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作为一名官员,不想着为人民百姓谋福利,而是为一己私利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来这是不能容忍的.山东首虎王敏堕落史是什么样的呢，和小编一起去下文中看看。
官员“两面”云云，其实仍是“一面”，那就是权力幻象之下的无法无天。精于计算的王敏之所以落马，归根结底，他是倒在法治意识缺失上。
昨日，中纪委网站刊文，详细披露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的案情。文章提及，王敏“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守纪律讲规矩”常挂嘴上，私底下却疯狂敛财，骄纵亲属子女;看红色影片每每泪流满面，但“第二天想做啥还做啥”，具有典型的“两面人”特质。
细察王敏的行止，痛恨之余，也不免感叹其隐藏之深、伪装之严。一者，他不收受下属的钱物“卖官”，不“特殊照顾”自己的秘书，却跑到别处大搞利益输送;再者，他也不漫天撒网，来者不拒，而只是与个别商人紧密绑在一起，仅仅从一个赵姓商人身上，就敛财1800万。这样幽深的心机、贪婪的手段，堪称贪官中的极品。
而在公开场合，王敏更是张口“廉洁”、闭口“清正”，既要“坚决整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和突击提拔干部等问题”;又要“对腐败分子，不论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坚决惩处”。这种言与行、此言与彼言、此行与彼行之间的极度乖离割裂，一方面固然为其博得了民众的好感，甚至被视为廉吏;而另一方面，不可测的危机环伺之下，也使得这种割裂与伪饰愈来愈严重。
其实，王敏并非不知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只不过，经过长期的官场历练，他已经成为一个“高明”的精算师，不仅善于适时制造民意，精准利用舆论，塑造“廉”、“严”、“能”的形象，更会在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大搞权钱交易，满足自己的贪欲。而无论是人前的一面，还是人后的一面，“两面人格”转圜之关键仍在于个人的私利。
精于计算的王敏之所以落马，并非算计不周，更不是出于某种偶然的因素，归根结底，他是倒在法治意识缺失上。从外部环境讲，随着反腐行动的渐次深入，对于官员的约束也越来越严，不仅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不仅观其本人，更要广开言路，察纳雅言，相应的，“伪装”也就越来越难。从“两面”官员自身讲，“两面”若要持续下去，也会面临着难以逾越的人性沟壑。
“两面”云云，其实仍是“一面”，那就是权力幻象之下的无法无天。具有类似“两面”人格的官员并不鲜见，而舆论也每每在官员落马后，发现他们在任时的诸多反腐倡廉“名言”。
这样的“两面人”显然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和危害性。不仅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败坏了官场生态，也会动摇了社会正常的价值观。而与那些千夫所指的贪官不同的是，面对这样的“两面人”，善良的民众每一声“原来如此”的惊叹背后，其实都会带有某种深深的挫败感。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听任“两面人”呼风唤雨。除了通过继续强力反腐，摘掉更多“两面人”的伪善面具之外，还必须进一步强化制度约束，比如，完善干部考核制度，推进官员财产公开，防范官员亲属子女以权谋利等。此外，既然内部监管容易出现信息屏障，不妨畅通民众监督的渠道，合理划定民主推荐、民意测评的范围，“官声在民间”，也可防范“两面人”现象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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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涉嫌受贿一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后移送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敏利用其担任山东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山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秘书长、济南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发现，王敏自1998年起任山东省委副秘书长，也就是说，到他被查的2014年12月18日，王敏边贪边升16年。
2015年3月，中纪委在系列专栏《忏悔与剖析》中，以《千万不能跟党装两面人，耍两面派》为题发布王敏案件警示录。文章提到，早在1992年时，王敏就已经犯下了腐化堕落的错误。据此，王敏被“带病提拔”的历史长达22年。在官方公开报道中，超过20年“带病提拔”史的案例在此前极为少见。
王敏是十八大后山东“首虎”，其出生、成长、学习和工作的所有经历都在山东一地。2004年48岁时进入山东省委常委会，成为副省级干部，2012年当选为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堕落史
据中纪委网站王敏案件警示录报道，1992年，王敏从美国参加培训班回到北京，经熟人介绍，和几个商人一起去豪华酒店吃喝玩乐，尽管只是一面之交，王敏就“入乡随俗”犯下了腐化堕落的错误。后来，那位熟人又多次带他去高档场所玩乐，让他欲罢不能。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1992年时，36岁的王敏任职山东省委办公厅秘书二室主任。
官方报道显示，从1992年开始，贪欲的图片在王敏头脑中悄然种下，并快速畸形膨胀起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老乡找王敏办事，送他一万元现金。他诚惶诚恐，后来想想，朋友间往来，别人不会知道。之后，变本加厉，找他办事的人越来越多，送钱送物的也频频登门。
2005年，王敏晋升为省部级干部未满一年，便主动将妻子介绍给地产商人赵某(据媒体报道，为“最牛地产商”赵晋，江苏省委原常委、省委原秘书长赵少麟之子)认识，并对赵某说，“你这个阿姨人很好，和她处不好的人肯定有问题。”于是，赵某主动带王敏妻子到北京、香港、澳门旅游、购物，从名牌衣服到名牌手提包，哪个好、哪个贵就买哪个。
2008年，在王敏默许下，赵某为其女儿购买住房。赵某还多次带王敏妻子去澳门赌博，王敏妻子不用出赌资且“分红”。王敏还纵容女儿在赵某公司长年“吃空饷”，并多次打招呼，帮助女婿承揽工程牟利。
王敏被查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是他的放纵害了家人：是我把他们引向了错误的道路，这不是爱而是害。我没有带好头，作为家庭主心骨，这个上梁没有摆正。
还是在2008年，王敏还曾找赵某出资100多万元，为其进行高档装修。
王敏的“双开”通报显示，其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无视党的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严重违纪违法，且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
据中纪委网站报道，在查扣王敏及其家人收受的钱物中，仅十八大以后收的购物卡就多达173张，占其收受购物卡总额近四分之一;收受商人、官员贿赂200余万元，占其受贿总额的12.1%。
十八大以来，王敏借到北京参加中央全会、“两会”等机会，多次给赵某打电话，明示暗示让其送钱。2014年6月，借在中央党校学习之机，到赵某在北京的会所吃喝玩乐。
同样是在十八大后，王敏多次找山东省某市领导，请其为自己女婿孙某与他人合办的山东一家置业有限公司弄块地搞开发。
据媒体报道，赵某被带走调查后，王敏害怕被牵出，几乎崩溃。
他在东窗事发后的《忏悔书》中写到：“夜夜难以入睡，几乎天天半夜惊出一身冷汗，醒来就再也睡不着，总想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事。白天常常魂不守舍，省委通知开会，怕在会场被带走;上班时怕回不了家;上级领导约去谈工作，也怕是借题下菜。开会时在台上坐着，往往心不在焉，只得强打精神撑着;一个人时，唉声叹气，多次用拳头敲打自己的脑袋，发泄胸中压力。”
省委领导谈王敏案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习近平曾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强调：各级党委(党组)不能当“甩手掌柜”，要切实把党风廉政建设当作分内之事、应尽之责，真正把担子担起来，种好自己的“责任田”。党委(党组)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既要挂帅又要出征，对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
2014年12月27日，山东省委常委班子召开民主生活会。作为“班长”的省委书记姜异康也谈到了9天前落马的王敏：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我作为省委常委班子的班长，首先认领责任，一定深刻警醒，坚决做从严治党的书记。
其他常委们也谈到了常委班子的不足：王敏问题是个人的问题，但却深刻反映出常委班子在自身建设上管理不严和监督缺失，深刻反映出常委班子在严肃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上的漏洞和薄弱环节。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在2015年1月召开的山东两会上，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郭树清曾公开谈王敏落马事件。
郭树清坦言，自己有领导责任，自己担任省委副书记，王敏是班子成员，也是自己的下级，共事两年。自己曾批评过王敏的工作作风问题，比如对省级干部不尊重，但没发现他的腐败问题，是自己的失职。他希望济南市委市政府不要背包袱，更不要因此影响工作。
郭树清同时也表示，调查仅针对王敏个人，要把他个人工作和济南市委市政府工作区分开来，对王敏的问题，哪些是违纪，哪些是违法也要区分开来。相信中纪委会把真实情况搞清楚，也要把王敏的缺点、错误和王敏之前做的工作区分开来。
中央领导人如何谈“带病提拔”?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十八大后，包括习近平和王岐山等中央领导人曾多次谈到“带病提拔”。
在王敏被查处的一个多月前，2014年10月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召开，习近平出席并讲话。在谈到干部选拔任用时，习近平指出，对干部选拔任用要严格把关，坚决防止带病提拔。有的干部身上有那么多毛病，而且早就有群众不断反映，但那里的党委和组织部门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没当回事，让这些人一而再、再而三被提拔起来，岂非咄咄怪事!
一周后的2014年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情况汇报。习近平强调，抓早抓小，基础在下面，要上下联动，把问题化解在地市和县一级，有效防止“带病提拔”。同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2014年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情况汇报时，习近平也谈到了“带病提拔”：要坚决防止带病提拔，纪委、组织部对有的问题未查完，疑虑很大的干部，不要贸然提拔。
2013年6月28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曾直言：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一些“带病提拔”、违规提拔的干部，这也说明我们的组织工作还大有可改进之处，因为如果选来选去使大家对好干部的标准都弄不清了，那显然是选出来的一些人不仅没有起到标杆作用，反而起了反作用。这个问题要引起深思。
王岐山曾在多次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讲话强调，“带病提拔”是中央巡视组在选人用人问题上，要重点巡查的问题之一。
2014年5月6日至12日，王岐山先后4次主持会议，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座谈。王岐山强调，要重点查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
还有哪些省部级官员属“带病提拔”?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2016年2月14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题为《永远在路上，贵在开好头》的文章，其中也谈到了“带病提拔”的问题：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央纪委查处的中管干部严重违纪问题，很多都是发生在担任下级一把手期间;有的省已查处的领导干部中，半数以上属于带病提拔，有的甚至带病在岗10年、20年，屡被提拔。
曾经的“60后明星官员”万庆良，也是边腐边升的一个典型。
2015年12月25，广东省委原常委、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受贿案在广西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检察院指控：2000年至2014年，被告人万庆良利用其先后担任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揭阳市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广东省副省长、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15个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本人直接或通过其特定关系人林颖索取、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亿多。
前述王岐山曾重点布置中央巡视组查处“带病提拔”问题，而“边腐边升”的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严重违法违纪案，就是巡视中发现的案件，移交给中央纪委后，中央纪委优先办理。
2015年1月22日，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廖少华案。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廖少华利用其担任贵州省六盘水市委副书记、市长，贵州省黔东南州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在担任贵州省黔东南州委书记期间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也就是说，廖少华在被查前，也有十多年的“带病提拔”史。
河北省委原常委、原组织部长梁滨，河北省委原常委、省委原秘书长景春华两位常委会同事先后被查，两人均属于“带病提拔”。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2015年5月21日，在河北省委常委第一次“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会上，时任省委书记周本顺指出：梁滨、景春华出问题，我们更要牢记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的道理，使这个代价不能白付。同时，他也强调，要在干部提拔上把好关，以“三严三实”的标准选干部，不能搞带病提拔、边腐边升。
而就在周本顺开完前述会议两个月后，自己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另外，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安徽原副省长倪发科，福建原副省长徐钢，南京原市长季建业等省部级官员都属于“带病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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