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21年，站在柏林性科学研究所前的异装癖者
一战爆发前几年，巴黎记者奥克塔夫·米尔博踏上了一场对于当时的环境而言不同寻常的旅行。他开着一辆牌照为628-E8的汽车穿过比利时、荷兰和德国，随后将自己的感受和经历加工成一段传奇故事，并于1907年将这本名为《628-E8》的短篇小说付梓出版。
他旅行故事的高潮就发生在柏林，处于动荡中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首都，当时最富魅力的城市之一。一个半世纪前，美国人马克·吐温就将之描述为“欧洲芝加哥”。带有无政府思想倾向的左派学者米尔博对此表示同意：“我想告诉你们，开车去柏林吧！”只有那章的标题显得有点古怪——《柏林，罪恶之地》。
作为帝国都城，柏林在世纪之交就已在成为世界着名的性旅游目的地和男妓中心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真正抵达。柏林成为性取向偏差的蜡像陈列馆和实验室，而为其添砖加瓦的不仅有酒色之徒和窥淫狂，还有心理学家、性研究专家、犯罪侦查学家、记者和作家。在普鲁士严苛礼教的乌烟瘴气中，柏林却成为当时世界上也许最大度最开明的大都市，开启了一次长长的解放征程，并在100年后的今天引出了同性恋平等权益的抗争，而其最后的阶段性目标——同性婚姻合法化，也已经在不少国家得以实现。
“他们（柏林人）不满足于如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做鸡奸者。不，他们必须发明‘同性恋’这个词。天哪，这种科学渐渐流行了起来！有科学热情的鸡奸者，受过良好教育的鸡奸者！他们将男性之间的爱情称为‘同性恋’，而不是定义为不道德行为。”米尔博这样总结他在柏林见识到的这个混合着享乐主义、放荡自由、启蒙热情的新奇世界给自己带来的惊愕。
1893年2月，瑞典戏剧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参加了一次“首都不正常家伙”的“化装舞会”，如他所写：“男人和男人跳舞，充满忧伤，出奇庄重。装扮成女士的人，却留着骑士的小胡子，戴上夹鼻眼镜。”斯特林堡认为这是他一生中见过的最丑恶的场景。
邀请他参加这次聚会活动的是柏林一位高层警官。这次化装舞会也不是在某个地下室中秘密举行的，而是获得官方许可后“在良好的控制下”进行的。这位警官也绝不会藏起来不出场，他认识组织者，能叫出每个“不正常家伙”的名字，和他们打招呼。
让柏林如此独特的，并不是存在宣扬“性别平等”的次文化（伦敦和巴黎也有），而是可以公开展示、参加、记录和描写，不仅获得当局首肯，甚至还得到其积极帮助的“亲同性恋”环境——尽管根据臭名昭着的德国《刑事法》第175条，“鸡奸”，即男性之间的性交，要受到刑事惩罚。
历史学家罗伯特·比奇撰写了一个发生在1867到1933年的故事，将这个“不一样的柏林”的产生和发展，其直到今天仍是这个城市一个基本因素的同性恋文化描绘出来，用轶事和引文丰富故事内容，仔细搜索出处和文献资料进行佐证。他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确认同性恋人格的存在，并接受他们的同性恋身份，是一项德国成就。1869年，“同性恋”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一本抨击普鲁士关于鸡奸的法律规定的小册子中，进步医生和性研究者可以将之用作同性之间的性爱和性取向。“同性恋的（德语schwul，这个词和‘闷热’一词很相近）”这个词可能源自柏林方言，暗含“温暖的兄弟情”之意。
柏林警察很快意识到，第175条是个迟钝的刑事工具，因为它只惩罚性行为，而不是同性恋的“兄弟情谊”。因此他们容忍同性恋酒吧和活动的存在，以便更好地监控社会环境，尤其是对同性恋者偷窃或敲诈等犯罪行为。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使得柏林的同性团体比其他任何大都市都增长迅速。
同时，同性文化的繁荣也促进了性科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争取同性恋权益的先驱。他们中最重要的是医生马格努斯·赫尔希菲尔德，他于1897年成立了“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并组织了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在医学和文化上重新评估同性恋、反对歧视的运动。一战结束后，赫尔希菲尔德成立了性科学研究所，和他的性工具博物馆一起很快成为热门旅游景点。
赫尔希菲尔德自己也有一个同性伴侣，拥有当时具有革新性的思想：同性恋不是歧途，也不是罪恶或道德缺陷，更不是性格扭曲的变态，而是一种天生的心理和生理状态。这位研究者在很多关于同性恋、变装癖和变性人的文章中都宣称，一个人的性取向是生理决定的，因此来自法律和社会的歧视十分荒唐。与赫尔希菲尔德保持密切联系的刑事调查局同性恋科接受了这种当时非常进步的“生理决定论”。他们很少以“同性淫乱”为罪名判刑，而是全力对抗那些当时很活跃的，曝光有钱人的同性恋取向来向其勒索的敲诈分子。因此当时，导致帝国时代的柏林名人成为受害者的，是热衷于揭露的新闻界，而不是警察。1902年，社民党报《向前》公布了着名实业家弗里德里希·阿尔弗雷德·科鲁普的同性恋取向，不久他去世了，死因至今未明，可能是自杀。
几年后，奥伊伦堡事件震动了整个柏林。当时，记者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在报纸的某句话中暗示，皇帝威廉二世的亲信、奥伊伦堡亲王是个同性恋。哈尔登的指正引发的诽谤控诉，极大地损害了皇室、普鲁士贵族和军团的名誉。法国记者大肆取笑此事件，称之为“德国罪恶”，意大利人将“柏林恋”作为同性恋的同义词，而英国人（他们实际上是同性恋领域的真正专家）称之为“德国习俗”。至此，“第三性别”（这也是赫尔希菲尔德发明的词）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德国。
赫尔希菲尔德在某次司法诉讼过程中反对哈尔登，1918年后在他的研究所里（这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这种形式的机构）继续进行争取同性恋解放的斗争。赫尔希菲尔德把他的天赋、科学和政治宣传结合起来，力图“借助科学争取公平”。自主决定性取向的权利，以及性满足和繁殖后代的区别，慢慢在普通民众的思想中渗透开来，并受到魏玛流行文化界和左派党的支持。
如同英国诗人威斯坦·休·奥登所写，柏林的夜店文化、餐厅的歌舞表演、男妓、官方的宽容或漠视，同时还有相对廉价的生活成本，使得这座城市成为每个同性恋者的“白日梦之城”。“那里有170家由警察监控的同性恋酒吧和餐馆。” 1928年秋，21岁的奥登搬到柏林，很快把他的朋友克里斯多福·伊舍伍也接了过来。“柏林是‘男孩们’的代名词”。伊舍伍在自传中这样总结这座城市的魅力，在纳粹掌权前的最后几年间，他成为讲述柏林“同性颓废文化”的英语编年史作者，是同性恋运动的第一批文学代表之一。
作为无拘束性行为的先锋，伊舍伍和奥登将一系列英国作家、诗人和冒险家吸引到了德国首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短期回到英国并结束了和一个女人的恋爱关系之后，奥登这样说道。在他的家乡，人们用沉默和掩饰来应对同性恋话题，这令他倍感压抑。
历史学家比奇表示，魏玛共和国时期宣扬同性恋文化的柏林出版物“从各个角度来看都是独一无二的”。最成功的当属《友谊》，它从1919年一直出版到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帝国总理。当时在柏林报刊亭出售的25-30 种关于同性恋的报纸和杂志，几乎都毫不遮掩地为自己关心的事情打广告，不仅包括酒吧、俱乐部和咖啡馆广告，也刊有专业医生、律师、私人侦探和异装癖裁缝服务等广告信息。《友谊》自称拥有国际读者圈和1 万多订阅量。一些旅行指南列举出几十个专为男女同性恋敞开大门的场所。通过征友广告，同性恋也很容易找到“志同道合者”。
1928年来到柏林学习包豪斯风格的美国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表示，美国游客可以在这个物价低廉的城市彻夜狂欢，并为廉价可卡因而迷醉（也是德国化学家的发明）。在1922-1923年使很多中产阶级陷入贫困的大型经济危机爆发之后，男女妓人数激增。
着名同性恋作家托马斯·曼的同性恋儿子克劳斯·曼，1923 年第一次来到柏林时还不满17岁，充满热情地在“腐化堕落”中穿梭。他想留在这里。“柏林的夜生活！男孩，男孩！这世界还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以前我们有优秀的军队，现在我们有优秀的变态！罪恶，来吧，来吧！令人眼花缭乱的庞大选择啊！”
医生赫尔希菲尔德估计，当时柏林的同性恋人数在5万到10万之间。1930年，柏林有28万游客，其中有4万美国人。更加宽容的关店时间规定使得大部分同性恋酒吧都几乎可以全天开放。1929年10月，赫尔希菲尔德以为自己就快达到目标了。帝国刑法委员会以15比13的票数对比，通过了关于废除臭名昭着的第175项同性恋条款的决议，但是不久，魏玛共和国在民主政治上的软弱无力使得该决议并未进入议会投票章程。赫尔希菲尔德那之前就已经在慕尼黑被右派打手袭击过一次了。1930年，他踏上一次演讲之旅，之后再也没有回过柏林。纳粹在掌权两个月后抢劫并摧毁了他的性科学研究所。被纽约人称为“性科学的爱因斯坦”的赫尔希菲尔德于1935年死在法国的流亡生活中。
同年，纳粹决定更加严格地实施第175条法规。在第三帝国期间，有10万德国男人因为同性恋罪行遭到起诉。直到1969年德国大联盟政府才宣告成年男人之间的性关系无罪。1994年，在统一后的德国《刑法》中，第175条不再存在。每年在统一后的德国首都举行的同性恋大游行活动也是一种对历史的纪念：柏林曾是现代同性恋权益运动的诞生地。
原文作者：罗迈恩·莱克
[译自德国《明镜周刊》]
赏
I 相关 / Other
[摘要]韩沐伯以自己位居中间位置为由，坚持突出自己，伍嘉成则出于团队角度考虑，强调集体动作的协调与一致
驾驶本如何审验？年龄在60岁以下的驾驶人持C1、C2本，在一个记分周期内未记满12 分的，不必年审，只要驾驶证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五穀中性温的小米、小麦适合北方人种植食用；而适合南方栽培、食用的五穀之一则
为贯彻落实省总工会、省财政厅、省人力照片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强浙江省职工疗休养管理工作的意见》文
【新闻】张根硕“讲义中也闪亮着灵气”在母校进行授课！ (翻译：Susanna)
【新闻】张根硕“讲义中也闪亮着灵气”在母校进行授课！翻译：Susanna@张根硕国度香港后援会 (转载请注明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