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装饰（设计）常沙娜

《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28日 09版）

【艺海撷英】

1946年，常书鸿为了推广敦煌筹集经费，带着年仅15岁的女儿常沙娜在兰州“物产馆大楼”举办父女联展。73年往事，一位成为了“敦煌守护神”，一位成为“敦煌图案解密人”！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的“花开敦煌——常书鸿、常沙娜父女作品展”，是这对父女的作品跨越73载后的再次重逢。父女二人的油画、速写、壁画临摹、花卉创作、装饰图案设计、服饰设计等共200余件作品，贯穿了两代人在不同时期的艺术经历，将“花开敦煌”展览的核心精神——“守护与传承”娓娓道来，引发当代人思考面对自身文化应该承接的使命，也从另一视角诠释出“丝绸之路”的文化、艺术与历史意义。

还记得1992年，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率团来到台湾参加敦煌学术讨论会，这是台湾敦煌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敦煌展首次与台湾观众见面。展览的盛况让我对敦煌有了第一次的怦然心动！

敦煌的莫高窟壁画既是宗教艺术，又有着人世间的爱与无常。难以想象1000多年前，中国有着这么鲜艳生动的壁画创作。大量的供养人画生动传神，青绿山水体现出春意盎然的情调，山水中的人物着红色调衣服，耀眼夺目，整体画面却色调统一，绚丽多彩，过去了千年的敦煌就这么活在眼前。

敦煌与常书鸿、常沙娜父女两代人有着血脉不解的深情。常书鸿1927年赴法国留学，是早期中国留法艺术家中油画的佼佼者，然而与一本《敦煌石窟图录》在巴黎塞纳河畔的偶遇，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也影响了女儿常沙娜一生命运的抉择。常书鸿归国后于1943年开始扎根敦煌，在他辛勤工作的数十年中，组织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还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为保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艺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人们誉为“敦煌守护神”。

正如常沙娜所说：“100年对敦煌的历史是短暂的，而对父亲常书鸿在敦煌的50年人生是凝重而珍贵的。”那个年代，苍茫大漠中，荒芜的洞窟里，艺术家破釜沉舟的勇气，与年幼少女对父亲信任且相依为命的深情让人动容。

常沙娜受父亲影响，自12岁起随父临摹敦煌壁画，承载父亲遗志，一生亦致力于敦煌艺术的教育推广。她展露出过人的艺术才华，赴美留学归国后，在林徽因的指点下走入工艺美学领域，以敦煌图案为蓝本，完成了如人民大会堂建筑装饰等国家重点设计任务。同时，她向自然的生命形态攫取艺术灵感，创作出一批花卉作品，并在将中国传统文脉融入当代设计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她曾说过：“是敦煌的风土培育了我做人应有的淳厚；是敦煌的艺术给予了我学习传统艺术的功底。”

初见常沙娜，气质优雅，她对大时代故事的阐述不疾不徐。明明是时代的经历者，诉说时却像是个时代的旁观者，云淡风轻。第一次见到她的作品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作品真的是出自一位少女之手吗？莫高窟盛唐第172窟《观无量寿经变》这么宏伟的壁画，其间唐式建筑错落有致，若不是一位老练的高手，是没办法画出楼阁廊宇间这么精准的线条的；若不是经历了生命的沧桑，又岂能体会金刚怒目、菩萨垂眉的内在力量？洞窟中禅修者内心平静，洞窟外森林里危机四伏，那内在的情感思想与表现手法，超越西方表现主义画派作品，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所绘。在她笔下那些跳脱临摹作品的花卉创作，又仿佛时光流淌，在阳光恣意的夏日午后，自有一股清凉。

2014年，我们在今日美术馆举办首个展览“花开敦煌——常沙娜艺术研究与应用展”，展览不仅传递出清晰的文脉发展史，同时具备新颖的创意理念，因而备受好评。在展览研究的过程中，常沙娜遵守传统，敬畏传统的初心让人印象深刻，从她身上，我重新感悟大时代文人对“国与家”的认识。在研究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1949年常书鸿拒绝了国民党当局将敦煌展品运往台湾的命令，他说莫高窟在哪里，我就在哪里；1951年抗美援朝期间，常沙娜完全与国内断了线，她心系父亲一人独守莫高窟，放弃学业，毅然回国。两代人在国家纷乱之际，都没有考虑自身需求，而是不约而同地选择返回祖国，这是真正的文人家风。对这对父女的认识越多，也就对那一代文人以艺术救国的了解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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