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东东
去年8月，笔者应有关部门安排，接待了一位专程来我国考察医疗纠纷的美国学者。交谈中他提到，此次来华参观考察了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多所大型综合医院。发现这些医院的硬件设备绝对优于美国；医务人员的综合素质也不错，且有高级职称人员的比例远远多于美国；科研经费也不算少，而且还有为数极其庞大的病人。但为什幺没有重大医学成果？笔者当即告知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科研成果的评价机制存在严重弊端。
“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十三五”规划建议中的这一条无疑是要打破从计划经济时代延续到今天的科研经费“撒胡椒面，分配大锅饭”财务管理模式。
近一两年，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使用政府纵向下拨的科研经费参照党政机关经费严格管控，基本上堵住了不规范使用的漏洞。但从经费使用的效果上看，“不差钱”等于“花得值”了吗？
以医药卫生领域为例。多数医务人员做科研写论文目的不是真正搞科研，而是追求发表论文的数量，方便提职称。现行人事制度规定，要想提职称就得写论文，还要公开发表在一定级别的刊物上。医务人员只能是东抄抄、西抄抄，托托人，交点版面费，把文章发了。笔者做了一个粗略统计，目前我国公开发行的各类医学学术刊物有1100多种，涉及18个学科领域。其中所谓的核心期刊有586种。年发表论文总量近10万篇。但没有一篇对人类医学科学进步有重大影响。
当前众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制定考核科研人员业绩的一个硬性指标就是每年能拉到多少科研经费、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以及文章被引用次数等形式上的分值。对科研成果的社会实质效果基本上是忽略不计。完不成任务的将被划为待岗、待聘人员之列。逼着科研人员急功近利，不讲诚信，走旁门左道。科研经费投入很大，产出的不乏“科研垃圾”。依照如此评价机制考核，诸如屠呦呦、王选、袁隆平等科学大师们不可能取得今天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早已“被下岗”转从他业了。
有鉴于此，我国现行的科研成果评价机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根据科学研究的规律以及我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科研照片的实际状况，参考其他国家通行的做法，科研成果的评价应实行分类考核评价。简言之，就是对研究型综合大学、从事基础科学研究或人文学科研究的科研院所，应以对自然和人类文明的认识发现和所提出的问题作为评价指标。而对于非研究型大学、从事应用技术学科或社会科学研究的科研院所，则应以对职业教育的贡献、应用技术的革新与推广、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影响力作为评价指标。彻底废弃一刀切式的唯经费数额、论文数量、职称考试之类的硬性评价指标。把科研人员从无用功中解脱出来，实实在在地把心思放到科研上。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管控好科研经费，好钢用在刀刃上。▲（作者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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