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试图重新思考宗教、世俗主义与自由民主制之间的历史、理论以及实践关系。笔者在阐明这种关系时，简要谈及了当代三个伊斯兰国家——伊朗、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这种探讨引出了笔者所试图阐明的核心问题：作为现代政体的自由民主制，需要某种形式的世俗主义以维持自身，但是当前伊斯兰民主派所能利用的智识、政治以及文化照片都带有宗教性质。在很多社会学家看来，这是伊斯兰民主的悖论。在本书的前几章解释了这一悖论，笔者试图对社会科学中一个习焉不察、未经审视的假设提出挑战，这一假设认为宗教政治（religiouspolitics）与民主化、自由化无法兼容。我提出了三点理由来反驳这种假说。
首先，在伊斯兰社会，宗教信仰是身份的首要标志，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伊斯兰社会的自由民主道路，不论作何解释都绕不开宗教政治。尽管当今的社会科学理论，倾向于贬低宗教与自由民主制的关系。但是，如果用历史的眼光（特别是借用费尔南·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概念）审视欧洲的自由民主历程，我们便会发现在宗教政治在争取自由民主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深刻地理解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克服历史健忘症。
其次，笔者同样坚信，自由民主制需要某种形式的世俗主义，不过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任何宗教传统并不是与生俱来就有自由、民主或世俗化倾向；这类价值观往往是由社会建构出来的。第二，问题的关节点在于如何争取到世俗主义并将其本土化。从长远角度看，世俗主义若要存活并且成为自由民主制的一项关键性政治原则，它必须能够从所在的社会发掘出强有力的智识根基。在这一背景下，宗教团体在推进自由民主进程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换言之，他们必须发展出既能够为自由民主制所需，又能与其自身政治神学相兼容的世俗主义政治理论。
再次，我认为自由民主制可以与诸多类型的世俗主义相容。当代的民主理论对不同类型的世俗主义，对自由民主制下宗教团体和国家制度的准确关系以及共存的因素阐述不足，如何界定世俗主义对我们理解这一主题大有裨益。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要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要有理论空间和灵活性。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对政治世俗主义和自由民主制的关系进行批判性的再审视，而且这种批判研究要植根于历史、比较政治学、比较宗教学以及政治社会学。考虑到当今伊斯兰世界，宗教性政党和参与者的突出表现，为了发展出一种面向伊斯兰社会的民主理论，这种再审视尤为重要。
最后，我认为宗教改革和自由民主制的发展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尽管前者通常推进后者，事实上二者互相交织、彼此关联。在一个非自由、不民主的宗教政治教义主导下的社会，宗教观念的改革与民主化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理解这一点很有必要。笔者还提出，政治发展并不要求宗教私人化或者在公共领域中边缘化，不过宗教团体若要为民主的巩固做出持续贡献，就有必要对宗教观念作出新解释，以兼顾个体权利并且提供正当政治权威所需的道德基础。简言之，宗教团体可以通过对教义的革新，为民主发展作出贡献。笔者还从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历史发展以及当今伊斯兰世界的新趋势中找到了证据，以支持这一论断。
总而言之，我认为民主理论家需要对宗教在社会建设、推动自由民主制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再审视。为此，需要对世俗主义的概念进行再思考，这一点就伊斯兰民主的发展而言，尤为重要。
第一章为我们思考这一主题提供了相关的理论、历史背景。我提出了三个独立并且相关的论断。首先，自由政治哲学家和现代化理论家通常以一种非历史的方式（ahistoricalterms）论及宗教和自由民主制的关系。自由哲学家已经忘记宗教辩论通常是现代公共领域兴起的先决条件，随后的时间里，在许多自由民主国家中，宗教在政治中的地位成为公共辩论的主要话题。尤为重要的是，自由政治理论家并不关心新兴的民主国家如何通过民主协商、谈判以确立宗教和政府的正式关系。
发展理论（Developmenttheory）一开始就存在欧洲中心论和世俗偏见，不论是主流的现代化理论还是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依附理论都有这一问题。回顾历史，这一问题部分源于人们对马克思、韦伯这类欧洲大思想家的过度依赖。部分源于20世纪初期欧洲的高级文化（highculture）已经完全世俗化，于是乎，对宗教和政治发展的讨论不再是发展理论的核心关切点。
如果人们试图从欧洲历史中寻求启示，他们应该讲目光投向17世纪的欧洲，当时宗教在公共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许多哲学家（诸如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等）用大篇幅的文章讨论所在社会面临的神学—政治问题。欧洲的这段历史对于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宗教仍然是身份首要标志的国家很有借鉴意义。
第二个论断事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我认为政治伊斯兰（politicalIslam）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社会现象，远不是社会学家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在这里我所关注的是政治伊斯兰的主流，而不是伊斯兰光谱中的极端团体（诸如本拉登、塔利班以及基地组织）。
我表明，激进宗教政治之所以在伊斯兰世界兴起，很大程度与其社会背景有关：迅速的现代化和社会动荡以及与之相随的旧宗教和旧式政治秩序的崩溃和转型。（欧洲）历史表明，在这种时期，人们的焦虑和心理上的不确定感通常会释放，进而产生一种有着广大群众基础的宗教运动，特别是在社会崩溃和社会重建的这段时期，这种激进思潮尤其深得民心。等到社会恢复稳定，宗教激进分子的意识形态会让位于一种更为自由的意识形态。从迈克尔·沃尔泽的《圣徒的革命》中，我们可以发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英国清教主义存在着相似性。通过运用社会学和历史学解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不是单单聚焦于它的教义内容上，我们会发现激进的宗教抗议运动，长远看来与民主化有着重要联系。
第二章探讨的主题是约翰·洛克的政治神学。我们之所以特意选定洛克，缘于他为现代的自由民主概念做出了突出贡献并由此享有盛誉。不过，当代学者研讨洛克思想时，似乎不太留意其政治哲学中的宗教基础（religiousunderpinnings）和民主化之间的关系。通过考察这些宗教基础，我们会发现，洛克对与政府相关的宗教观念所做的重新解释，以及较之于那些更为保守的评论家，他对圣经中“相互冲突的经文”做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这些努力对于构建一种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至关重要，正是这一理论为我们现代人理解自由民主奠定了基础。与洛克相似，在一个宗教势力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伊朗的改革派知识分子正在运用相同的策略推动宗教改革，重塑政治规范。在文中我展示了面对基督教、伊斯兰世界的信徒，如何阐释一种准自由民主的观念。
第三章着力探讨世俗主义与自由民主制的关系。我认为，世俗主义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它有着诸多不同解释。从政治上讲，世俗主义建议政治与宗教保持某种形式的分离，按照这种解释，它可以引申出不止一种与自由民主制相兼容的政治模式，在西方世界，我辨识出两种世俗的自由民主模式：一种是对宗教充满敌意的法国模式，另一种是对宗教友善（religion-tolerant）的盎格鲁—美利坚模式。我认为，这两种模式的出现可以视为这些国家独特政治历史、独特国家建构经历的副产品，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教会与国家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社会建构过程，期间通常伴随着痛苦的、激烈的乃至暴力的冲突。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和理查德·罗蒂（RichardRorty）在自己的知名论着中都曾谈到宗教与民主的关系，不过针对宗教是否会对自由民主制的发展具有潜在贡献，二人的态度却大相径庭。为了深入理解世俗主义和自由民主制的的精确关系，笔者打算考察阿尔弗雷德·斯特潘（AlfredStepan）的着作以及他提出的“双重宽容”（twintoleration）概念。
斯特潘集中探讨了世俗主义与自由民主制准确的制度性和宪法性关系，就此而言他的贡献独一无二。笔者同意他的分析框架，并进一步提出，在自由民主制度下，宗教和政府的关系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但是，有两条红线不可逾越：自由民主的宪法不能授予任何宗教团体否决民选立法机关通过的决议的权力，另外，政府不能仅仅因为宗教团体具有宗教性质，便禁止其参与政治活动。这些是“自由的最低界限”（minimumboundariesoffreedom），斯捷潘用这一术语来替代“世俗主义”，政府与宗教团体对此应予以尊重，这是宗教与自由民主和平共存的必要条件。笔者认为由于他深厚的理论功底以及所运用的新术语（如“双重宽容”等），斯捷潘的论文对于伊斯兰与民主的理论辩论具有启发意义，并且为穆斯林民主派的论辩及其推动民主事业的策略提供了理论武器，在伊斯兰社会，世俗主义是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
最后，第四章试图探索世俗主义在当前伊斯兰社会所面临的危机。造成这一危机的原因很多，不过最重要的因素是伊斯兰社会在二十世纪的“生活经验”。在这一时期，世俗主义逐渐与后殖民国家的压迫性政策与西方强国的干预划上等号，二者在不同程度上援引世俗主义为自己的政治行为辩护。这导致伊斯兰社会的很多选民反对和排斥世俗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穆斯林身份的重建也给世俗主义带来挑战，我认为，伊斯兰和世俗主义之间的辩论在身份重建的过程中进一步复杂化，这一身份重建拒斥世俗主义，据说，还认为世俗主义与伊斯兰的真正教义格格不入。最后，并且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借鉴阿卜杜·费拉里—安沙瑞（AbdouFilaly-Ansary）和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Hodgson）的成果，我认识到世俗主义在伊斯兰世界缺乏知识根基，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何在这一地区世俗主义不为社会大众接受。
从两个穆斯林大国——印尼和土耳其——近年来的政治实践看，我们或许可以克服本文所探讨的核心悖论：自由民主制需要某种形式的世俗主义，但是穆斯林民主派不得不在一种于植根于宗教的政治传统内运作。土耳其和印尼的实践表明，穆斯林的政党和伊斯兰知识分子可以为自由民主制的发展作出贡献。在这两个国家，穆斯林政党和知识分子通过对宗教教义的转变，逐渐发展出一种本土化的伊斯兰式的世俗主义，它包含政治多元主义、人权以及民主治理的规则。在当前土耳其和印尼政治发展中，这种本土化的世俗主义成为其重要特征，并与伊斯兰世界其它地区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从土耳其和印尼的政治实践中，学到的一个重要理论是：宗教教义的转变有助于政治发展。这种转变并不需要宗教的私人化；不如说，近来的经验证据表明，按照斯特潘限定的条件，在公共领域中运用宗教，对自由民主制的发展和巩固大有裨益，对那些宗教是身份标志的政治体而言尤其如此。
简言之，从长期、痛苦的自由民主抗争史上看，宗教是一个关键性并且是常被人忽视的变量，许多社会学家在分析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而本书则试图对此加以强调。
在当今多极化的世界（polarizedworld），宗教正日益变成国内、国际辩论的热点问题，因此有必要对事关宗教与民主关系的一些习焉不察的前提、假设和理论做一番重新思考。面对世界范围内宗教意识的兴起和新的经验证据（一些宗教团体已经对自由民主制的发展、巩固作出了积极贡献），尽管我们无需完全抛弃那些假设，但是需要对它们进行批评性的重估和更新。
这种再思考有助于观察者理解当今伊斯兰世界令人眩晕和费解的政治现象。人们在试图深入理解这一主题时经常受到一种“虚假的普遍主义”（falseuniversalism）的误导。之所以称其为“虚假的普遍主义”，是因为它将西方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视为整个世界的普遍性规则。尤其在思考世俗主义和政—教关系时，这种误导尤为突出。尽管跨文化的相似性确然存在，不过我们需要铭记，其它宗教传统对宗教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有着不同的历史经历和记忆，很显然，这种记忆和经历在塑造着当代人的态度。
在当今日益多元化、全球化的世界，熟悉这些不同的历史、记忆乃至经历尤为重要。然而，即便如此，在当前主要的伊斯兰国家，一种新型的政教关系史正在书写中，而这与过往历史大为不同。那些探索这一主题以及那些在未来读到本书的人，无疑会塑造后人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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