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狩猎恐引发不利保育的对立，裴家騏认为在适当监测下，开放狩猎有利保育。图为太鲁阁族要求开放狩猎权。图片来源：小米穗原住民文化基金会。
【原民狩猎如何行】系列报道二 本报2016年4月14日花莲讯，赖品瑀报道
※编按：多年来，狩猎与保育争议始终未解，与其争论不休，本报更想探讨两者能否找到并存的方式。系列报道专访生态学者裴家騏及戴兴盛，盼提供解方，也欢迎读者一同来讨论。
立委孔文吉提出《野保法》修法草案，以增加“原住民族地区”、“非营利自用”两关键字来处理原民猎人个人的除罪化。然将只谈个人狩猎权利，却无论及群体规范，反而引发论战。对此，东华大学自然资源与环境学系副教授戴兴盛推介“有弹性的三方共管”思维。
戴兴盛指出，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Elirior Ostrom以“共有资源治理”理论获奖，主张根据许多成功经验分析，“资源使用者与监督者作为同一群人”时效果良好。狩猎权无限上纲恐危及保育？戴兴盛认为，若能让部落族人担任资源使用者与监督者，可以兼顾原权及保育。图为太鲁阁族要求开放狩猎权。图片来源：小米穗原住民文化基金会。 资源使用者参与管理 在地补足管理真空
为何不会有“球员兼裁判”弊病丛生的疑虑，反而获得成功？戴兴盛表示，过去台湾原住民猎人打猎时，进行第一线状况掌握与管理即是一例。反言之，当两方为不同批人时，从现况来看，国家就是没有能力做到时时刻刻严密守卫每一块土地与资源，“政府缺席却又不愿下放权力”，正是造成许多管理上的真空原因。
“正视目前机制的失灵，也看看国际最新的经验。”放到目前现况来看，戴兴盛建议尝试以在地社群、国家力量与NGO、学者的第三方，一起合作的三方共管。戴兴盛以狩猎议题来解释，即便是当地社群也不能完全掌握一些来自外部的影响，需要三方结合起来，政府负责提出政策、学者与民间组织协助监控、研究与发掘问题、在地居民则负责执行、落实。互助也有制衡监督的效果。重点是，这个共管机制是有弹性、能修正的。 台湾尚无共管相关法令 成败端看政府作为
例如澳洲大堡礁的经验便是成功的三方共管，政府除了提出不再开发港口、减少污染物进入礁区外，也下放权力，找来学术界展开学术调查，也协同传统拥有者共同管理。
反观台湾，戴兴盛提出，目前仅有东港樱花虾谈得上是成功资源共管，东港樱花虾产销班不但订定作业渔船公约也，建立了社区型渔业管理制度，更经由资源评估订出总许可渔获量，与可作业船数，县政府便因此进行相关规定与公告。
其余也有不少地区开始相约禁渔，但仍端看地方政府是否相挺，成果还有待观察。戴兴盛表示，目前中央尚无一套对于共管的法令，也许可从《野保法》的狩猎部分先纳入允许共管的试验部分，将来在海洋资源、在原住民土地等管理，也可以陆续让共管机制发挥功能。 共管机制需弹性 各自谈出大不同
戴兴盛强调，共管的机制需要弹性，每个议题都要看其性质，如外部性、公共性等条件，并非只有0与100两头极端。例如加拿大的原民狩猎，由个别群体与加拿大政府谈判，因此每个规范的內容大不相同。反推回台湾的状况，族群众多、各地自然资源也大不相同，便可以以个别族群、或相邻且条件类似的几个部落合组，在健全的三方共管机制中，讨论出各自专属的共管规范，才能符合实际状况与需求。
目前学界普遍将人类社会与生态两个系统，诠释为相互影响也不停变动的概念。已不是“待收集完所有资讯”再来决定该怎么做的科学管理态度。追根究底就是因为承认了“永远不会知道所有资讯”的缺陷，但相关的因应与管理仍须迫切着手，因此在“不能假定我们有天将会全部知道”的状况下，以能快速回馈、有修正的弹性开始了“做中学”的机制。
原民狩猎对环境的冲击有多大？戴兴盛表示，目前并没有学者能断言，因此更应该有共管“实作”的空间与可能性。不能因为担心可能有副作用，就全然反对改变现有机制。
而在此波原民狩猎议题的论战中，检讨保护动物名录的主张又获重视，包括例如台湾弥猴、水鹿、山羌、山羊这些保护动物数量早已过剩，超过环境负载的现象不时遭人提出，但一直在名录上，没有人敢去除名。戴兴盛认为，已是应该逐项以实际状况讨论的时候，各界应该理解，名录的变动与检讨本该是常态，不需抗拒与逃避，就像毒物名录必须因为科技持续发展而不断更新一般。（继续阅读系列报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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