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2015年养老保险基金的当期结余和累计结余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这些年虽然累计结余总额在增加，但个人账户的记账额增幅更快，养老保险制度资产和负债的缺口正在扩大。按照现在的发放速度，如果制度不改，累计结余是否真的有耗尽的风险?
郑秉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的增长是因为不同省份混起来一起算的。现实的情况是由于统筹层次过低，有些省份的累计结余一直在增加，而一多半省份则是收不抵支。
如果只考虑征缴收入(不含财政补助)，2015年全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赤字进一步扩大到2796.36亿元，比上一年增加1475.26亿元，全国只有7个省份的征缴收入大于基金支出。即使按照包含财政补助的大口径收入计算，全国还有黑龙江、辽宁、河北、吉林、陕西、青海这几个省份收不抵支。
从累计结余来看，不同省份之间也是苦乐不均。2015年，广东、江苏、浙江、北京、山东和四川六个省累计结余共有19963.17亿元，占到全国累计结余的56.48%;同时，累计结余负增长的省份有5个，比上一年增加了3个。
具体来看，全国的不同省份可以分为3种情况，第一种是收大于支，比如广东;第二种是怎么收都不够的，比如辽宁，需要中央财政补助。第三种是当期收入和支出相差不多的，基本不需要财政来补。
我们在计算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状况时与政府部门地方的分歧，在于财政补助是否可以算作制度的收入来源。我们所言的“收不抵支”是指征缴收入小于支出，财政补助是制度外的收入，不能通过财政补助来判定一个制度的收支状况。
现在的情况是由于养老保险缺乏应有的精算平衡，也缺乏预决算的程序。在没有制度约束和制度预测的情况下，有缺口财政就无条件地必须补助，这是不科学的，一定要补得清楚，补得明白，知道为什么有缺口，靠制度参数调整是否可以弥补缺口。这样的制度才是健康的制度。大家一定要知道，财政收入也是纳税人的钱，羊毛出在羊身上。
第一财经：您有过一个测算，今年全国有25个省份符合基本养老保险降低了1%的条件，企业减负估算为600~700亿元。您认为，降费是否会加大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压力?
郑秉文：如果现行制度不改革，降低费率对基金的可持续确实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即使是在如此高费率的情况，基金的收和支才基本平衡，但由于统筹层次比较低，每年还必须有几千亿元的财政补贴。
从来都没有免费的午餐，降低费率必然会导致财政补贴增加。各个省份的情况有所不同，像广东、山东等省份降费不会导致财政补贴增加，但在一些收支本来就比较紧张的省份则会增加。总的来看，今年由于降费导致的财政补贴增加不会很多，但明年的财政补贴肯定会高于今年。
这项政策是一个临时性的政策，按文件规定，为期两年。如果政府不对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我认为降费会让基金不堪重负，预计养老金费率将在期满之后上调回到原来水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降低税费成为世界性的一个潮流，也在倒逼我们的养老保险制度尽快进行改革。
第一财经：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养老保险制度要坚持精算平衡，您认为应该用“精算平衡”来代替“再分配平衡”原因是什么?
郑秉文：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是一个缴费型的制度，不是社会救助制度。既然缴费，就要算账，知道收入和支出的结构和缺口，并知道为什么，与参数设置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这是保证制度健康的一个前提，如果制度本身不健康，在参数匹配的情况下，财政每年补贴几千亿元甚至更多，那就要寻找原因，研究一下既然参数匹配，为什么还存在缺口，这是养老金基数的ABC。在经济发展态势良好，财力还可以有所保障，但一旦经济下滑，实现这种保障的难度就比较大。
当前关于社保的公平理念有必要用“精算公平”代替“再分配公平”。精算本来是一个很专业的术语，写入三中全会文件，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历史进步，说明政府认识到保险制度要用精算平衡去约束。今年2月，我领衔翻译的《拯救未来：加拿大养老金“1997改革”纪实》出版并搞了发布式，只要大家翻翻这本书，就知道发达国家是如何进行制度建设的，就知道什么叫精算平衡。
精算平衡的含义是代际之间，当代和未来、收入和支出、退休和交费人之间的大平衡，各个参数之间要有基本的平衡关系。其中，实现和坚持多缴多得原则很重要，现在很少有人这么讲了，甚至反对多缴多得的原则，这是不应该的，即使在欧洲福利国家，他们的改革方向也是追求多缴多得。
所谓多缴多得，实际就是精算中性的意思，于是，精算中性带来崭新的公平观，多缴多得在目前我国社保制度下是一种先进的、拯救制度、锐意改革的公平观。精算公平和多缴多得，这个原则很可能与再分配公平相冲突，再分配公平往往意味着济贫，国家财政制度、税收制度、社会救助制度等应更多地负起责任来，而社会保险制度，为了使它的可持续性更好，在目前条件下，应强调精算公平，即强调多缴多得。
强调多缴多得，参保人满意，没有道德风险;制度收入也令人满意，因为在道德风险受到抑制的情况下，大家的缴费都是实实在在的，没有藏奸耍滑，这样，制度的收入就真实起来了，各个参数就匹配了，可持续性就提高了。
第一财经：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准备之后，基本养老金投资运营今年正式启动。截至目前，北京、上海、河南、云南、湖北、广西、陕西7个省市的3600亿元养老金已经签署合同，其中1370亿元已经到账并开始投资。当前进入市场的资金量是否达到了预期?为什么一些养老金结余大省仍然处于观望状态?
郑秉文：现在养老金投资运营的金额是远低于当时预期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统筹层次过低所导致的地方局部利益。从理论上来说，结余越多，基金贬值的风险就越大，地方政府就更应该有动力来投资运营养老金以实现保值增值，但实际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结余规模越大，地方利益就越大，资金拿到中央投资运营的阻力也就越大。
养老金投资运营是对养老金存量的改革，这些养老金都是通过财政专户放在地方银行里面，这其中是牵涉到很多利益的。参保人的利益和地方的利益在这个方面并不一致，一些地方政府、地方银行实际上并不太愿意把钱上交到中央来进行投资运营的。
第一财经：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一直都备受关注，2015年，个人账户的累计记账额已经高达4.7万亿元，下一步个人账户的改革应该何去何从?
郑秉文：2015年个人账户的累计记账额已经高达4.7万亿元，其中，实实在在积累的资金还不到3300亿元，空账高达4.4万亿元。
需要引起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截至2015年底，全国所有做实个人账户的省份累计结余为3274亿元，比2014年底减少了1727亿元，降幅为34.53%。这是2001年做实个人账户试点以来的首次下降。
与做实个人账户工作难以推进相对应，个人账户资金支出规模虽然不大，但正在以较快的速度增长，2010年个人账户基金支出只有343亿元，到2015年已经上升到了1048亿元，上升了205.54%。这些变化都要求应该尽快采取行动应对个人账户的问题。好在2013年三中全会决定进行“完善个人账户”，这是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
我认为，向名义账户转型和扩大个人账户比例是一个事情的两个侧面，是缺一不可的：只有转型，才能扩大账户;只有扩大账户，制度才能增加激励性，费基才能做实，费率在广东等发达地区才能提高到法定费率。只有这样，个人才能真正获益并提高获得感，制度才能增加收入并提高可持续性;只有增加了制度收入，才能有条件降低费率，为企业减负，才能真正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所以，仅仅向名义账户制转型，而没有扩大账户比例，那就浪费了制度红利，只做对了一半，另一半没做，老百姓要骂娘的。扩大账户以后，民众的获得感是实实在在的，老百姓能够看到钱，社会就增加了一个稳定器，否则，社保制度就有可能是一个火药桶。
比如，这个月和下个月是各省调整缴费基数的时间。北京前天(27日)公布了新的缴费基数是每月7706元，说这是去年的职工月均工资。那么，你可看看有多少人满意，多少人骂娘。但是，如果扩大账户，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就好像为什么在缴存住房公积金时大家都愿意扩大工资基数并用真的基数去缴存?
改革要接地气!改革方案要听取民意。我这里再次强调，所谓扩大个人账户比例，是指从企业单位的缴费20%那里划出一大部分给个人账户，个人缴费比例并不提高，反而可以下降，个人的负担降低了，但获得实惠多了。
第一财经：您最近表示制度改革比单纯找钱的作用更长远。您认为当前还应该尽快推进哪些制度改革?
郑秉文：我国养老保险肯定是出了问题。与美国和加拿大相比，我们的缴费水平是占工资的28%，而美国只有12.4%，加拿大只有9.9%，我们比美国高一倍多，比加拿大高了将近三倍;但是，我们的养老金水平并没有相应高那么多，甚至并不比美国加拿大多多少。而且，我国的制度还离不开财政补贴，几乎每年都占了很大比例，而美国、加拿大的制度从未有一块钱的补贴，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我国这么高的费率都很难降下来，肯定不是因为缺钱，所以不用四处找钱，缺的是制度的结构性改革，是制度的管理出了问题，问题在内部，不在外部，所以在外部找钱就必然忽略了内部的制度改革，这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真正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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