工潮在上世纪80年代中已经出现，这意味着那些第一批到深圳打工的“厂妹”正在或已经面临50岁退休问题。
这就解释了为何这近年来有如此多的女工要求补缴社保，因为：
第一批出外打工的女工已经到了或快到退休年龄，却发现无法享受退休待遇！
社会保障缺位 家庭地位不等 女工养老堪忧
相比于男工，社保对于女工来说具有更大的保护意义！
这并不是说社保在法律层面有着对女性状况的充分考虑，现行跟社保相关的法律对女工更加有利。而是，对于中国的女工来说，她们即使是离开家庭来到城市打工，但家庭父权的压迫并没有消除。
一个女工（特别是在80年代出来的女工）在结婚前，挣回来的钱极有可能需要供养家里开支，这其中包括长辈的生活，或者弟妹的生活、学习费用；而婚后则需要与丈夫共同存钱，回老家盖房，女工极有可能并不拥有对房子的产权；生孩子以后，那基本上大部分的工资就是花在孩子身上了，如果想要孩子到城市与自己一起生活，那样的话花费更是巨大。
所以，可以想象的是，当一个普通的一线女工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她个人很难有足够的个人积蓄，可以在继续工作的情况下继续养活自己——房子是丈夫的，生儿养老本身就是个笑话。
一个女工一生所挣得的工资，是资本剥削后所剩下的，而这剩下的一点工资，还需要近乎无偿地奉献给父亲的家庭、丈夫的家庭、以及被视为为丈夫开枝散叶的孩子（及他们的家庭），这样一个明显是以父权为中心的财产所有制度，使得女工的养老问题要比男工更加严峻。
一个女工要是无法享受养老待遇，那可以依靠的就只有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但这种家庭模式，与父权财产所有制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大部分的生活风险压在女工身上，把（虽然总量不多的）财产集中在男性上，造成了女工在家庭中弱势地位，以及她们更难承受家庭破裂所带来的风险。从而使女工不得不更多地依附家庭，忍让父权在现实生活中对妇女的种种蛮横。
（清末珠三角地区的“自梳女”现在被看作是“反抗专制家庭”的范例：不满婚姻、家庭制度对妇女的压迫，从而将头发梳起，决意终身不嫁，靠打工争取经济独立。逃过了父权却不尽然能避开劳资剥削，在重重压迫下生存的中国女工，需要更切实和必须的保障。）
担忧：大龄女工无法退休养老只能重靠父权制家庭 或致农村妇女自杀率回升
在中国，农村妇女是自杀率最高的人群。在2014年香港大学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中国35岁以下的农村女性自杀率减少了90%。
但这一结果并不是因为中国采取更多的措施对农村妇女进行心理辅导，报告认为这最主要中国社会结构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也就是说，大量的农村妇女选择到城市打工，在数字上大大降低了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率，而并非农村环境的改善。
但随着大量的女工达到退休年龄，却无法退休，只能选择回老家依靠家庭养老模式，忍受父权的压迫且毫无任何社会机制的救助。这样的话，之前的农村问题没有改变，重新回到农村的妇女又要面对新的问题，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会否重新升高？
虽然社保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妇女问题，但它的确是让女工能有基本的独立生活的保障。如果从这个角度看，12.3被抓的劳工权益人士，他们不单单是帮助女工获取经济利益，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协助女工们保障她们的经济独立权，使她们在面对父权压迫时，能够多添一份底气与自信！
原文标题：
《从性别视角看劳工维权者被抓捕》
责编｜豆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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