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月中下旬欧洲难民危机集中爆发以来，笔者一直行走在出国访问的路上，不管是在俄罗斯、亚美尼亚，还是在加纳和安哥拉，和当地以及参加国际会议的其他各国学者交流的过程中总免不了要讨论一下高居国际媒体头条位置的欧洲难民危机问题。
在交流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俄罗斯以及来自亚非等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在感叹难民的命运以及欧洲诸国面临的压力时，大多追根溯源把美国失败的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政策视为此次难民危机的始作俑者，并且批评美国在接纳难民方面所表现出的迟疑、小气和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但欧美学者则较多关注难民问题对欧洲未来社会和政治经济生态的影响，也有反向质疑美国奥巴马政府“软弱”的叙利亚政策和姑息巴沙尔政权为危机之源，甚至也有追问中国打算在接纳中东难民方面做出什幺贡献的云云种种。
对追问中国打算接纳多少中东难民的提问，我曾半开玩笑地应答：不少西方媒体不是还把中国描绘成没有民主，以及人权和自由缺乏的国家吗？而口口声声要帮助中东国家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美欧，怎幺能将他们拒之于国门之外且把他们往中国的“火炕”里推呢？对于我这样的半调侃和反问式回应，提问者往往讪讪然顾左右而言他。
的确，中东北非大规模难民危机的形成，中国虽与之没有半毛钱关系，但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不仅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向叙利亚人民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现汇和物资援助，而且中国政府还早就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在难民有需要的时候一定会给予必要的援助。
另外，诚如中国古语所言，“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从造成此次难民危机的根源来看，最需要反思以及最需要为难民安置做出努力的自然非西方莫属。从阿富汗、伊拉克到利比亚、叙利亚一路打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把西式价值观的输出作为主要方式和目的，把用军事手段推翻原威权政权作为主要路径，但却在这一过程中忽视了这些国家内在的社会、文化、宗教及其对政治架构重建的影响。换言之，西方在轻易打破“旧制度”之后却陷入了无法缔造“新制度”的泥淖，并且在“新制度”远未建立起来之前就自顾拔腿而去，留下的则是在失序与混乱中挣扎的当事国人民及不得不面对的难民潮等负边际效应。
与西方好为人师的“干涉主义”截然不同的是，中国反对军事干涉、主张用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的旗帜。同时在对外合作和发展方面，虽然中国经验和发展模式被国际社会认可，但我们并不输出自己的模式和价值观。中国在过去30多年所摸索走过的符合自身国情的改革开放发展道路，其成功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而且也雄辩地说明：尊重他国的发展道路选择不仅是一国发展的需要，更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稳定的需要。▲（作者是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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