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杨作为国家级运动员，在世界体育大赛上屡屡为国争光，先后获得三枚奥运冠军金牌（其中一枚为中国男子游泳奥运首金），并打破15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在微博坐拥3300万粉丝，2017年中国体育报业总社、新浪体育网“2017年度中国运动员传播影响力榜”排名第一，代言多家著名品牌，从其体育竞赛成绩与大众影响力方面而言，可谓是明星运动员的模范。
2018年9月4日晚，孙杨及其母亲在采样过程中，对三位检测人员中的陪护员（DCA）的身份产生了怀疑，认为其仅出示身份证而无其他授权文件，因此拒绝其参与采集尿液，但同意并配合采集了血液。
二审输赢的命门之一在于如何理解ISTI第5.3.3条对于检测人员授权文件的形式要求。客观来讲，ISTI第5.3.3条规则英文文字本身确有不同含义，否则也不会出现DP三位仲裁员与CAS三位仲裁员对规则含义截然相反的理解。
一审是由国际泳联（FINA）内部的兴奋剂法庭（DP）审理，原告为国际泳联，被告为孙杨。作为国际泳联的内部下属法庭，能够狠打国际泳联的脸，判国际泳联败诉，孙杨胜诉，一审法庭的独立性没有受到国内大众的质疑。但显然，二审孙杨团队没有完全吃透一审裁决书。
2020年2月28日，国际体育仲裁院通过新闻稿形式发布孙杨案裁决结果，裁定孙杨禁赛八年，从而宣告纷纷扬扬长达两年半的孙杨案基本划上句号[i]。
一 在对国际体育运动规则吃不准时，应该打电话给谁？
对于队医、体育官员以及中国体育的其他从业人员而言，同样应该反思，是否应该加强国际体育运动规则的学习与培训，因为唯有准确理解规则，才谈得上利用规则，提高体育竞赛成绩并在争议中立于不败之地。
WADA在一审及二审均主张根据该条规定，“采样人员”作为一个整体，只需要现场向运动员出示一张由检测机构（FINA）向采样机构（IDTM）发出的授权文件即可。2018年9月4日晚，检查官（DCO）确实向孙杨出示了（1）一份FINA签发给IDTM的2018年年度样品采集授权书，（2）一张IDTM检查官工作卡和（3）DCO自身的身份证。WADA认为这就够了，DCA和BCA不再需要单独的授权书。
DP的长篇大论在此不再展开，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孙杨反兴奋剂上诉案：9月国际体育仲裁院全盘重审，将如何裁定？》一文[ii]。重点是，在二审直播庭审过程中，我们看不到孙杨一方对ISTI第5.3.3条展开阐述，哪怕是重复DP仲裁庭的13页论证？
二 孙杨在二审中没有坚持一审仲裁庭对其有利的规则阐述
随后，出于对检测人员授权的怀疑，孙杨打电话给队医巴震寻求帮助，巴医生又打电话给浙江省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韩照歧，孙杨母亲打电话给中国游泳队领队程浩，得到的反馈是他们认为三位检测人员中的陪护员和采血助理（BCA）没有携带合格的授权文件，不符合规则要求，因此其不具备资质参与检测，孙杨应予拒绝。
队医、浙江省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和中国游泳队领队所讨论的“规则”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制定的《WADA检测和调查国际标准》（ISTI）。ISTI是一份共计126页的复杂的英文文件，至今未见中译文，孙杨在对ISTI吃不准的情况下，打电话给队医、中国反兴奋剂官员、中国游泳队领导，应该说并无不当，但遗憾的是，这些场外队员，对ISTI规则的理解过于自信了。
明星运动员应当吸取的第一个教训是，不要过份相信队医与体育官员对于专业规则的理解，而应该考虑在关键时刻把电话打给你的体育法律师。
但如此成功的明星运动员，显然没有掌握国际体育运动规则与国际体育仲裁的应对之策，从而导致失利。就事论事，明星运动员们能够从中学到哪些经验教训呢？
在一审中，DP三位仲裁员用了整整13页的篇幅，来论证应该如何正确理解ISTI第5.3.3条的确切含义，并最终得出结论，认为WADA的前述理解是错的，而孙杨方的理解是对的，即光有FINA授权IDTM作为样品采集机构的授权书是不够的，还要同时出具IDTM授予每位检测人员（尤其是DCA和BCA）的授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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